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人口转变、结构转型与刘易斯转折点[1]

一　中国人口转变

（一）人口转变理论

1.人口转变阶段及主要特征

人口转变理论﹙Demography Transition Theory﹚是描述人口变化波动起伏、或疾或缓的发展过程的理论。最早由法国人口学家兰德里﹙A.Landry，1874—1956﹚在1909年提出。人口转变理论利用生育与死亡的状况以及相互对比关系，把人口发展分为若干阶段，形成理论模型加以解释论述，并试图对人口转变或变动的因素做总体的分析。人口转变理论自提出以来，得到了西方众多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支持，并且不断发展和完善。欧洲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各国的人口状况逐渐发生转变，这种转变在20世纪初引起了西方人口学家的关注，他们开始结合当时社会变迁的大背景对欧洲社会人口变化发展的特征进行规律性总结。其中有美国社会学家、人口学家W.S.汤普逊﹙W.S.Thompson﹚的三阶段模型，美国人口学家F.W.诺特斯坦﹙F.W.Notestein﹚的四阶段论，还有英国人口学家C.P.布莱克的五阶段模型。以上学者对人口转变的描述虽然很不相同，但他们对转变的起点﹙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和终点﹙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分析却是一致的。

人口转变理论认为：人口发展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阶段，经过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阶段，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转变，是大多数国家的必经之路。特别是诺特斯坦﹙F.W.Notestein﹚把人口转变与工业化发展阶段结合起来，形成了经典的人口转变四阶段理论模型。[2]

前工业化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人口死亡率很高，高的出生率为此阶段维持低增长率人口再生产的自然条件。

初步工业化阶段：工业化的启动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此阶段死亡率开始下降，但上阶段高出生率的惯性力还在延续，两者差距拉大，因此人口增长率开始走高。

进一步工业化阶段：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死亡率继续下降，此阶段，高出生率的惯性力逐渐释放完毕并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人口增长率达到最高水平。

完全工业化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人力资本回报率的上升使得父母追求子女的品质提高来替代养育更多的子女。[3]社会进步引发的家庭生育行为使此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下降到很低的水平，人口增长率很低甚至出现负增长。

关于人口转变四阶段的基本特征见表1—1。

2.影响人口转变的主要因素

人口转变是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都对人口转变有决定性的影响，人口发展过程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密切相关，人口转变以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为前提，受到教育、宗教、婚姻、家庭、道德、习俗以及心理状态等多方面的影响。

人口转变理论更可谓经验性理论。根据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口转变通常要经历一些共同的阶段。第一阶段特征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从而导致低自然增长率；第二阶段特征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高自然增长率；第三阶段特征则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低自然增长率。对于早期得到发展的欧美国家来说，人口转变是一个和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协调的过程，因此，通常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口转变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与早期的变化轨迹相比，发生了一系列的偏离。

人口转变的第一个阶段是与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水平十分低下相联系的，在死亡率很高的情况下，人口只有靠高出生率才能维持自身的再生产。早期发达国家和后来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阶段上没有产生显著的不同之处。

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是与生活水平初步得到提高、卫生条件改善相联系的。但是，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在早期的过程中是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内生结果，而在后来的发展中国家却可以是从外部输入的。在后一个场合，当输入的医疗技术和卫生条件导致死亡率下降后，生育率下降的反应要滞后很多，从而造成了这个阶段的长期存在，不能及时过渡到人口转变的第三个阶段上，以致人口增长率长期处于较高的状态。

尽管人口转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上述不同，但是，导致人口转变发生的基本因素却是相同的。因此，撇开人口转变延续时间的长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从过程来说有着诸多的共同之处，即人口转变直接依赖于人们的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而人们的生育决策及行为主要受制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生育制度，以及事关生育的技术条件等。

首先，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是制约人们生育决策最重要的变量。这个变量与生育孩子的直接成本有关。跨越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界限的贝克尔﹙Backer，1960﹚，率先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他认为，子女通常被父母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品，而生育行为则被看作是消费者对子女需求的反应。既然生育、抚养和教育子女像所有的消费行为一样，需要支出物质成本，因此，家庭的财务预算始终会构成父母对孩子需求的硬约束，即家庭对孩子的负担能力，是制约人们生育决策的重要变量。

其次，社会发展水平。生育、抚养和教育子女的另一种成本是机会成本。一方面，父母把养育子女作为一种消费，其需求与孩子带来的效用大小呈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用于养育孩子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感情的支出，还有其他的用途，构成生育的机会成本。社会发展水平高低，影响人们的受教育机会和教育水平，也影响社会劳动参与率。这些因素，特别是妇女的受教育水平和就业水平，既影响孩子对父母的相对效应，也影响家庭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因而是制约人们生育决策的重要变量。此外，与养老相关的社会保障机制是否健全和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人们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孩子作为未来养老的保障，从而决定孩子的效用大小。

再次，国家政策和社会规范对生育行为产生着重要影响。政府政策和社会道德规范，在上述影响决策的因素之外，增加了一种导向和外加的刺激。也就是说，这些因素可以通过改变家庭对孩子的抚养能力、养育孩子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以及孩子的效用等变量，而影响生育观念和生育决策。因此，这些因素虽然不是根本性的决策因素，有时却有足够大的强度，引导和规范人们的生育行为。人们常常用文化因素来解释一个社会的生育行为和人口结果，但是，需要认识到的是，文化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或非正式制度安排，是通过增强或减弱其他更为直接的变量的强度，来对生育行为产生作用的。

最后，人们的生育决策与妇女的生殖健康、儿童的健康医疗保障及避孕技术等相关的物质条件直接相关。正如前面所说，在人口转变的第一个阶段上，正是因为孩子的存活得不到保障，才形成以高出生率来弥补高死亡率所造成的生命损失这样的人口类型。而在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上，出生率未能随死亡率的降低而下降，也与缺乏方便、安全和低成本的避孕手段有关。可见，人们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和政策引导等因素影响所形成的生育意愿，能否被转化成为最终的生育决策和行为，归根结底取决于妇女、儿童的健康是否得到有效的保障，以及育龄人群能否获得方便、安全和经济的避孕手段。因此，这个因素是从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转变的物质条件。

（二）中国人口转变

1.人口增长变动阶段及特征

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人口大国，关于这一问题一直受到历史学、人口学的高度关注。中国在唐宋时期人口超过1亿，在1900年中国人口达到4亿，而在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达到5.8亿。学者们将历史上人口较快增长的原因归根于中国的遗产制度、中国的小农为本的治国方略、中国的低水平均衡陷阱﹙Richard R.Nelson，1957﹚等。总之，中国历史、文化、经济等综合性原因导致了中国长期以来保持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这一问题一直持续到中国工业化序幕的拉开与推进。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口增长开始呈现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特征。从总体趋势看，中国人口转变的基本趋势和国际社会一致的同时，存在着很大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赶超压力下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这一战略是在国内资本极度短缺、劳动力资源相对富裕、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背景下确立的。这种背离世界发达国家工业化演变规律的特殊经历，以及依次确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了中国人口的演变。下面就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口演变趋势进行简要分析。

从图1—1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6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人口变化总体呈现出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明显转变，波动幅度由大起大落逐渐向平稳过渡转变。从人口变化的主要推动力来看，经历了四个阶段和一个特殊时期，基本实现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

第一阶段：1949—1957年的人口转变阶段，即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转变阶段。这一时期主要是死亡率大幅度下降拉动的高自然增长，总死亡率由1949年的20‰降低到1957年的10.8‰，婴儿死亡率由1949年的195‰下降到1957年的61‰，青少年人口死亡率普遍大幅度降低；而这一时期出生率还保持着很高的水平，1949—1957年期间基本保持在35‰以上，妇女总和生育率保持在6左右；年出生人口在1700万—2200万之间。1949—1957年，出生率的稳定上升，死亡率的大幅度降低，二者在水平上的较大差异形成了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迅速上升，并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人口出生和增长高峰阶段。

特殊时期：1958—1962年上半年的人口低增长时期。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三年灾害的困难时期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1960年甚至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三年半间人口的年平均出生率下降到23.2‰，死亡率却上升到16.6‰，从而导致自然增长率仅仅维持在4.6‰的低水平。这一时期出生的人口在1400万—1600万，相比50年代出生高峰期每个年龄段要少600万—800万。

第二阶段：1962—1972年是以生育率升高拉动的第二次高增长阶段。在这11年间年平均的人口出生率高达32.7‰，死亡率下降到8.8‰，自然增长率为23.9‰。1963年出生率更是高达43‰，其他年份也在37‰以上，人口出生规模1963年高达3000万左右，其后两年也高达2700万左右，1966—1971年期间人口年平均出生规模高达2650万。这一时期，我国人口的死亡率进一步下降，婴儿死亡率降低到51‰。人口的预期寿命得到延长，达到64岁。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和增长高峰。

第三阶段：1972—1991年期间，该时期是生育率快速下降并进入调整的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初，国家大力控制了人口的增长，切实加强了计划生育工作和政策的执行并取得显著的成绩。1973—1979年妇女总和生育率大幅度下降，由1971年的5.44迅速下降到1978年的2.72，出生率由1971年的30.65‰，迅速下降到1978年的19.28‰。尽管这一时期正处于第一次出生高峰人口进入婚育旺盛期，但是出生人口规模却由1971年的2500多万减少到1978年的1727万；进入20世纪80年代，正赶上第二次出生高峰人口进入婚育年龄，80年代的妇女生育水平并没有继续降低，只是在2.3—2.8之间波动调整。也正是因为第二次出生高峰人口的影响和生育水平居高不下，80年代出生人口平均达到2200万，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出生人口更是达到2400万。尽管如此，我国人口年出生率也下降到了19.74‰，死亡率下降到6.68‰，自然增长率下降到13.06‰，可以看作是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过渡阶段。

第四阶段：1992年之后总和生育率快速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从20世纪末开始生育水平一直稳定在1.6—1.8之间。出生率已经降低到15‰以下，死亡率下降到6‰，自然增长率下降到10‰以内，表明我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跨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阶段。出生人口已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2000万左右降至目前的1600万左右。

对照诺特斯坦的人口转变四阶段理论及其特征，依据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人口转变的四个阶段及一个特殊时期的经历，在总体上概括为两大人口转变阶段：一是由死亡率变动主导的人口转变阶段﹙1949年至70年代初﹚，在此期间，死亡率率先下降，而出生率居高不下。至于1959—1961年这一特殊时期，由于各种天灾人祸造成了人口出生率骤然下降，死亡率急剧上升。总体来说，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口转变正好符合诺特斯坦的人口转变第二阶段的特征。二是出生率变动主导的人口转变阶段﹙70年代初至今﹚。在此阶段，死亡率已经降到了较低的水平并保持相对稳定的态势。同时，随着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经过70年代的快速下降、80年代的波动和90年代的缓慢下降，现在逐渐趋向平稳。结合表1—1和图1—1，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口转变从70年代开始进入西方人口转变四阶段模型的第三阶段，现处于第三阶段末期。

纵观中国人口转变的历程，可以看出，经过将近6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和将近40年的人口控制政策，中国的人口演变在经历了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之后，开始大幅度回落，并且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渐开始向平稳过渡，近年来保持在5‰左右，2009年首次下降到4.79‰。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实施；二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对人口需求的变化，形成的人口自我控制机制逐渐开始发挥作用。可见，中国人口的演变是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具有非典型性特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确立，背离世界发达国家工业化演变规律的特殊道路，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口需求的传导机制不畅，人口演变的自我控制机制缺乏。1973年以来，中国强制性的人口政策控制政策实现了人口较低的自然增长率；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社会经济结构的转换，人口自我控制机制开始发挥作用，社会和家庭在人口数量和质量之间的替代趋势明显，近年来对人口转换的影响作用逐渐显现。但由于各种力量的错综交织，对中国人口演变的非渐进性、非平稳性、结构性问题造成很大影响。

2.人口结构变动及面临的主要问题

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历程，我国人口转变所经历的时间更短。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从五个子女下降到更替水平的两个左右用了约75年的时间，而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生育率开始下降到90年代初达到更替水平，仅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人口期望寿命从40岁上升到70岁仅用了50年左右的时间，而发达国家则用了一个世纪。然而，我国的快速人口转变不仅意味着人口总量的迅速增长，人口内部的结构和分布变动更是不容忽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来看，伴随中国人口增长类型的转变，人口的年龄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巨大转变。1949—1957年为死亡率下降拉动的人口年轻化；1963—1972年是生育率提高拉动的人口年轻化。自1972年开始全国范围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出生率和生育率大幅度下降，从而出生人口的规模得到控制并逐步降低。1972—1978年期间人口年龄结构已经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主要特点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0—14岁少年人口比重迅速下降。从1953年的36.3％下降至2010年的16.6％，间接表明我国有效地控制了出生人口数量，遏制了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二是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加。从1953年的56.2％约3.34亿上升到2010年的70.1％约9.40亿，劳动力资源供给达到高峰。三是老年人口比重持续上升。若以60岁以上为老龄人口计算，人口老龄化水平从1953年的7.6％上升至2010年的13.3％，从1999年已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

其次，从人口家庭及性别结构来看，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型化，人口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由于总人口中的老少比重正在发生逆转，传统的家庭功能逐步弱化，家庭趋于核心化和小型化，每户家庭平均仅有3.1人，空巢家庭、留守家庭、流动人口家庭、跨代家庭逐渐增多。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出生人口数量的迅速减少，我国出生性别比开始超出正常范围﹙103—107﹚且持续升高，2010年出生性别比是118.06，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高出生性别比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

再次，从人口城乡结构及地域分布来看，城乡人口流动及迁移规模越来越大，人口地域分布越来越密集于东部沿海地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和户籍制度的改革，我国进入城镇化增长的快速时期，从1982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1/5上升到目前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1984年以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为标志，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农村人口进入中小城镇的控制，并由此带来对整个人口流动控制的松动，随之流动人口在规模上迅速增长。多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和经济快速发展促进了流动人口大量增加，目前总量达到2.21亿，较2000年又翻了一倍多。在人口地域分布上，表现出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人口逐渐减少的态势，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是我国的三大人口聚集区。

上述人口结构的动态变化表明，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政策双重控制下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一个世纪才完成的人口转变，成功实现了人口规模的控制，人口增量越来越小，人口的自我控制机制正在逐步形成并开始发挥作用。今后我国面临的人口问题更多的是人口存量及其内部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与此同时我国还经历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转型，这更加剧了我国人口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其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种特殊的人口转变引发的人口年龄结构断层，特别是老龄化问题、劳动力结构问题、城乡劳动力结构问题，成为今后相当时期内困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

第一，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据统计，我国在2000年已经基本进入老龄化阶段，现阶段中国老龄人口居世界首位。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0％，201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目前中国有1.19亿65岁及以上老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9％。[4]根据联合国2010年估计和预测的数据，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3.6％，2030年将提高到18.7％，2040年达26.8％，2050年则高达30.8％。[5]

第二，中国的劳动力年龄结构问题。首先，如果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先上升随后下降形成一个倒U字形曲线中间有着一定的波动的话，以大约一代人的时差，劳动年龄人口也呈现类似的变化轨迹。只有在199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0个百分点以下并趋于稳定，劳动力供给总量变化也趋于平稳。劳动年龄人口构成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在1973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之前，经历过两次极高的人口出生率高峰，在这个时间段内出生的大批人口，经过一代人的时间长大成人，即便成为劳动年龄人口﹙16—64岁﹚，据此推算，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末期，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增长率达到高峰。再经过一代人成长的时间，劳动力供给的惯性与代际传递的高峰将彻底释放完毕，据此推算，从2005—2015年之间﹙2005年正好是中国开始出现“民工荒”的时间﹚，中国劳动力总量将达到高峰，然后出现下降。这一点在图1—2中得到很好的反映。从图1—2可见，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1990年以前迅速增加，跨越90年代以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一直处于增长状态但增幅逐年降低，在2017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达到最高峰100005万人，以后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0年降至99652万人。[6]我国学术界也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人口红利功不可没。[7]

其次，在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的同时，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这里通过年龄移算法对我国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进行估算[9]，估算结果并不乐观。一般从年龄结构上来看，16—44岁是劳动力从业的黄金时段，45—54岁属于中老年劳动者时期，55—64岁属于老龄劳动者，这三个层次构成一个典型的金字塔状。但通过估算笔者发现﹙见图1—3﹚，从2013年到2020年金字塔的底部逐年缩小，取而代之的是其顶部逐年扩大，即16—44岁组的比重逐年下降，55—64岁组的比重处于上升趋势，即中国的人口整体上趋于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也呈现老劳动年龄在16—44岁之间的人口数采用公式：。其中：Pi为第i岁人口数；pdj为第j岁人口自然死亡率。﹚龄化的趋势，中国劳动力的供给形势不容乐观。

最后，中国劳动力城乡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前，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严格限制了人口转移，中国的人口城市化也一直徘徊在17％左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逐步深化，劳动力资源计划配置体制逐渐被劳动力资源市场配置体制取代，我国农村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移，中国城市化水平在2010年达到了51.3％。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农村人口、农村的劳动力数量和结构同时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

中国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基本趋势一致的同时，绝对增长率略高于城市。但中国农村人口数量特别是农村劳动力数量和结构受到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化水平的极大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特点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见图1—4﹚。到目前为止，我国大概有2亿多农村劳动力处于流动状态，并且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背景的变化，出生在80年代以后的中国新生代流动劳动者已构成一个庞大而全新的流动群体，总数已达1亿之多，占农村流动者的比例达到60％以上。调查显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能够外出的基本已全部外出，农业劳动者的平均年龄为48.45岁，并且75.24％为女性。[10]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流动，极大地加速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和劳动力结构的老龄化、妇女化，使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在农村显得更加突出。

总体来说，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政策双重控制下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一个世纪才完成的人口转变，成功实现了人口规模的控制。但中国人口的非平稳性、非渐进性演变过程，又导致了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年龄结构的断层，中国提前进入了老龄化阶段。但更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中国人口自我发展、自我控制机制正在形成，这种人口演变动力将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并对推进中国人口结构的平稳演变和健康发展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