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能够长期存在的物种：既不是最强大的，也不是最聪明的，而是最能适应环境变化的！

——达尔文[1]

个人始终是组织中基本的战略因素。

——巴纳德[2]

一　研究背景

组织面对变化如何生存？这一基本问题一直以来就是管理学、历史学、组织社会学、心理学及经济学关注的焦点（O'Reilly＆Tushman，2008）。由这一问题所发展的组织理论十分丰富，包括了竞争优势理论（Porter，1980）、战略冲突理论（Shapiro，1989）、组织生态理论（Hannan＆Carroll，1992）、制度理论（Meyer＆Rowan，1977）、资源基础理论（Barney，1991），以及最近的动态能力理论等（Teece et al.，1997）。这些研究在“组织面对变化是否能适应和进行变革——如果可以，又是如何做到的”这一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广泛的争议，并由此形成了有关组织变革的两大理论流派：一种观点是认为组织能够有效适应环境变化进而获得持续发展；而另一种观点则把组织视为一个惯性系统，变革是通过“变化—选择—保留”这样的优胜劣汰机制实现，因而认为随着环境的变化，那些难以突破惯性的现有组织将会被新的、更能适应环境变化的组织所取代（Barnett＆Caroll，1995）。

实际上，组织实践和已有的实证研究对上述两种观点都有足够的支撑证据（O'Reilly＆Tushman，2008）。例如，卢卡（Louca）和门多卡（Medonca）（2002）对20世纪美国最大的一些制造企业的研究表明，226家企业中仅有26家企业在1917—1997年间一直存在，大多数的企业由于无法适应而被取代。麦肯锡公司对标准普尔500（S＆P 500）企业预期寿命的一项研究也表明，1935年这些企业的平均预期寿命为90年，到1975年这一数字下降到30年，而该研究估计到2005年会进一步降到仅仅15年（Foster＆Kaplan，2001）。这些研究结论说明，即使是作为某一时期最大和最为成功的企业也无法保证能持续存在。因此，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组织的生态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惯性和无法改变的（如Amburgey et al.，1993；Audia et al.，2000；Hannan＆Carrol，1992），面对环境的混乱，战略管理者的工作实际上发挥不了什么作用（Dew et al.，2006）。然而，即使是面对如此高的失败率，现实中仍然有一些企业生存了下来并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繁荣。奥莱利（O'Reilly）和塔辛曼（Tushman）（2008）列举了23家平均寿命超过105年的企业名录，其中就有诺基亚（1865年成立）、3M（1902年成立）、施乐（1906年成立）等知名企业。德赫斯（De Geus）（1997）的研究报告也指出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存在的时间已经超过200年。这些长寿企业最初生产的产品与目前的业务很多都大相径庭，但它们通过不断适应环境而获得了持续发展。

因此，到20世纪90年代，上述两种观点（适应vs选择）的争论已经逐步演变为以下的共识，即尝试从理论与经验层面去理解企业在面对环境变化时，何种条件下能够保持其竞争优势而另外一些情形下则不能（O'Reilly＆Tushman，2008）。在这一过程中，以往基于定位和资源优势的一些静态理论（如Barnett et al.，1994；Porter，1980）逐步被更为动态地探析企业如何重组和整合其资源以适应环境变化的动态能力理论所取代。蒂斯（Teece）等（1997）正式提出动态能力理论已有超过十年时间，而这一研究主题正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引起管理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关注与兴趣，这一点可以从其日益增长的引用率及美国战略管理学会（Strategic Management Society）、美国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等顶尖学术团体所发起的多次学术会议得到有力的证实（Easterby-Smith et al.，2009）。

动态能力理论能够得到持续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其涉及众多主流的理论议题，如组织适应、战略更新、组织学习、知识管理等，并且对于相关实践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一理论目前仍然存在不少有待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其中，有关能力的微观基础（microfoundations）问题目前正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具体表现在：（1）由于组织能力通常被解释为习得的、稳定的集体行动模式，其异质性的来源一般归因于组织与环境互动的演化历程及路径依赖过程，因而能力通常被视为一个集体层面的概念，在这一集体概念的主导下，组织中个体的作用被同质化，其能动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个体的认知与行为等因素也被简单地解释为组织惯例（routines）与能力驱动的结果；（2）以往组织能力研究（包括动态能力研究）大多承袭了演化经济学与卡内基学派组织研究的传统，强调惯例主导下基于反馈的经验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在能力演化[3]中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一种“向后看”（backward-looking）的经验主导逻辑，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向前看”（forward-looking）的认知逻辑的影响（Gavetti＆Levinthal，2000）。这就好比一个经验丰富的探险家，虽然可以凭借以往经验在新的探险活动中占有优势，但完全依赖以往经验行事，缺乏足够的预见性以及对新情况新问题的认知及处理能力则很可能会因为意外的出现使自己陷入困境。

对于动态能力研究来说，虽然以往研究也意识到管理者的能动作用，但仍然把个体的认知与行为降低为次要因素（Salvato，2009）。由于动态能力本身就意味着对经验性势力影响的克服，因而仅仅关注经验主导的行为逻辑将难以全面完整地解释动态能力的发展演化过程。更为全面地解答“能力从何而来，如何发展演化”这一能力研究的基本问题，打开能力研究的“黑箱”（参见图1－1），就需要把研究的视角从宏观拓展到微观，以进一步探寻导致能力异质性的个体微观层次认知与行为根源及其与组织层面因素的相互作用机理（Felin＆Foss，2005；Foss，2006；Gavetti，2005），参见图1－2所示的能力研究“双浴缸”模型。

从企业的实践来看，不断适应环境变化，实现持续发展是每一个企业不断追求的终极使命。[4]在当前环境动态变化和日趋复杂的情况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战略矛盾和出现战略转折点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既可能给企业带来发展的机会，同时也可能带来较严重的生存危机，因而企业需要持续变革，实施“再创业”才可得以持续发展（芮明杰，2004）。对于处在转型经济背景和新兴市场环境下的中国企业来说，由于面临着来自制度、文化、技术、市场等多方面的挑战，在适应环境变化并获得持续发展方面将面临更大的考验。多年以来，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自主创新能力弱、核心技术与战略资源受制于人、品牌影响力不足、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长期制约着企业的发展。自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无疑使上述问题更为突出，企业的经营形势日益严峻。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克服长期困扰企业发展的难题，有效应对环境变化并实现持续发展就成为企业当前生死攸关的核心战略目标，同时也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话题。

尽管企业的转型升级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但企业自身采取有效的战略行动则是推动转型升级的重要先决条件。以往战略管理的研究表明，企业战略行动发起和实施的前提是管理者（特别是高层管理者）必须关注到环境的变革要求并进行适当的解释（interpretation）（Barr et al.，1992），这一过程受到其认知结构与认知行为的影响。如果管理者的认知结构与认知行为不能与环境变化要求相适应，那么企业就难以发起有效的战略行动并取得期望的战略成果。此外，企业采取的战略行动也受到自身能力的影响，特别是与变革和适应环境密切相关的动态能力。缺乏这一能力将使企业难以克服自身的认知惯性与运营刚性，进而使转型升级的有效实施难以为继。

二　研究问题的提出

针对上述理论与实践背景，本研究把管理者认知、企业动态能力及企业战略更新结合起来，整合了能力演化的微观视角、战略更新的认知与能力两种机制，集中关注中国企业转型升级背景下，管理者认知对于企业动态能力演化的影响，进而推动企业有效实施战略更新，适应环境变化并获得持续发展的机理过程。也就是说，本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企业转型升级背景下企业动态能力演化的微观认知机制及相关影响因素是什么？围绕这一核心研究问题，进一步细化后的相关研究问题具体包括：

由于动态能力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可以表现在产品开发、创新、并购、变革与成长等多个方面，因而具体的研究中一般都需要对其进行更为精确的界定。基于本书关注的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背景，就需要更清晰地把握：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动态能力的内涵、特征与构成维度究竟是什么？

企业动态能力演化的微观认知机制是怎样的？也就是说，管理者认知如何推动企业动态能力的演化？在这一过程中，管理者认知如何与组织层面的影响因素（如组织学习等）发生相互作用？

管理者认知、动态能力及战略更新之间是何关系？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下，管理者认知与动态能力如何推动企业战略更新？

在上述过程中，基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与新兴市场环境的特殊性，存在哪些独特的本土化因素的影响？其具体的影响与调节机制怎样？

三　研究意义

本书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推进战略管理与组织能力演化的微观基础研究

组织是由个人组成，但这一基本事实在战略管理与组织理论中涉及结构、惯例、能力、文化、制度及其他集体层面的概念时却很大程度上被忽视（Felin＆Foss，2005）。实际上，这些集体层面概念的根源最终还是体现在组织中的个体因素上，如个人的认知、动机、期望、情感及行为等方面。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逐步意识到战略管理与组织理论研究需要更多地把视角从宏观转向微观，以探析组织集体层面概念的微观基础——个体自身的因素以及个体之间社会互动的影响，从这一点来看，其与经济学及理性选择社会学（rational choice sociology）从“宏观”逐步转向“微观”的发展趋势十分类似（Felin ＆Foss，2006；Abell et al.，2008）。

同样，承袭演化经济学与卡内基学派研究传统的组织能力研究（包括惯例、资源等），以往大多也是用集合的代理变量（aggregated proxies）来解释企业层面的异质性。因此，十分有必要进一步地理解个体及个体之间的因素如何影响或阻碍组织能力的发展与演化。最近，一些探索能力微观基础的研究逐步涌现出来，如加韦蒂（Gavetti）（2005）、蒂斯（Teece）（2007）、萨尔瓦多（Salvato）（2009）、拉马宁（Laamanen）和瓦林（Wallin）（2009）等，这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能力的来源及发展演化机理奠定了基础。但目前在组织学习与能力发展中，个体与集体、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联系仍然缺乏比较系统的研究，特别是经验研究则更为不足。基于此，　《管理研究杂志》（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在2009年最近的专题征稿通告中明确地提出了“组织惯例与能力的微观层次起源”这一研究主题，借此期望把这一研究推向新的高度。[5]

本书正是在上述基础上展开，着重围绕中国本土化情境探析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动态能力演化的微观认知机制及其相关影响因素。这一研究从动态能力这一当前能力研究的热点领域切入，对于进一步推进战略管理与能力演化的微观基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对于更为全面完整地理解动态能力的发展演化过程，完善动态能力理论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完善转型经济背景与新兴市场环境下企业转型与变革的相关理论

战略变革与更新具有较高的情境依赖性。以转型式变革和更新为例，西方学者的研究大多与政府放松管制、行业发生重大变化（如出现技术重大创新）等情境相关，这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和新兴市场环境下企业的转型升级所处的情境存在较大的差异。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对稳定的制度与市场环境相比，中国企业需要面对更大的环境不确定性和波动性，这就需要从本土环境视角对中国企业的转型升级过程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因此，本书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和新兴市场环境下企业转型升级的实际问题着手，从实证层面研究动态能力演化的微观认知机制及其与企业战略更新的关系机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不足，是对转型经济背景与新兴市场环境下企业转型与变革相关理论的补充与完善。同时，本书也从企业转型升级的实践层面论证了动态能力的应用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动态能力理论的验证与发展。

（三）为当前处于复杂动态环境下的企业转型升级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技术创新不断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残酷和激烈的背景下，不断创新、不断学习、不断调整战略以适应变化成为企业的唯一出路（Barkema et al.，2002）。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以及随后宏观经济形势剧烈波动的影响，中国企业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能否顺利实现企业的转型与升级，化“危”为“机”，是当前企业、政府及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本书对于动态能力演化的微观认知机制及其与企业战略更新关系机理的研究紧扣当前经济运行与企业经营实践中的关键问题，无疑将会为当前处于复杂动态环境下的企业转型升级实践提供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本研究表明，构建动态能力有助于企业转型升级的顺利推进，明晰转型升级背景下企业动态能力的内涵、特征与形成机制，以及动态能力对于战略更新过程及绩效的影响将会对当前处在转型升级关键转折点的企业带来更大的帮助。同时，本书对于政府及相关组织的政策建议，将会有助于为企业转型升级营造更为有利的环境，从而更好地推动企业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