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形式对意义的模仿——南尼谈语言文学中的象似性现象
亚当在伊甸园中的一项工作就是创造语言，以便给所有的事物和生灵命名。亚当带着最初的纯洁和天真对世间的一切生灵心直口快地指物定名，这些词语不仅仅赋予他所看到的事物的名称，而且也表征着这些事物的本质，灌注给这些事物生命的气息。当亚当受诱惑之后，一切都不同了，事物和它们的名称互相脱离，所有的名称都只是随意指代事物的符号而已；语言和亚当一起与上帝隔绝了，因此，伊甸园里的故事不仅仅是人类堕落的故事，也是语言质变的故事。[1]
人类的认识行为中有一种象似性倾向，这种倾向似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心理特征，我们总是试图寻找事物的名称和事物本身之间，或名实之间或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某种联系；保罗·奥斯特在其小说《玻璃之城》中，以神话的形式把这种心理倾向解释为人类堕落之前的直率和天真，那时候的原始状态下，事物和名称之间的角色被认为是可以互换的。从伊甸园的故事中我们得知，人类认识过程中单纯的象似性符号意指能力随着人类自身的堕落而丧失了，随着人类的风俗习惯的异化和混乱，人类的语言也陷入了不同的杂乱状态，所以同一个概念被不同的语言符号来表征，词语最终成为了任意性的指代符号。奥斯特小说中的语言观被辛普森称为“自然语言幻想”（natural language fantasy），[2]即在语言符号的所指和能指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被称为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理据性，或者说象似性。
随后也有一些现代派在诗歌研究方面提出了“自然语言幻想”观，他们更加关注用古老语言书写的诗歌，强调诗歌语言的图像性。例如伊斯拉·庞德很推崇欧内斯特·费诺罗萨（1918）在《汉字作为诗媒》[3]一文中的观点，并呼吁诗人在诗歌创作中使用象似性手法。在论及事物和其表征符号之间的自然性时，费诺罗萨追溯中世纪时期的惯例，从符号和事物之间的逼真性和象似性的方面来认识和鉴赏事物。符号学的概念是约翰·洛克首先提出来的，尽管更加重视认识论中的经验原则，但他所讨论的象似性符号，仍然涉及符号的自然性。费诺罗萨对于中国诗歌和西方绘画艺术的意象性作了以下评述：
绘画或图片对事物的写实性呈现是有不足之处的，因为尽管它们捕获了事物瞬间的具象，但是却无法表现事物一种自然的持续状态。……诗歌作为一种语言对事物的刻画形式比视觉艺术更能体现事物在时间维度的真实状态。但中国诗歌由于汉字而具有语言和绘画的双重功能，既有绘画的逼真呈现，也有语言的动态描述，因此在事物的表征方面更具客观性、生动性。中国诗歌直接在我们的大脑中呈现事物的意象，而无须大脑有意识地或刻意地去捕捉或建构这些意象。[4]
因此，可以说中国诗歌对主体的刻画由于有汉字作为表达媒介而富有象似性意象特征（如视觉或立体具象性、生动性）和象似性图形特征（如语音和意义的连续性）。这样的符号学式的象似性联合在现代东西方电影和诗歌里被广泛应用，如意象主义和未来主义诗歌文学，例如庞德的《诗章》、T.S.艾略特的《荒原》以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芬尼根守灵夜》。[5]象似性意象和象似性图像式的文学叙述手法在20世纪作家的笔下尤为普遍，因为作家们观察到的都市化的生存环境和多样化的全球文化需要新的写作手法来体现，新的写作方法彻底打破了图表结构式的叙述。所以庞德提倡对事物进行联想式并置的描写手法，他把这种方法也称作“意象法”[6]。作家们亟须象似性叙述手法来展现他们眼中日益剧变的、杂乱多样的、纷繁复杂的环境，这样环境已无法用简单的、线性的或传统的时间和空间顺序来记叙了，非线性的，或者说立体具象化的复合叙述手法更加适应描写这样万花筒般纷繁的世界。
正如庞德所说：“小村镇的生活场景是可叙述性的，大都市的生活场景是电影放映式的，是一系列的视觉印象画面，它们相互重叠、穿插，绝非线性的、时空秩序性的，对城市生活场景的叙述往往是一大堆无动态关联的名词的堆砌，种类多样的具象化表征。”[7]
艾略特在谈及《尤利西斯》时赞赏乔伊斯神秘的写作手法，认为乔伊斯的叙事方法超越了传统的时间、空间顺序以及因果关系而趋向于使用“准空间”和“模糊时间”的方法。在艾略特看来只有这种“神秘的”叙事手法才能忠实地表征现代社会流动多变的、杂乱无章的场景并揭示其中蕴含的意义。这样的社会全景也只有通过象似性的空间具象和时间逻辑来展现在文学文本中了。
从种系发生学[8]（phylogenesis，即语言从其最初状态向现代形式的发展过程）转向运用语言的个体发展过程（ontogenesis，即个体发生学）[9]中，我们发现前面提到的“自然语言幻想”观可以在孩子们的语言中得到突出证明。研究表明[10]孩子们比成人更加频繁地使用象声词，在指代某种动物时，他们更喜欢使用这些动物的叫声；此外，研究还表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孩子们一致性地把某些声音和发出这些特殊声音的物体联系起来；孩子们也会自发地创造口语词汇，他们根据自己的感觉来变更语言符号的形式和意义。在真正开始学习书面语之前，孩子们就会对语言符号本身的形态有象似性的感受或想象，例如南尼[11]指出“bed”在孩子们富有创造性的想象中是“床”这个实物的象似性符号：单词“bed”中的字母“b”书写时起始的笔画是垂直向下的竖线，而“d”的书写时的最后笔画也是垂直向下的竖线，于是孩子们就把这两个垂直向下的竖线想象成床柱或床架杆，而字母“b”和“d”中相对的两个圆弧被孩子们分别想象成床上的枕头和脚垫子。朋特科沃[12]对意大利4—5岁的孩子进行了观察和试验，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孩子虽然还没有开始学习书写字母，但是他们对字母有明显的象似性感觉和运用。对孩子们语言使用中的象似性倾向的观察使我们产生了一个假设：群体发展过程（其中包括语言的群体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个体发展过程的重演或重现。事实上很多语言学家如斯坦普[13]认为人类语言的起源是象似性的，不管是书面语或者口头语。鲍林格和希尔斯[14]提出，作为象似符语言现象比作为符号的语言现象更显原始简单的特征。孩子们是象似性语言的创造者，来自不同语言背景的人们仰仗象似性语言进行交流。但是不管语言的象似性起源是多么得生动和逼真，这个起源早已褪色了。语言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彻底变成规约性的符码了，只有少数的象似性语言现象被当做珍奇而留存。
语言学家普遍认为象似性符号在语言中并不是主流，自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问世以来，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被奉为语言学界的金科玉律，同样新语法学派在19世纪的历史语言学研究也是以语言符号任意性学说为基础的，但是新语法学派也承认有些特殊的语音并不能被他们的语音规则所解释，这些例外的语言现象被命名为模拟或类比语音，所谓的模拟或类比语音所体现的规则有某种理据性，其实就是象似性背景下的语音变化。在语言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似乎既有任意性规则也有象似性规则在发挥作用，很多语言符号（或语言构造）在发展的最初阶段是象似性的，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慢慢丧失了其理据性，而变成纯粹的任意性符号，海曼[15]认为不仅语言符号是这样衍化的，所有的文化现象也是这样在变化中逐渐丧失其理据性或象似性的。南尼也认为语言运用由于存在经济原则和表达充分性之间的对立，词语或短语结构被不断地简化，进而不断变得象征化或符号化，而语言使用的快捷化在与语言表达的充分性的争斗中占据了上风，所以语言整体上日趋规约化或任意化。据此，在下面这段话中，语言学家兰格克把语言比作一部“压缩机器”：
把语言比作巨型话语压缩机并不是不合理的，这台机器需要不断地输入话语材料，这些语料有的由新生词汇组合而成，有的由词汇或语法的迂回表达构成，还有的由词汇的修辞或借代表达构成。输入的语料在压缩机中被磨损，通过反复的循环使用使词语原本的修辞意义褪色为普通意义。它还不断地从语音上侵扰词语，使一些词汇丧失其意义，从实意词汇蜕变为语法词汇；它锉去词素之间的界限，把本来独立的词素压缩成更小的语言单位。这台压缩机器对话语进行贪婪的侵吞，那些勤勉的语言运用者从语言压缩机的产出中尽量回收语料，并且通过他们的创造力把这些语料进行加工并循环再利用，以维持压缩机的运转。[16]
南尼认为兰格克所强调的语言使用者的“创造力”就体现了象似性在语言使用中的回归，象似性不仅仅指存在于语言原始阶段，当任何一个说话者或写作者想要使用形象化的语言时，象似性就会发挥其独特作用，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如诗歌的、实用的、幽默的），为了达到语言表达效果的新颖、具象、生动，说话者或写作者都会借助语言的象似性。
可见语言象似性出现在充满创造和想象的语境里，在文学文本中被有意识地呈现，在孩子们的语言中被无意识地习得，也在皮钦语[17]和克里奥尔语[18]中屡见不鲜；在这种种语境中，语言使用者释放自己的创造力，而这样的语言创造力是和语言的象似性息息相关的。人类的语言、人类的生理和认知机能以及人类所处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人类总是表现出一种对大自然进行模仿的倾向，这也是人类所拥有的最原始的适应自然和繁衍生存的手段。
相对于语言使用中的经济原则和充分表达性之间的对立，语言研究者认为存在两种语言生成的系统。据此，伊凡·福纳吉[19]提出一个句子的编码是双重结构的：语言编码和元语言编码。其中元语言编码是超越语言学规则的编码方式，被福纳吉称为二级编码，是对一级编码（即语法规则）的修改和背离，频繁出现在人们的日常语言中。一级编码和二级编码都是有规则可循的，其中作为一级编码规则的语法是符号性的、任意的或规约化的，而作为背离语法的二级编码规则是有理据的、象似性的。同样，让·雅克勒塞克勒在其所著的《语言的暴力》[20]一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把语言规则分为“语法的”和“其他的”，而且两者相互交织在一起在语言中运作；但是语法的规则是统一的、标准的，因此可以被广泛使用，而“其他的”规则却是异质的、特殊的，很难用统一的术语来表达，这些规则是烦琐的，块茎化的，[21]处于思维的边缘。这些规则促使人们去突破常规的运用或玩味[22]语言，是对标准规则的悖逆和游离，而象似性就寄居在这些悖逆和游离的规则之中。
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语言的象似性特征，第一类研究分别从构词法、语篇分析和音位法则的角度关注语言的象似或理据性是如何影响作为语言一级编码方式的语法规则的。第二类研究进一步分析了象似性如何更加深入地体现了人类的认知结构，例如，人类语言结构中平衡和对称现象如何体现了人类身体的平衡和对称。第三类研究关注象似性规则作为语言的二级编码方式是如何悖逆或游离于语法规则之外的，他们关注语言的形式如何参与语言意义的衍生。
前文中鲍林格和希尔斯认为象似性符号在语言中已经趋于消失，他们所指的象似性应该是意象或图像象似性（也就是具象性最强的部分），如果说这种具象性很强的象似性的确稀少的话，那么图式或结构象似性（形象性更弱、更抽象）在语言中却十分普遍。鲍林格[23]认为从音位到词汇再到句子的推进中，语言任意性和规约性特征的呈现依次减弱，在更大的语言单位中几乎不再有所呈现。也就是说，语言范畴越大语言任意性特征就越弱。
象似性中的具象象似性（imagic iconicity）和图式象似性（diagrammatic iconicity）之间的基本区别是：具象象似性中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相关性是直接的，一一对应的，如英语中的单词“miaow”就直接是猫叫声的语音记录，也就是说这个单词的拼写（形态）直接模拟声音，也直接表征意义：
能指←→所指
miaow←→猫的叫声
作为象形字的汉字其图像具象性就更加形象和直观了，就像一幅图画，无须解释，其景、其意可以直接观察得到，例如：
而图式象似性中没有这样强烈的具象性，这种象似性中能指——所指之间是一种平行的结构模拟或对比关系，例如：
能指 veni→vidi→vici[24]
所指 主谓结构→主谓结构→主谓结构
事件→事件→事件
这里有两个图式或结构象似性，首先是表现在语法结构中的对比象似性，其次是现实中事件在发生时间顺序上的象似性（仔细思考还有空间上的象似性），这可以看做语言结构对现实结构的模拟。再例如：
foot→foot（of mountain）
身体最低的部位→山最低的部分
上述短语例子“foot of mountain”中“foot”的意义是隐喻化的，其中的语义象似性反映在人体和山体之间的结构类比之中。
如图1-1所示，图式象似性有两种类型，结构图式象似性和语义图式象似性，南尼提出两种形态的象似性来源于能指和所指之间意义的相关性，但反过来的情况也有（虽然比较少见）即能指或所指之间形态上的象似性也可以作为两者意义象似性的理据，例如：“flaunt”和“flout”都是“藐视”、“忽视”或“轻视”的意思，南尼认为很多人把它们的意义相近和它们的形态相近联系了起来；同样，“obsequious”的词义逐渐地由“顺从的”、“恭敬的”降格为“谄媚的”、“逢迎的”、“巴结的”是由于“ob”有否定效应并且总是出现在一些表示贬义的词里面，如“obstreperous”、“obstinate”、“obnoxious”[25]。
图1-1 象似性分类图[26]
南尼提出语义象似性（如暗喻）是创造新词的主要手法，也是诗人们频繁使用的诗歌意象创作的方法；语义象似性还在语言变化中起重要作用，例如语言变化中提到的类比规则其实就是暗喻的一种形式。[27]在类比规则的启发下，人们观察到词素语义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英语中更多地表现在语法意义上），依据这一规则人们也可以创造新的词素，典型的例子来自词缀造词和仿词（parody）或语义转借（calque），如“overstatement（高估）”相对于“understatement（低估）”。如果把类比看成一种隐喻模式的话，那么，构词法中出现的“语法化”现象作为词汇在形体上的类比性变化也就是一种关于词素形态的隐喻了，其中的象似性理据跃然纸上。
南尼引用斯威砌尔[28]的观点指出还有一种更加宏观的类比或隐喻存在于人类的语言和认知过程中，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和现象总是映照人类的语言行为或元语言中的各种语言和语法关系，并且通过语言进一步映照在人类认知和逻辑过程中，即我们的语言、认知、思维逻辑都是客观世界中各种相关性的表征和拟态。可以说在我们的内在自我和外在自我之间存在一个等式，这个等式让我们能够从物质世界和社会环境中借鉴各种概念和设想，并把它们隐喻地运用在我们的会话和逻辑中。
在图式或者结构象似性中有两种表现形式：同构（isomorphism）象似性和理据（motivation）象似性。[29]海曼认为前者是普遍的语言现象而后者是特殊的语言现象。同构象似性是指在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一种一一对应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关系既存在于词汇层面也存在于语法层面。海曼认为词汇中出现的完全同义词（pure synonyms）、同形异义词同音异义词同形同音异义词（homonyms）应该被当作语言非正常的病态现象。他举例说由于对其他语言词汇的借贷（即外来词loan words），中世纪英语中来自法语的“delit”（相当于英语中的“delight”）一词和英语中的本土词“lust”就是一对同义词，意思都是“欢乐”“欢欣”“快乐”，但这两个词的同义性很快就在语言的发展变化中得以纠正，现在“delight”和“lust”的意思已经相去甚远了，“delight”保留了“欢乐”的意思，而“lust”的意思则变为“欲望”、“贪欲”、“情欲”。同形异义词同音异义词同形同音异义词也在语言发展变化中通过“代替”“取代”的方式被纠正。海曼举例说古英语中的一对同音异义词“cwēn（queen ‘王后’）”和“cwene（quean ‘妓女’）”中后者被别的词所取代。[30]有时候两个词的同音可以通过语音的变体来避免，如“cheer”和“chair”本来是同音的，而“chair”的语音中本来的双元音“/
ә/”被“/eә/”所取代。理据象似性比同构象似性更加具体和直观，在语言文学中更引人关注；南尼[31]指出构词法中出现的象似性或理据特征在文学中亦均有所呈现，而且更具直观性和生动性，他举例说文学语篇中词在空间上的序列可以作为一种图式或结构象似性的方式来表征时间、空间上的流动或连贯、持续或变革，甚至等级和运动；而文学文本中句法结构中的并置和排版的格式也可以被象似性地加以利用进而表达“对称”“平衡”“相对位置”“破碎”和“分裂”等一系列概念。而诗歌中所使用的所有手法，如诗的页面排版、音律、韵律、分行、诗节的分段，甚至是诗中修辞的运用（如对偶句的交错配列），以及大量的叙事方法中都有象似性的附加表征，让读者有更多字面之外的解读，尽管这些解读是建立在意义解读基础之上的。
上文中提到的关于恺撒一生象似性的写照“我来，我看，我征服”以及关于“山脚”的和人脚的象似性对比的例子是典型的图式或结构象似性，其实它们可以被看作图式或结构象似性两种类型的代表，前者也叫作一级象似性，被认为在本质上是象似性的，因为象似性存在于语言符号和客体事物之间，语言符号对现实世界中的事件或事物进行模拟；而后者作为二级象似性，则被认为是语言内部的象似性现象，建立在词汇或者句法对比基础之上，是认知主体在思维中对语义进行的象似性类比。温弗莱德·诺斯对语言象似性现象也作过类似的区分，把它分为两类：外指象似性和内指象似性；[32]外指象似性是形式对意义的模拟，也就是说外指象似性表达的是符号和符号所指代事物之间的相像，而内指象似性是形式对形式的模拟，这就意味着内指象似性是语言内部符号和符号之间对比性结构或形态的相像。
“Veni，Vidi，Vici”：对于恺撒这句话的关注主要围绕着语言的象似性展开，雅各布森[33]提出这句话中的三个连续出现的动词象似性地表现了恺撒行为过程的顺序性，句子中词序指代了现实中事件先后的发生顺序，这是结构或图式象似性的生动例证，属于诺斯所说的外向象似性。而缪勒[34]则从修辞学的角度思考这句拉丁文，并且认为其中的象似性不仅仅是时间顺序上的；他提出从语法上看这个句子省略了连接词而直接把三个动词并置在一起，这表达了恺撒军事行为的迅速；缪勒还认为句子中三个动词都是第一人称单数形式，除了成就了词尾的语音韵律效果之外，还表达了主体（即恺撒）散发出来的气魄和神韵，一种凯旋后的自豪和霸气。
南尼[35]还分析了这句话中体现的语言内部结构象似性，即内向象似性。句子“veni，vidi，vici”内三个动词的音响的递增（在veni中含有一个元音/i/，而在vidi和vici中含有两个元音/i/），而三个辅音/n/，/d/，/k/的响亮度也是递增的，这被认为是象似性地表达了恺撒军事行动势头的递增，表达出恺撒军事征服迅猛和征服战争向胜利的高潮推进的动态趋势。此外南尼还指出，这句话中的三个动词都由两个音节构成，这两个音节由一个辅音加一个长元音构成，而且还押头韵“/v/”，此外，这句话在节奏上有三个“扬扬格”（spondee），这都使得这句话中的每一个词富有力量感和紧凑感，三个词在形态上的象似性和音节的重复性，让人读来感觉三个动作同样的快捷而又自如。
对语言象似性的研究必须要以跨学科的方法进行，文学和其他所有形式的语言艺术都建立在对日常用语的内在品质进行精心、敏锐和创造性运用的基础之上。因此南尼认为以语言学家的眼光对日常语言中的象似性进行观察和分析将极大地丰富文学对于语言表现力的开拓。利奇[36]也认为日常语言中的象似性对文学的意义更加突出，凯巴斯基[37]也提出文学和诗歌中的修辞来源于人类的语言能力，是孕育在日常语言中的；所以，文学和诗歌中的语言象似性的源泉是人们的日常用语。伊凡·福纳吉[38]是最早关注语言象似性现象的研究者之一，他很早就提出象似性不是语言中的边缘现象，而是语言的基本现象，而且和人的身体有密切关系，是人们生活语言的基本特征，象似性就像一个过滤器，所有的日常用语都要经过它来渗透。这个过滤器有其外在的理据性，语言内在的语法规则和规约都受到它的影响。约翰·海曼[39]除了从人类身体和语言表达的关系角度研究了语言象似性现象之外，还研究和分析了某些传统的语言表达形式（如自我贬低）是如何从某些最初的身体活动中衍化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些身体活动作为人们行为的基础是如何被逐渐仪式化、程式化，并最终在语言中被语法化的，海曼把这个过程称为“升华”（Sublimation）。海曼感兴趣的是象似性在语言衍化过程中是如何逐渐衰退的，他尤其关注了各种语法形式中还残存的象似性。
南尼对于语音象似性的研究也很深入，共总结出了三种不同的象似性：语音听觉象似性、语音发音象似性、语音联想象似性。南尼认为其中听觉象似性是具象化的，发音象似性则既是具象化的也是图示化的，而建立在类比的基础上的语音联想象似性则完全是图示化的。
彼奥托尔·萨多夫斯基[40]一直关注词汇方面的象似性，他对英语中以“gl-”开头的单词进行了个案研究，发现以“gl-”起首的单词的语义场之间具有相关性，萨多夫斯基认为这些语义场之间的相关性并非偶尔或者巧合，而是有理据可依的；为了进一步探究“gl-”的表意理据性是否可以在大量单词词义中得以验证，他对相关词汇进行了历时和共时的分析。他发现从古英语向现代英语的过渡中，以“gl-”起首的单词数量在逐渐减少，这使得“gl-”的象似性也趋于模糊；他又发现，在中世纪以“gl-”起首的外来词被以“gl-”起首的英语本土词汇群体的象似性所同化；他的研究还表明，“gl-”的表意象似性或者理据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些语言特有的，例如“gl-”在日耳曼语和凯尔特语中的象似性在罗曼语言中是观察不到的。“gl-”是一个由软腭浊音和边音组成的辅音丛，对辅音丛gl- 的象似性，其他学者（如安德森[41]）作了如下的分析：首先在发音器官状态上“gl-”中有一个爆破浊辅音，其发音部位是在口腔后部的舌根部，辅音丛中的另一个音是响亮的边音，发音时舌尖抵上齿龈，发音部位在口腔的前部。该辅音丛的发音开始于短促的爆破音，进而过渡到平滑、持续的边音或流音。而流音“/l/”被认为经常出现在表示“轻快运动”的词汇中：flow（流动，涌流；川流不息；飘扬），flake（成片状剥落），flutter（飘动；鼓翼；），flicker（闪烁；摇曳；颤动；扑动翅膀），fling（掷，抛；使陷入；轻蔑地投射；猛动），flurry（一小阵雨；一小阵雪），slide（滑动；滑落；不知不觉陷入），slip（使滑动；滑过；摆脱；塞入；闪开），slither（使滑动，使滑行；使滑下），glide（滑翔；滑行；悄悄地走；消逝），等等。最终得出的关于“gl-”象似性的结论是：“gl-”蕴含着某种普遍的联觉，即“光从发光体表面轻快射出”，“gl-”联觉的共同元素是“光”和“轻快的运动”，也就是说 “光”和“轻快的运动”是“gl-”的基本语义场。而另外一些单词如，glance（扫视，匆匆一看；反光；瞥闪，瞥见），glare（炫目地照射，发耀眼的光，闪耀）和glint（闪烁，闪光）是把“视觉”和“轻快的目光投射”结合起来；glad、glee中把“光”和“光的轻快”引申为快乐、轻松。
俄尔·安德森[42]对中世纪拉丁文诗歌和其英译文本进行了对比，发现在把拉丁文诗歌翻译成英文的过程中，译者频繁使用语音的象似性表意，或者说语音的象征意义，语言学家把这种语音的意义表征功能命名为“音义联觉（phonaesthesia）”。安德森发现拉丁文诗歌的译者充分利用了音义联觉，如用元音的高舌位和低舌位的对立来表达“高”、“轻”、“亮”的意象和“低”、“重”、“暗”的意象之间的对立；用繁重的辅音丛来表达极端的对比；用流音（liquids）、鼻音（nasals）、摩擦音（fricatives）和爆破音（plosives）之间的差异来表达曲线性和柔软性相对于角度性和凹凸的锯齿面等外在形态上的不同。
也有研究从音段和超音段的角度分析了诗歌意义的象似性表征。对语言和文学文本视觉象似性的研究发现所有的语言象似性都是以意义的表征为动机或者理据的，南尼把这些视觉中字母形态的象似性分为三类：[43]清晰的象似性字母、模糊的象似性字母、潜在的象似性字母。南尼调查了一些单个的英文字母如“I”、“C”、特别是“O”等，深入探讨了它们在语言学主流观点中只是作为任意性、规约性的字母，而在文学中是如何被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如莎士比亚等在文学文本中用作事物的象似性图符的。例如，“I”常被用作柱子的象似符、“C”被用作新月的象似符、“O”则被用来象似性地表征更多的事物：地球、太阳、月亮、星星、眼睛、敞开的洞口，或者表达“完美”和“循环”等的意义。诗人频繁地利用字母在视觉上的形态象似性在诗歌中表达更多的意象，进而辅助和加强诗歌的文字意义。
语言系统中的象似性有的直观而生动，有的复杂而抽象。对象似性的研究也从最小的语音单位——音素、最小的语义单位——词素到短语结构，到句法结构，直至语篇结构，乃至语法结构都有所涉及，有的语言学家甚至关注到了标点符号和页面排版中所蕴含的象似性，如安妮·C.亨利[44]和马克思·南尼。
[1] Paul Auster，City of Grass，Harmondsworth：Penguin，1987，p.70.
[2] David Simpson，“Pound's Wordsworth；Or Growth of a Poet's Mind”，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45，1978，p.662.
[3] Ezra Pound，Ernest Fenollosa.“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San Francisco：City Lights Books，1964，p.8.
[4] Ibid..
[5] Ezra Pound，Cantos；T.S.Eliot，The Waste Land；James Joyce，Ulysses，Finnegans Wake .
[6] Ideogrammatic method，Ezra Pound，“Poésies 1917-1920：Jean Cocteau”，Dial 70，1921，p.110.
[7] Ideogrammatic method，Ezra Pound，“Poésies 1917-1920：Jean Cocteau”，Dial 70，1921，p.110.
[8] 种系发生学，也被称系统发生，是指在地球历史发展过程中生物种系的发生和发展。种系发生学（phylogenesis）研究物种之间的生物关系，其基本思想是比较物种的特征，并认为特征相似的物种在遗传学上接近。种系发生学研究的结果往往以系统发生树（phylogenetic tree）表示，用它描述物种之间的进化关系。通过对生物学数据的建模提取特征，进而比较这些特征，研究生物形成或进化的历史。在分子水平上进行系统发生分析具有许多优势，所得到的结果更加科学、可靠。
[9] 个体发生学（或称做形态发生）描述一个生命体从受精卵到成体的起源和发育。个体发生学在发育生物学、发展心理学和发展生理学中被研究。更一般的用语，个体发生学被定义为，在不失去个体藉之存在的组织的情况下，个体（可能是细胞、生命体或生命体社群）发生结构改变的历史。
[10] 参见Fónagy（1980），Slobbin（1985），Pentecorvo（1994）以及Max Nänny（1999）。
[11] Max Nänny and Olga Fischer（eds.），Form Miming Meaning：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 e，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9，p.153.
[12] Clotilde Pentecorvo，“Iconicity in Children's First Written Texts”，Iconicity in Language .Amsterdam：Benjamins，1994，pp.277-307.
[13] David Stampe，ADissertation on Natural Phonology，New York：Garland，1979.
[14] Dwight Bolinger and Sears D.A.，Aspect of Language（3rd ed.），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1.
[15] John Haiman，“Iconicity and Economic Motivation”，Language，Vol.59，1983，pp.781-819.
[16] Ronald W.Langacker，“Syntactic Reanalysis”，Mechanisms of Syntactic Change，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7，pp.106-107.
[17] 皮钦语或混杂语言（Pidgin），指由不同种语言混合而成的混合语。从纯粹语言学的观点看，皮钦语只是语言发展的一个阶段，指在没有共同语言而又急于进行交流的人群中间产生的一种混合语言，属于不同语言人群的联系语言。皮钦语一旦作为母语传递，成为一种社会交际语，它就会开始逐步扩大词汇，严密语法，迅速发展丰富起来成为共同交际语言或独立语言。在中国，最著名的皮钦语当为“洋泾浜英语”。
[18] 克里奥尔（Creole）一词原意是“混合”，泛指世界上那些由葡萄牙语、英语、法语以及非洲语言混合并简化而生的语言，美国南部、加勒比地区以及西非的一些地方所说的语言也都统称为克里奥尔语，有些克里奥尔语以英语为基础，而塞舌尔的克里奥尔语则更多地采用法语单词。说这些语言的克里奥尔人，通常也是经过多代混血的，他们可能同时拥有来自非、欧、亚三大陆的血统。塞舌尔人是典型的克里奥尔人，在市中心的独立大道上矗立着一座三只飞翔的海鸥雕塑，象征着塞舌尔人民来自欧、亚、非三大洲。
[19] 参见Ivan Fónagy，“Iconicity of Expressive Syntactic Transformations”，Syntactic Iconicity and Linguistic Freezes，The Human Dimension，Mouton：de Gruyter，Berlin，1995，pp.285-304。
[20] 参见Jean-Jacques Lecercle，The Violence of Language，London：Routlege，1992。
[21] “Rhizomatic” 参见Max Nänny and Olga Fischer（eds.），Form Miming Meaning：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 e，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9，p.111。
[22] “Play”，出处同上。
[23] 参见Dwight Bolinger，Language-The Loaded Weapon，London：Longman，1980。
[24] 拉丁文，译成英语是：I come，I see，I conquer（我来，我看，我征服）。
[25] 这单个单词的意思分别是：任性的/骚乱的/喧嚣的；倔强的/顽固的；可憎的/令人讨厌的。
[26] Max Nänny and Olga Fischer（eds.），Form Miming Meaning：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 e，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9，p.112.
[27] 参见Raimo Anttila，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2nd Edition），Amsterdam：Benjamins，1989，pp.88，99。
[28] 参见Eve E.Sweetser，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29] 参见John Haiman，“The Iconicity of Grammar：Isomorphism and Motivation”，LanguageVol.56，1980，pp.15-40.Iconicity in Syntax，Amsterdam：Benjamins，1985a.Natural Syntax，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b。
[30] Ibid..
[31] 参见Max Nänny，“Iconicity in Literature”，Word & Image 2，1986，pp.199-208。
[32] 参见“exophoric”iconicity和 “endophoric”iconicity，Winfried Nöth，“Semiotic foundation of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The Motivated Sign，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0，pp.17-28。
[33] 参见Roman Jakobson，“Closing Statement：Linguistics and Poetics”，Style in Language，Cambridge：Mass.：M.I.T.Press，1960，pp.350-377。
[34] 参见Wolfgang Müller，“A note on the iconic force of rhetoric figures in Shakespeare”，The Motivated Sign：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0。
[35] Max Nänny and Olga Fischer（eds.），Form Miming Meaning：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 e，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9，p.112.
[36] 参见Geoffrey N.Leech，“Stylistics and Functionalism”，The Linguistics of Writing — Arguments betwee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7，pp.76-88。
[37] 参见Paul Kiparsky，“On the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The Linguisitics of Writing.Arguments betwee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7。
[38] 参见Ivan Fónagy，La métaphore en phonétique，Ottawa：Didier，1980.Ivan Fonagy，“Iconcinity of Expressive Syntactic Formations”，Syntactic Iconcinity and Linguistic Freezes.The Human Dimension，Berlin：Mouton de Gruyter，1995。
[39] John Haiman，“The Iconicity of Grammar：Isomorphism and Motivation”，Language56，1980，pp.515-540.
[40] 参见Piotr Sadowski，“The sound as an echo to the sense：The iconicity of English gl-words”，The Motivated Sign：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0，pp.69-88。
[41] R.Anderson，“Old English poetic texts and their Latin sources：Iconicity in Cædmon's Hym and The Phoenix”，The Motivated Sign：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0，pp.109-134.
[42] 参见R.Anderson，“Old English poetic texts and their Latin sources：Iconicity in Cædmon's Hym and The Phoenix”，The Motivated Sign：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0，pp.109-134。
[43] 即：transparent letter-icons，translucent letter-icons，subliminal letter-icons。
[44] 参见Anne C.Henry，“Iconic punctuation：Ellipsis marks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The Motivated Sign：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0，pp.135-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