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颂与颂诗、颂文、颂体

不论“颂”起源有多少种说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颂”的起源与古代的宗庙祭祀活动有关，而后世的颂诗由“颂”演化而来，这也是学界比较公认的事实。当原始人用自己的情感和心理状态去想象神灵，以为神灵也有与人一样的情感和爱好，企图用献祭、祈祷、赞颂等方法来讨好神灵时，最早的巫觋诗歌就产生了。对此，鲁迅先生认为宗教是诗歌的重要来源，他说：“在文艺作品发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诗歌在先，小说在后的，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其一，因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歌唱，可以忘却劳苦，所以从单纯的呼叫发展开去，直接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谐有自然的韵调；其二，是因为原始民族对于神明，渐因畏惧而生敬仰，于是歌颂其威灵，赞叹其功烈，也就成了诗歌的起源。”[15]当代学者褚斌杰先生也说：“殷商庙堂里就经常举行祭祀和歌舞，有歌即有辞，其辞就是颂体诗。”[16]叶舒宪先生据王安石“诗为寺人之言也”的说法，又结合“寺”、“志”在形和声两个方面的相通，指出用于祭祀礼仪的颂辞才最切近“诗”概念的本义，他说：“简言之，汉语中‘诗’的概念与‘谣’‘歌’等有不同的来源。它最初并非泛指有韵之文体，而是专指祭政合一时代主祭者所歌所颂之‘言’，即用于礼仪的颂祷之词也！虽然《诗经》中的风、雅、颂已均被视为诗，但就其发生学意义而言，只有颂才最切近‘诗’概念的本义。”[17]刘勰的《文心雕龙·颂赞》篇则认为早在帝喾时代，颂诗就产生了，只是不以颂为名而已：“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喾之世，咸墨为颂，以歌《九韶》。自《商》以下，文理允备”。据高亨考证《九韶》“是诗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乐曲”[18]。从上古的颂歌，如《葛天氏之乐》到《商颂》再到《周颂》，颂诗以依附于祭祀仪式，并都是以陈述颂扬的言语活动为标志的基本特点。但是在颂诗的发展过程中，颂诗的神秘性、禁忌性在逐渐减弱。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学自身因素的推动，诗歌渐渐从乐舞仪式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表情达意的手段。正如刘大杰先生认为：“古代的《诗经》，因为与音乐跳舞紧密地接合着，发生实用的效果；到了后来，乐谱的亡失以及音乐跳舞的进化与分离，使得那些歌辞独立存在，保持了文学的价值，大部分作品，成为周代流传下来的最优秀的诗篇。”[19]其中“颂”作为一种带有文学因素的祭祀仪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颂诗（这里指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诗》之三颂）便脱离了乐歌舞言，成为专为祭祀用的诗歌文体的名称了。虽然颂诗开始从歌舞中脱离出来，但是早期颂诗形式还是受到歌舞的限制，如《诗》之三颂多有不押韵者，格式上的变化也较少。又如《周颂》中早期产生的《武》、《赍》、《桓》以及《清庙》等都是不分章的短诗，而且四言中不时杂以三言、五言、六言，也是源于受舞蹈动作节奏的限制，并由此使颂诗的节奏延绵舒缓等等。秦汉以后，颂文逐渐发展成为独立于诗歌的文学样式。“颂”被列入文的体裁之一而不是诗歌体裁中的一种，如严可均的《全汉文》、《全后汉文》都收录颂诗，相应地不列入诗（至少包括传统四言体制的颂诗），又如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也不收蔡邕的《樊惠渠颂》等诗。刘师培先生就指出了“颂”的这一变化：“三代之时，赋颂二体，都只是诗的附庸，自兹以降才蔚为大国。”“汉魏之四言诗虽与颂相近，而于文体中称颂不称诗，其区分盖皆起于三代后也。”[20]至于颂体，我国古代许多文体的分类、定名多以不同的功用目的或使用场合为依据。“颂”与其他文体相比，其特征也主要表现在用途和功能上。“颂”起源于祭祀等祝祷活动，最初用于“告神”等祭祀仪式，特殊的使用场合和功能决定了颂体是以“美盛德”为最根本之目的，因此要求其“义必纯美”，“不能杂以讽谏之义”，这也就决定了颂体“神圣性”的特点。“颂体在后世无论是在题材还是应用场合或语言形式都随时代发展、文体互渗而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祭祀仪式上用以‘告神’的先天出身实际上也就大致决定了其作为文体的本质性特征，尤其是在汉代，总体上看基本未逸出这一正体范围。可以这样说，‘颂’是一种十分典雅懿美的文体，功能比较单一，以赞颂为主业，用于较为庄重的场合、表达较为严肃的称颂主题，风格还是比较鲜明的。”[21]秦汉之后的颂文在形式上与颂诗有别，如文中有长序，散体不押韵，在写作手法上也多采用赋的写法等等；在内容上也与古颂有别，不再有“颂主吿神”的限制，其内容都向多样化发展，凡人或事物皆可入颂，颂文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虽然这一时期颂文的主旨仍是颂扬，但“颂”已经流变为一种常用的文学样式，不再有特殊内容的限制，这就是挚虞、刘勰等人所谓的“变颂”。“变颂”的出现是文体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无论是“正颂”还是“变颂”，其主旨都是颂美。美国社会学家E.希尔斯认为：“文学传统由幸存下来的文学作品构成。”[22]中国文学的美颂传统也就在这些颂体的流变中得到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