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花儿的源流与花儿采录整理的历史状况

一　历史文献中有关花儿的记载

花儿是西北各族人民集体创造口口相传的传统文化珍宝，是千百年来在传播过程中不断改造、增添、丰富、发展起来的活态文化精品。这种具有独特民族地域色彩的本色文化，受到历代文人学士的关注和喜爱，是很自然的事。据甘、宁、青花儿研究家的探索考证，秦陇地区广泛传唱的是以花儿、少年、话儿、山花儿、干花儿等冠名的。花儿歌种与中国最早的民歌集《诗经》、《乐府》及《伊凉诸曲》等，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这些民歌集中采编的西北各族民歌很多，其中许多歌唱“花事趁年少”，以花喻人喻事的“风”和“陇山、陇头、陇坂”歌、立唱歌、相和歌等，与花儿同体同法，应是花儿的先声。据甘、宁、青许多花儿研究论文考证，花儿一词最早出现在距今1583年前南北朝时期的艺术歌曲选集《玉台新咏》，其中著名诗人、文史学家沈约的《领边绣》歌词中有“萦丝飞凤子，结绊坐花儿”之句，沈约曾两次赴西北参军达10年之久，闲时请花儿歌手唱花儿，这是历代士大夫阶层共有的雅兴。唐时西凉府进献的伊凉诸曲中有“立唱歌”，据史书描述为“歌者站立对歌，声音尖利，响遏行云”，虽未直称花儿，却完全是一派花儿对唱的情景。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年），在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任职儒学教授的高弘，在《古鄯（shan古县名，属今新疆昌吉）行吟》诗中有“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之句，同期在宁夏海宝塔寺任住持的静明和尚在《寺居杂咏》一诗中，有“画船摇过藕花西，一片歌飞唱合齐”之句，对花儿的演唱情景作了形象的描述。一直被人津津乐道的是清任职狄道（今甘肃临洮）的诗人吴镇《我忆临洮好》诗中的“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之句，对花儿会对歌联姻的情景和花儿歌词以独特的“比和兴”见长的特点作了形象的描述。1973年石印出版社出版的清祁魁元《梅仙诗遗》中有诗云：“我亦龙花游盛会，牡丹听罢独徘徊”，“老僧新开浴佛会，八千游女唱牡丹”，对甘、青两省在名山古刹举办“花儿会”的情景进行了形象的描绘。

尽管中国自周代始就建立了采风制度，历代统治者将采录的民间歌舞乐曲作为打造宫廷音乐、文人音乐的依据，但儒家一向视“桑间濮上”咏唱的山歌野曲为“淫声”、“乱音”，是不能登堂入室与以和为主的正声并列的，所以历代史志中很少有关于花儿的记载。这种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的分离状态，是我国文明史上最大的缺失与不足。幸亏有戎边的民俗文化的爱好者在自己的诗词著作中提及花儿的演唱流传情景，使我们能从少许“蛛丝马迹”中为花儿的传唱历史找出些依据和参考。

二　近现代花儿采录研究的简要状况

民俗文化是长期在民族民间自然传承的活态文化，它和人民大众的劳动生活和信仰习俗息息相关，具有极强的艺术生命力和实用价值。可以在原生态文化的基础之上，不断吸收融合其他文化的成分，但永远也摆脱不了原生文化的根本，我们从花儿的生成繁衍和代代传衍的依调填词的传统中，就可以发现这个千古不变的、约定俗成的、以唱为主的传播规律。

比如采集标本，把一朵牵牛和一只蝴蝶，生吞活剥地粘夹起来，结果是一片枯草和一只干蝴蝶，有什么天然的美妙神韵呢？老一辈花儿研究家在采录花儿歌词，研究探讨花儿的文学特点时，已开始注意到了民歌、歌谣是音乐（曲调）和文学（诗词）相结合的产物，单纯从歌词着手，并非完整全面记采整理民歌的好方法。

自近现代以来，第一个采录花儿并使其登上大雅之堂的是我国地质学界的前辈袁复礼教授，他将1923年在甘宁一带搞地质调查时采录的30余首花儿歌词和介绍性文章，以《甘肃的歌谣——话儿》为题，发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大学创办的《歌谣》专刊上，使花儿作为中国民间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步入了民俗学、歌谣学研究的大门，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好评。北大教授郑振铎、朱自清、何其芳等，在中国文学讲义和出版的一些民间文学专著中，多次引用花儿歌词作为论述介绍中国传统歌谣的例证。20世纪30年代，甘肃省通志局副总编、甘肃学院文学教授慕少堂先生主持编纂的西北地方史巨著《甘宁青史略》中，首开历史先河，在《副编》中收编了秦陇地区的文化歌谣和当时在甘宁地方武装中流传的花儿歌词百余首，并在序言中论述说“民间花儿，苟精其术，亦可致遏云响谷之妙”，“其词虽不雅，而体兼比兴，极往复缠绵之致”，“置之三百篇中，可与郑卫诸诗并垂不朽也”。20世纪40年代，著名花儿学家牙含章、张亚雄先生，都专门收集过花儿歌词，编成专集或给报刊撰写介绍论述花儿的文章。他们开始注意到“音调是花儿最要紧的，花儿的灵魂完全寄托在音调上面”，“夫歌曲之美，三分附着于字句组合，七分寄托于音调的抑扬高下。抄写记录歌曲，只抄写一小部分姿首，大半神魂天韵捉它不住。”在前辈的启示下，被誉为“西北民歌之父”的著名音乐家王洛宾和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王云阶等，于20世纪30—40年代首先开始全面记录花儿曲调文词，把民歌纳入《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畴。王云阶在青海采录的40余首花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都曾结集出版，并作为原中央音乐学院的民歌教材，著名音乐大师马思聪等曾将他们收集的原生态花儿调令，改编成合唱、重唱歌曲，在音乐会上演唱。1943年他记录的《山丹花》在《青海民国时报·乐艺》期刊上发表。他记录的《等上一等我》由他改编成《四季歌》在青海广为流传，后经陕西省歌舞剧院改编成《花儿与少年》，成为20世纪50年代红遍全国的舞蹈节目。1938年毕业于北京艺专的王洛宾，随萧军等赴延安参加丁玲的抗日宣传队，因雨受阻于现宁夏固原和尚铺车马店，听在店里打工卖唱的女歌手演唱的陇山花儿入了迷，从此与花儿和民间小曲结下了深厚情缘。1948年兰州再版张亚雄的《花儿集》时，曾收编他记录的［三三二六令］等花儿曲谱，现在全国唱红的花儿各歌［眼泪花儿把心淹了］，就是由五朵梅演唱，王洛宾记谱的山花儿令调。1945年前后重庆中央大学边政系和国立边疆学校在重庆、南京的部分西北学生，编辑了《花儿初探》一书，收编了一些花儿曲谱，并对花儿的源流特点等进行了一些探讨研究。

以上所举20世纪30—40年代初步展开的完整记录花儿曲谱，从《民族音乐学》的视点方法探讨花儿音乐的尝试，给花儿插上了飞翔的翅膀，解决了早期采录研究花儿“重词轻声”的缺憾，拉开了花儿依谱传唱演绎的序幕，虽范围较小，影响不大，但留下了一些早期音乐家记录探讨花儿音乐的曲谱文字，从这些方面说还是值得我们珍视参考的。

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花儿在复兴民间文艺热潮中卓著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感召鼓舞之下，花儿和各种民间文艺一样，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兴旺发达局面。据王沛先生在《花儿曲令全集·概述》中统计，全国和甘青两省出版单位陆续编辑出版了《西北民歌选》（1950年商务印书馆擎夫、寒荔编）、《西北回族民歌选》（1950年甘肃文联编）、《青海民歌选》（1951年甘肃人民出版社编）、《兄弟民族歌曲选》（1954年甘肃文联、文化局编）、《民间歌曲选》（1956年上海文化出版社马建华编）、《山丹花》（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王云阶采编）、《青海民歌选》（1957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华恩编）、《中国民歌选集》（1959年中国音协选编，东风文艺出版社）、《甘肃新民歌选》（1959年甘肃省群艺馆选编）、《青海民间歌曲百首》（1959年青海人民出版社选编）、《中国民歌》（1960年中国音乐研究所编选）、《宁夏民间歌曲资料》（1960年宁夏文联选编，内部交流）、《临夏民歌选》（1964年甘肃省歌剧团编印）、《西北民歌选》（1974年台湾学生书局丑辉英采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和西北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局与音协领导亲自率领音乐文化工作者下乡采风收集民间音乐资料，以上所举仅为包含花儿在内的选集。另外，1953年西北人民出版社还出版过由“花儿王”朱仲录、著名音乐家关鸠岩、陈小静、林川、刘峰等采集整理的《花儿选》专辑，1964年甘肃省歌剧团选编的《临夏民歌选》则选编了作曲家庄壮、鲁拓、刘尚仁、麦静等采录整理的河州（现临夏地区）型花儿106首。这些曲美词精，全面呈现花儿曲令的采录成果，为花儿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一大批用花儿曲令作主题的声乐、器乐、歌剧、影视作品在国内外文艺舞台上展示风采，朱仲录、王绍明、马占祥、哈图玛、张明星、王明星等民间花儿歌手陆续登上文艺舞台，在全国和各地的歌坛艺苑中崭露头角，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好评。

四　1980—2010年三十余年，花儿采录、整理、保护、开发等逐渐步入辉煌兴旺时期

1978年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各项文艺政策之后，花儿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春天。197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有关协会联合颁布“关于抢救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编纂10部文艺集成志书的通知”，一场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为先行，包括舞蹈、器乐、曲艺、戏曲、歌谣、谚语、故事集或和戏曲志、曲艺志在内的、全面系统普查编纂10部文艺集成志书的伟大工程，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轰轰烈烈地展开。1984年，国务院批准将10部文艺集成志书列入“七五”—“九五”期间国家艺术学科重点科研项目，由国家财政批拨专款并成立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保证此项浩大工程的顺利实施。西北五省区（尤其是甘宁青三省区）的民歌、歌谣集成，分别从音乐和民间文学两个不同角度，按全国统一制定的体例方案，根据花儿在本省区民族民间传承繁衍的实际状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普查选编和鉴别论证。

随着民歌、歌谣西部集成西北各省区卷的普查选编，花儿这个具有独特历史人文价值的歌种，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喜爱和关注，开始步入全面、系统、科学的搜集、整理、开发、研究时期。甘、宁、青、新四省区和全国各地的音乐家和民间文艺家收集编辑的花儿或包含花儿在内的专集、选集、精粹、大典、全书等，除国家统一出版发行的民歌、歌谣集成西北五省区卷外有百余种之多外，专门论述研究各类花儿源流、历史、人文、民俗、音乐、文学特点的论文、专著也有近百篇（部），以花儿音乐文学为基础创新演绎的歌曲、诗词、舞蹈、歌剧、舞剧、器乐、影视音乐作品更是多不胜数，其中很多都在国内外各种公演、展演中获得过各种奖励，成为盛传一时的经典文艺作品。更为可喜的是，国外音乐民俗专家教授也投入到中国花儿的采风考察活动中，如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及音乐系著名教授赵如兰女士，澳大利亚新南威士大学教授杨沐博士，先后于1985年、1986年来华参加花儿学术研讨活动，并对甘肃临夏等地著名花儿歌手的演唱进行了录音录像，奥地利国家音响档案馆馆长许勒博士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研所所长乔建中等，于1988年8月组成联合考察组，深入青海各地采录了大量花儿曲令。2000年7月，新西兰著名音乐家、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教授杰克·鲍迪到甘肃临夏采录花儿，返国后运用采录的花儿令调制作了歌剧《路易·艾黎》，为突出花儿特色，还邀请甘肃花儿歌手李贵州、姬正珠担任领唱，在国际歌剧艺术节演出，杰克·鲍迪还与中国著名民族音乐学家杜亚雄合作编写了《少年：来自中国西北部的情歌——歌手、歌词与音乐》英文版专著。2001—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次到甘、青等地考察花儿，对优秀歌手的演唱进行录音录像，举行专家座谈会，搜集花儿出版物和有关资料，并将甘肃积石山、永靖、山民县和青海大通、互助、平安、循化、同仁等县列为“民歌考察采录基地”。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程的启动实施，宁夏陇山（六盘山）山花儿、甘肃河州花儿、莲花山花儿会、青海花儿陆续被列为国家级保护项目，甘、宁、青、新四省区一批又一批老、中、青花儿歌手被推选为传承人，列入国家级或省级名录，在各省区建立的花儿保护传承地上，为花儿的保护传承和演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甘宁青三省区携手共进，将花儿列入联合国人类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花儿的采录整理、保护传承、研究探索、开发利用等，进入了系统化、科学化、社会化、市场化、国际化、品位化、精品化的繁荣昌盛时代。

附记：1936年王洛宾由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毕业，本来想去法国留学，在校长赵沨先生的劝说下，随萧军、洛珊等赴延安参加抗日宣传队。因雨受阻于原甘肃固原和尚铺，因听了在车马店打工卖唱的歌手五朵梅唱的花儿入迷，单独留在车马店记录花儿，后被马步芳作为共党嫌疑分子押解兰州。1982年民歌集成普查时，刘同生老师专程去兰州军区战斗文工团拜访王洛宾，得知王在甘、宁、青三省区收集记录过百余首花儿，后被一位出国的学生借走后再无下落，王当场凭记忆写下以上两首。后与《西部歌王——王洛宾》、《甘宁青史略副卷》上登载的谱例对照订正，整理成现谱。张亚雄先生1940年在兰州出版的《花儿集》中还用过王洛宾记的多首花儿，均未署名，无法一一考证，今选以上两首作为参考。

附记：1940年前后王云阶在重庆青木关音乐学院任教时，因为电影《塞上风云》作曲，专程到青海教学并考察花儿民歌。他采录的29首青海花儿小曲，曾作为民歌教材在音乐学院使用，1957年又将其编写成《山丹花》民歌专集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今选以上三首花儿令调，从中可见老一辈音乐家采录民歌时在记谱记词和表情记号使用等方面的认真细致作风，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附记：20世纪20年代在法国受过系统音乐教育的马思聪先生，回国后一直致力于“洋为中用”，为发展建设具有中国气魄、民族风格色彩的新音乐奋斗了一生，他创作的小提琴、交响乐作品、合唱作品等，大都从中国民歌和中国乐器演奏中汲取营养，在和声、复调、演奏技巧、配器手法等方面做过很多中国化、民族化的尝试，为后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成功经验。今从重庆青木关合唱教材中选他用花儿创编的一首合唱曲作为谱例，供大家学习参考。

思考、练习、讨论

1.根据已提供的历史文献中有关花儿的记述，你认为花儿产生于哪个朝代？

2.你认为单纯从民间文学（歌谣）角度来录花儿歌词，有哪些优势与不足？

3.你认为民歌（花儿）的采录整理采用哪种方式最好？

4.请学唱王洛宾、王云阶采录整理的五首花儿令调，试比较谁采录整理的曲谱文词最为全面细致？

5.请将马思聪早期改编的《大眼睛令》的和声功能标示出来，并与你学过的欧洲功能和声连接方法作比较，指出他在中国民族和声配置连接方面有些什么创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