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悠久的中国农业文明
第一节 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创造
1．中国农业文明与世界文明版图
人类可考的历史以数百万年计。250万年前，当人类刚从树上走向地面时，主要依靠采集和狩猎为生。直到1万多年前，农业才开始出现，并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变革性力量。农业无疑是人类迄今最重要的发明。
在历史运行的逻辑中，大势重于细节，趋势重于事件。影响农业起源的最重要因素除了人类认知能力的进化以外，气候大环境的变化，小麦、稻谷、易驯化的动物等特定物种在特定地点的生长，乃至古人可能的信仰等，都会对农业的产生起到重要作用，而其中环境的变化可能是最为直接的原因。一般认为，由于最近的一次冰川在距今约1.2万或1万年前消退，早期的人类农业便产生于那一阶段的新石器时代（距今大约1万年—5000年）。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出现了农作物的栽培，而农业生产的发展则推动了人类社会分工并使城市文明在此后约5000年得以兴起。
在人类历史上，不少地方曾燃起过古代文明的火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又相继没落甚至消亡了。公元前4000年率先进入文明时代的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的文明古国，相继于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在外族的侵入下衰亡。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达罗毗荼人在印度河流域建立了灿烂的哈拉帕文化，公元前1750年却销声匿迹。自公元前1000年雅利安人入侵后，印度地区长期四分五裂。美洲文明虽有辉煌成就但后来也趋于停滞。
中国是屈指可数的世界农业文明起源地之一，且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发展从未间断，不得不说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据最新考古发现显示，中国最早的农业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万年以前，与西亚的农业起源基本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到了公元前8000—前7000年已经相当发达。
一些考古发现甚至改变了很多传统上对中国农业发展史的认知。如过去认为小麦的原产地不在中国，是通过西域传到中国的，但安徽亳县钓鱼台出土的西周时期（前1046—前771）的小麦推翻了这一设想，而后来在甘肃民乐东灰山又发现了5000年前的小麦和大麦粒，更是将中国种植小麦的历史大大提前。
目前世界公认，古代的中国人最早培育了水稻和粟（小米），如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距今7000年左右的水稻遗存，在湖南澧县彭头山等地发现了距今8000年左右的稻谷遗存。近年，又在浙江永康湖西遗址发现了9000年前的炭化稻谷，而在湖南玉蟾岩洞穴发现的古栽培稻更将人类栽培水稻的历史提前到了1万年前。在西安半坡遗址中发现了公元前6000多年前的炭化了的粟和白菜籽，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早的同类农作物实物标本。而河北武安磁山出土的大量窖藏粟灰将中国种植粟的历史提到了8000年前。直到今天，中国北方人的味蕾仍然偏爱小米粥的味道，说明了人们对这种食物记忆的久远。
据《史记》记载，在5000多年前轩辕黄帝
时期，中国就已经开始种植大豆。
中华先民在很早的时候就驯化了猪、牛、羊、马、狗、鸡等六畜。汉字中的“家”字便是由“房”和“猪”这两个汉字上下构成，说明古代中国农民已懂得“无猪不成家”的道理。即便在当代中国农村，改变户户养猪的状况也只有短短的一二十年的历史，而在远离城镇的那些村庄，家家养猪仍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过年吃上自家养的肥猪仍然是那里的农民最为期盼的节日盛宴。
农业的产生和发展促进了人口繁衍，促进了人类定居、聚居生活乃至村落的形成。据考古发现，在新石器时代的陕西渭河两岸，就已有村落聚居点3万多处。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分布着60万个村庄、300多万个村落聚居点。村落的形态不但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发展基础，而且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几个上古时期农业的美丽传说
1．神农氏尝百草、种五谷
世界各地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农业起源之神，如埃及的农神是Usis女神，希腊的是Demetor女神，罗马的是Ceres女神，墨西哥的是Quetzalcoat神，秘鲁的是Viracocha神。
在今天北京的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草坪上，伫立着一座神农氏雕像。雕塑基座上有这样一行字：“神农氏尝百草，种五谷，制耒耜，试水泉，教民稼穑泽上党太行，接济苍生润千秋万世。”塑像所刻画的这个恰如辛劳耕作之后，面容慈祥、手捧稻穗的老农，就是现在13亿多中国人的共同祖先“炎帝”，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始祖的化身。
神农氏是中国关于农业最早传说的重要人物。在神农氏之前，人们吃的是“行虫走兽、木实蠃硥（螺蚌）”。后来，由于人口不断增加，食物开始不足，迫切需要开辟新的稳定的食物来源。神农氏历尽千辛万苦，尝遍百草，终于选择出可供人们食用的谷物，并教人民怎么种植五谷，如何辨别土地的地力，以及根据土地的湿度和肥力等具体情况进行种植。
神农氏不但发明了农业，还发明了农具、医药、陶器、乐器、纺织等。为了给人们治病，神农氏还亲自品尝各种野生植物，找到能够治病的草药，所以他经常中毒，他这种献身精神为后代所推崇，所以民间也称他为“药王”。
2．后稷教农稼穑
后稷是中国有记载的上古文献中最早出现的传说人物之一，他是中国文献中出现的西周族的第一位农神，在《诗经·周颂》中即有记载。传说在远古的时候，有个叫姜嫄的女子到山野中游玩时看到了一个巨人的脚印，她非常好奇，也十分兴奋，于是忍不住去踩了踩，当她踩到拇指处的时候，身心感到受到了震动，回去以后就怀孕了。后来，她生下了一个儿子，人们认为这是踏了巨人的脚印生下的孩子，有不祥之兆，因此就把他丢弃在一个小巷里。可是很奇怪，牛马等牲畜经过时，不仅很小心翼翼地躲开这个孩子，还喂他奶吃。后来，人们又把他丢到河边，那时已经是冬天了，但又会有鸟儿飞来给他取暖，保护他不被冻死。于是他的母亲觉得这孩子比较奇异，就把他抱回家抚养长大。因为他差点儿被丢弃掉，故起名为“弃”。
当弃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知道自食其力，知道怎样除草，怎样种植大豆、大麦、小麦、甜瓜等各种谷物和瓜果蔬菜，而且所种作物都籽实饱满。弃也懂得把收获后的农作物加工成熟食，放在祭祀用的器皿里来祭祀祖先和天地。长大后，弃被族人推举为首领。弃带领大家从事农业生产，种植各种农作物，部族非常富裕安定。后来，担任部族联盟首领的尧听说弃非常能干，更擅长于农业，就让他掌管整个联盟的农业生产，官名为“后稷”，人们就称“弃”为“后稷”。这个部落也日渐兴盛，最终成为周（前1046—前256）的祖先。人们把后稷尊称为谷神，后来将他与土地神（社）合在一起进行祭祀，就成了“社稷”。社稷在中国是对国家、社会的另一称呼。在古人眼中，国家最重要的大事无非有二，一曰土地，二曰粮食。
3．蚕神的传说
传说是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
有一次，嫘祖在野桑林里喝水，树上有野蚕茧落下掉入水碗，待用树枝挑捞时挂出了蚕丝，而且连绵不断，愈抽愈长，嫘祖便用它来纺线织衣，并开始驯育野蚕。嫘祖被后世祀为先蚕，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王后、嫔妃祭祀先蚕的仪式。在今天，北京的颐和园里，便有当年的乾隆皇帝（1711—1799，中国清朝皇帝）修建的“耕织图”景区，以体现对农业的高度重视，其中就有一座祭祀蚕神的蚕神庙，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当时的风貌。在江苏苏州盛泽镇现仍存有一座建于清代（1616—1911）道光七年（1827年）的先蚕祠，是目前仅存的祭祀蚕桑文化的祠庙，这说明至少在清代晚期都还有祭祀先蚕祠的遗风。直到近代，在很多养蚕区的一些跟先蚕祠近似的蚕神庙里，还都供奉着“先蚕”嫘祖。
在苏州的祥符寺巷，有一座嫘祖庙，传说这里是轩辕黄帝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在苏州的民间传说中，嫘祖是轩辕黄帝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被民间蚕农亲切地称为三姑娘。传说轩辕黄帝在天庭十二神兽帮助下，发明了织丝的织机，又从三姑娘梳头的篦子上得到启发而发明了筘篾，使经线在织造过程中不再被割断。因此，这里便成为苏州丝织业祭奠祖师的地方。
《搜神记》中还有一则关于蚕桑起源的神话，颇为动人心魄。相传古时候蜀地有父女二人，父亲外出打工，留下女儿在家养马。久之，女儿思念父亲，对马戏言如能找回父亲，就嫁给它。那马听后竟挣脱缰绳而去，历经坎坷终于寻到父亲，并望着家的方向悲鸣不已，父亲大为惊奇，知家中有事便骑马回到家中。马回到家后就不肯吃食，每见女儿出入都要击蹄，父亲觉得奇怪，便问女儿怎么回事，女儿如实相告。父亲认为此事有辱家门，遂用箭将马射杀，并将马皮晒在院中。这故事慢慢传了开去，有一天，女儿和邻家女友又来到马皮前嘲笑：“你一个畜生为什么要娶一个女人呢？招此杀身之祸，何苦？”谁知话音刚落，马皮突然飞起，将女儿席卷而去。后父亲四处寻找，数天后才在一棵大树上发现，女儿和马皮同时化为了蚕，生息于树上，其茧又厚又大。邻家女友到此树取下一些蚕来饲养，由此便有了养蚕业。
2．各具特色的中国农业发源地
从世界范围看，原始农业最早起源于山区、丘陵或高地边缘，并非起源于人们所熟悉的河流两岸冲积平原。中国原始农业以黄河流域为起点，紧随其后的长江流域、华南、西南、东南沿海、东北等地区，呈现出由高地到低地发展的轨迹，展现出从山林到平坝、从旱地到水田的特征。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气候和生态环境差异很大，生产内容和生活习俗也有很大不同，“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特征自古便已存在。
（1）黄河流域。黄河中游的河南、陕西、山西和河北4省，以及甘肃东部的广大地区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今天河北省徐水县的南庄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发现了距今10500—9700年前的禾本科植物花粉，猪、狗等家畜骨头，以及陶器、石磨盘、石磨棒等与农业有关的物件，揭示了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及农业文明起源阶段的场景。
中国北方人最喜爱吃的小米，是从禾本科的狗尾巴草驯化而来的。在距今7000—8000年前的河南中部的裴李岗、河北中南部的磁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粟类等旱地农作物种子遗存。磁山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猪、狗、家鸡遗骨，裴李岗遗址中发现了猪骨和猪头的陶塑，这说明当时两地农业已经进入比较发达的阶段。被大量发现于这一时期的石斧、石铲、石镰等，说明当时的黄河流域已经进入了“翻土耕种”的“锄耕农业”阶段。
1921年，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则代表了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农业文化传承。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5000年，大约经历了2000年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人们已经开始栽培水稻、高粱和芥菜、白菜等农作物，猪、狗、牛、羊的饲养也非常普遍，纺织也已经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人们开始过上稳定的定居生活，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诞生了。距今5000—4000年的龙山文化遗址表明，当时已进入了锄耕农业阶段，有些甚至进入了犁耕农业阶段。出土的这一时期的猪骨、陶酒器数量明显增多，可见当时生产的粮食有了更多的剩余。
（2）长江中下游流域。长江流域是中国稻作文化的发祥地，呈现从中游向下游发展的态势。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距今7000年左右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在400多平方米的遗址探方中普遍发现厚度在20—50厘米的稻谷、稻草和稻壳的堆积层，最厚处甚至超过了1米，折合稻谷在12吨以上。在河姆渡出土的一个刻有稻穗纹和猪纹的陶钵，形象地反映了种稻和养猪是当时联系相当紧密的两项重要生产活动。出土的生产工具中，以兽骨制造的达600多件，占到了生产工具的70%以上，骨器是当时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当时的河姆渡社会经济以稻作农业为主，兼营畜牧、采集和渔猎，可见长江下游稻作区的良渚文化在当时就已经相当发达。在良渚文化中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出土了较多的丝和麻纺织物的残片，有些麻织物的纺织水平和现在的平纹麻布已经非常近似，而且有了专门的纺织手工业生产部门。
（3）华南和西南地区。南方地区的农业虽然发端较早，但发展很不平衡，也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特点。对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显示，虽然当地经济仍以采猎为主，但原始农业已经产生，并从种植块根、块茎植物开始发展。在沿江、沿海的多贝丘遗址中的发现表明，种植业已经出现，并保留着以捕捞、采猎为主要方式的经济特点。在河流两岸的台地，以种植业为主的综合经济得到发展。
西南地区的原始农业文化特色明显。距今4000年前，在滇西洱海地区的宾川白羊村，已经有先人建立起密集的泥墙住房，他们以原始农业为主要生活来源，兼有渔猎、采集。迄今为止，西藏共发现石器时代遗址50多处，在昌都卡若遗址发现了几十座不同结构的房子，最大的一间双室房近70平方米，定居的农业村落已经出现。
（4）中国北方地区。在东北、内蒙古和新疆的广袤土地上，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形成以种植业、渔猎、畜牧业为主的多元经济形态。在距今7000多年的沈阳新乐文化、距今5000多年的辽河上游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等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栽培黍和石斧、石铲、石磨盘等农具。在黑龙江密山新开流遗址，发现了距今6000多年的储藏鲜鱼的鱼窖和大批渔猎工具以及鱼骨等，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过上了较为稳定的定居生活。而在大兴安岭东侧的松嫩平原和西侧的呼伦贝尔草原，则发现了大量细石器和少量磨制石器。在距今3800多年的新疆孔雀河畔古墓沟遗址中发现的牛羊角等随葬品表明，当时的畜牧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
古代中国这些相对独立的农业区域，在我们尚未尽知的联系中如星火般默默燃烧，最终在历史的进程中燃成连为一片的熊熊烈焰乃至遍及中华大地。而这些逐步发达起来的原始农业，终于导致了独立经营的个体家庭和超越生产者自身需求的剩余产品的出现，经济基础的改变同样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社会联系和组织方式，从而为私有制和国家的出现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古代的中国人终将开启文明的新时代。
从成语看中国农业历史
1．五谷丰登
中国人过春节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新春伊始，第一件事就是贴对联。人们将喜庆的对联贴在门框上，用吉祥的话语祝福来年。在今天的中国农村，老百姓最喜欢在粮垛和盛放粮食的房门上贴上“五谷丰登”四个字，以表达对来年粮食丰产的祝愿。那这所谓的“五谷”又是指哪些粮食作物？
在农业刚刚开始的时候，先民们往往把各种作物混种在一起，叫做“百谷百蔬”。后来，逐渐筛选出产量较高、品质较好的农作物品种，于是形成了所谓的“五谷”。“五谷”泛指主要粮食作物，并非只指具体的五种谷物，包括“黍（黄米）、粟（小米，稷）、稻（水稻）、麻（大麻）、菽（大豆）、麦（小麦）”等。
黍和稷（又名“粟”）是当时黄河流域乃至全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唐（618—907）宋（960—1279）时期。黍和稷属于当地生植物，它们的抗旱能力强，生长期短，既耐寒也耐高温，对黄河流域的气候有着天然的适应性。特别是黍，最适合作为新开荒耕地的先锋作物。春秋（前770—前476）战国（前475—前221）后，新开垦的土地逐步增加，黍在粮食中的地位逐步下降。粟不但营养价值较高，而且耐储藏，带壳的粟在保持干燥的条件下可以储藏几十年而不坏，从西周开始被尊为“五谷之长”。直到今天，小米粥仍然是中国北方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品。
水稻，原产于长江流域，最先由越族人将其从野生稻驯化而来。在七八千年前已经传播到淮河流域，后逐步传播到黄河流域。在大禹治水之后，北方也发展了水稻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食乎稻，衣乎锦”是王公贵族的生活写照。
中国是大豆的故乡，原产地是东北地区。大豆在英文中叫作“soy”，其发音就是“菽”字的发音。“菽”字左边下面写成了三点，说明古人已经注意到大豆根部长有根瘤。大豆大致于商（前1600—前1046）周（前1046—前256）之际才从东北传入中原地区。由于大豆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被人们称为“植物肉”。
麦，也是商周时期居民的主要粮食作物。从已有的资料来看，西方的羌族有种植麦子的传统，夏代（约前2070—前1600）也有种植小麦的证据。中国最早的文献《诗经》中有9次提到“麦”。即便到了今天，作为商周故地的河南中原一带，仍然是中国第一大小麦产区，这片麦田足足种了近4000年。战国以后，石磨的发明和普及，使小麦加工成食品的方便程度大大提高，小麦的种植开始大面积推广。
麻，通常被认为是织布用的纤维作物，而不是粮食。其实，大麻是雌雄异株的植物，雄株的纤维细柔，可作为纺织原料，而雌株的籽可以食用，因此古代被列为谷物。从考古来看，中国华北是大麻的发源地，目前黄河流域已经出土了原始社会晚期的大麻籽和大麻布，麻籽确是商周时期居民的粮食品种之一，同时大麻也是织物纤维的来源。
2．六畜兴旺
“六畜”之说最早兴起于春秋时期，指向也非常明确，即马、牛、羊、猪、狗、鸡六种牲畜。与我们今天认知不同的是，六畜开始都用于食用，后来才逐渐被用于运输、耕作、看家、狩猎等活动中。“畜”意为家养，说明它们是中国先民独立驯化而来的。在今天中国人的属相里面，这六畜也当之无愧地占据了6个重要的位置。
马，一开始为肉畜。如在《穆天子传》中记载道，周穆王（西周国王，前976—前922年在位）西游时，沿途部落往往以“食马”为献，动辄数百头。后来到中原地区开始转为役用。中国是最早用马驾车的国家，也是最早发明马镫的国家，商周时期打仗、狩猎、出游都会用到马车。春秋以后，由于车战和骑兵的盛行，马已经成为军事上的必需品，它在六畜中的地位开始凸显。在周代的车战中，每辆战车需要4匹马拉，还要配备运载粮草的牛车。春秋初年，一个中等诸侯国拥有的战车约200—300乘。以后各国兵车数量不断增长，到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万乘之国、千乘之国已经较为普遍。
在山东淄博市临淄区河崖头村西，出土的东周时期（前770—前256）齐国国君的墓葬中，仅他的殉马坑中就有殉马约600匹，可装备战车150多辆，相当于一个小诸侯国的全部军力，殉马排列密度平均每米2.78匹，举世罕见。
除了民间饲养马匹外，官方也有官牧。中国最早的马政开端于殷商，养马人都配有官职。如在中国著名神话小说《西游记》中，玉皇大帝招安美猴王孙悟空时，就是封他为“御马监正堂管事弼马温”，这个“弼马温”就是一个管理马匹和放马的小官职。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当时官方非常重要的活动，而牛和羊则是重要的主角祭牲，大型祭祀活动一次动辄数十数百头，甚至上千头。牛的重要性在稳步提升，在夏代就已有养牛业，到商代已经被大量养殖。春秋时期，牛开始被用作拉犁耕田。牛耕的推广，极大提高了牛在六畜中的地位，养牛业也随之出现了繁荣，其重要性不在马之下。如在陕西扶风的制骨作坊遗址中发现的兽骨中，就包含了1306头牛的遗骸，可见在西周时期养牛业之盛。而湖南地区的商周青铜器盛行以羊为纹饰，也反映出南方养羊业较为发达。《诗经·小雅·无羊》中写道，“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在周代官职中，都设有“牛人”“羊人”职位，专门管理牛羊饲养。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猪的国家。由于猪肉是绝大多数中国普通家庭最主要的肉食，因此猪的地位极为重要。猪的这种地位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甚至融入中国人的“家”字之中，古代家庭基本是有家就养猪。各地的考古发现中，一直是以猪的遗骸数量为最大。
狗是最早的家畜，驯化于狩猎经济时代，进入农业时代后，狗的作用相对下降。先秦（约前8世纪—约前3世纪）农家养狗和养猪、鸡一样普遍，当时的主要作用是提供肉食。在今天中国的部分地区，仍然有吃狗肉的习惯。
在六畜中，鸡是唯一一个位列于此的禽类。可见在夏商时期，鸡无疑在饲养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距今73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中就出土了鸡骨，据检测已经非常接近现代家鸡了。除鸡以外，鸭和鹅也于商代被驯养成功。
夏商周春秋时期，传统的家庭养殖结构已经形成。随着社会的演化变迁，六畜也逐步产生了分工，牛、马等大牲畜更加侧重于役用和作为动力来源，猪、羊、鸡、狗则主要作为肉食。中国的古人不仅驯养了以上六畜等牲畜、家禽，对鹿、象、驴的驯化也一直在进行，由于比较经济和环境气候的变化，鹿和象没有进入到今天中国的家畜行列中。
3．剥茧抽丝
中国丝绸与中国古代文明中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这四大发明一样，都产生过世界级的影响，“丝绸之路”举世闻名。从出土实物来看，桑蚕的养殖、蚕茧的利用和丝绸的生产，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1973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文化（距今7000年前）遗址中出土了一个盅形雕器，在这件文物上刻有四条蚕纹。1984年，在河南荥阳县青台村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的丝织品，这是迄今发现的北方最早的蚕丝。1958年，在浙江吴兴的钱山漾出土了一批丝线、丝带和没有碳化的绢片，经测定距今约4700多年，这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南方最早的丝绸织物成品。在各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还出土有大量陶质、石质纺轮和纺锤等工具。
在中国史前传说中，黄帝元妃发明了养蚕。在过去的几千年里，桑蚕丝织与粮食生产一样重要，这也是古代政权的政治家们重点关注的产业经济和财税来源。种粮和养蚕是中国古代农村的基本经济活动，织丝和刺绣是最为普及的家庭手工业。
远在先秦时代，从黄河到长江流域的广大村野，早已是一派桑叶田田、丝衣飘飘的景象。从殷商到战国，桑树的种植面积和养蚕区域渐渐扩大，丝绸的生产也逐步发展、繁荣。自周代始，已有由周王后率领后妃们举行“亲蚕”和“亲缫”的礼仪。以每年新年皇帝亲耕、皇后亲桑的仪式为象征，中国大地几千年的社会基本图景就是田园牧歌式的农耕桑织，而“男耕女织”便是传承了2000多年的中国农家经济最基本的内部结构。
3．领先世界的古代中国农业
在农业科学技术理论方面，见于著录的古代中国文献有近四百种，是世界上保存古代农书最多的国家，《夏小正》《氾胜之书》《齐民要术》《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等是代表性著作。其中，《夏小正》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科学文献之一，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事历书，它把天象、物候、农事活动联系在一起，奠定了传统农业生产循环观的思想框架。
二十四节气歌
在中国，有一首很有名的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这首民谣对应的是中国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二十四节气是智慧的中国古代老百姓通过对自然与生活的细心观察，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划分的，相邻两个节气约隔15天。为了便于记忆，人们编出了二十四节气歌。
农民要按照二十四节气的变换来安排生活，指导农业生产。农业生产过程在农民那里并不是随意进行的，而是要特别关注自然物候、四季更替、气候变化和日月星辰的位置移动，农业生产要跟农时、季节对应起来。
农民都会用一些朴实的话语把这种节气与生产的对应关系总结出来，世代流传，这就是中国的农业谚语。如“春插时、夏插刻、春争日、夏争时”，“过了惊蛰节，春耕无停歇”，“六月不热，五谷不结”，“腊月大雪半尺厚，麦子还嫌被不够”，“遭了寒露风，收成一场空”，“要想多打粮，包谷绿豆种两样”，“种种甘薯种种稻，产量年年高”等等。这些朴素的民谣农谚反映了深刻的农学规律。
2016年11月30日，中国二十四节气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在古代，还产生了四季、七十二候、二十四节气等服务于农业生产的节气知识。
在耕作方面，战国时期的铁制耕具、牛犁已经较为普遍，比欧洲早了1000年左右。唐代耕犁结构更加完善，出现了由一个部件构成的曲辕犁；明代（1368—1644）发明了利用辘轱和绳索牵引的人力耕地机——代耕架，它的机械原理和现代的电犁相同，表明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汉代出现的播种工具耧车，是一种把开沟和播种结合在一起的播种机，直到今天，中国一些农村还在使用。
在耕作制度方面，中国很早就形成了精耕细作的传统，西汉时期（前206—公元25）推行起垄耕种的“代田法”以及“区田法”。
春秋时期已经发明了提水工具桔槔，东汉时期（25—220）发明了可以引水浇洒的翻车，唐代出现了提水的筒车。元（1206—1368）明之际，风力水车已经出现。
殷商时期开始使用辐条车轮，单辕用四批或两匹马拉。三国时期（220—280）诸葛亮（181—234，三国时期蜀国大臣、政治家）制成的“木牛流马”，就是一种经过改进的独轮车。
在粮食加工机械方面，汉代已经出现了役水而舂的机械以及风车等机械，这比西欧同样的机械早1400多年。晋代（265—420）发明的水力石碾和水转八磨，比西欧类似的设施早了1000多年。宋代又创造了水转九磨和船磨等加工机械，也早于西欧500年左右。
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兴建公共水利工程。夏朝时，中国就已经形成了水利灌溉的生产方式，西周时期已建立了蓄、引、灌、排的初级农田水利体系。春秋战国时期，都江堰、郑国渠等一批闻名于世的大型水利工程就已经建成。其后，农田水利事业由中原逐渐向全国发展。两汉时期主要在北方有大量发展（如六辅渠、白渠），同时大的灌溉工程已跨过长江，在南方开始兴起。魏（220—265）晋以后水利事业继续向江南推进，到唐代基本上遍及全国。唐代中国创造了一整套河渠闸门技术，这比荷兰运河上出现的复闸早700年。宋代更掀起了大办水利的热潮。元明清时期大型水利继续发展，地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随处可见。
都江堰和灵渠是中国古代标志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在四川成都西侧灌县境内，是战国时期的蜀郡守李冰组织民众所造，有防洪、灌溉及航运三利，历经2200多年至今，仍在灌溉着成都平原的耕地。其最精华的“深淘滩、低作堰”六个字，在水利史上有着巨大影响。都江堰使成都平原平畴万顷，沃野千里，成为中国著名的天府之地。这一工程不仅为中国水利史上的伟大成就，在世界上也是利用自然而不破坏环境的工程典范。
于公元前214年凿成通航的灵渠，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境内，是“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它沟通南北水路运输，与长城南北呼应，同为世界奇观。灵渠水位高出湘江，开凿工程极为艰巨。它利用“陡门”闸水，以通船运。其原理与巴拿马运河相同，只是比其早了2000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