四　日益显现的能源独立助推美国经济的复苏

从1960年以来美国总统经济报告的主题来看，科技和人力资源是仅次于政府、市场与管制的主题，与预算税收和财政政策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而能源问题则仅次于经济增长位列第八。毫无疑问，作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历届总统对基于科技优势的创新和竞争能力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不过，正如克林顿政府尽管非常重视科技创新，并且在他任上新经济终于爆发成型，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否定此前历届总统科技政策的作用。正是由于他们的持久努力，才最终促成了新经济。奥巴马任上日益成熟的能源革命也是如此。

20世纪50年代以后，特别是石油危机之后，美国能源进口量大幅提升，自给率开始明显下降，到1978年能源自给率降至79％。之后，在此前尼克松《能源独立计划》和福特《能源独立法案》的推动下，国内能源供应能力也出现了明显回升。而在里根政府放松能源管制的政策下，能源自给率又趋于持续下滑，到2005年降低为69％。2008—2012年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政策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力争摆脱化石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20]。然而，包括生物能源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在美国能源生产结构中仅占8％。而值得关注的是，2005年以后，美国天然气和石油生产出现了回升，特别是页岩气和致密油等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规模不断扩大，出现了所谓的“能源独立”。美国“能源独立”的驱动因素主要包括：油气资源基础、油气勘探开发领域的技术进步、油气需求和市场变化、能源公司的推动[21]。这些并不是奥巴马政府推动可再生能源政策的直接结果，但是的确在奥巴马任上发生了。

当然，美国能源发展趋势不仅夯实了美国能源安全的基础，也对美国和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第一，美国能源工业的持续发展促进了美国就业、家庭收入和政府收入的增长；第二，当前美国相对低位的油气价格带动了美国化工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复兴；第三，美国油气对外依存度的下降有利于降低贸易赤字；第四，降低了美国对中东等地油气的依赖，增强了美国在全球油气供应中的优势以及左右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力，加大了其对全球能源治理秩序重构的影响。

尽管与克林顿时期爆发的新经济相比，能源独立对美国经济及其全球地位的影响还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能源独立的功劳也同样不能仅仅归因于奥巴马政府的新能源经济政策，但是毫无疑问，能源独立成为助推美国经济复苏的动力，因此也成为奥巴马政府政绩加分的幸运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