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征服虾夷的战争与武士

说到武士，不能不谈谈武士最重要的发祥地关东。关东武士素以“英勇善战、敢于拼命”著称，平安时代中后期和镰仓时代还有 “关东武士甲天下”的说法。在武家社会的历史上，两个最大的武士家族——平氏和源氏，均与关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即使是 “中世后期，在日本列岛各地割据的战国大名，也几乎是出自东国武士”[16]。关东武士在战争生活中形成的 “坂东武者之习”[17]，作为武士道最重要的源头，无论是道德规范，还是合战样式和战场上的 “杀伐之心”，均为武家社会之典范，引领着幕府时代的武士道和时代精神。

（一）关东的骑射文化

关东位于本州东部，也称为坂东，是日本骑射文化的揺篮。作为律令制时代的行政区划，关东是指武藏、相模、安房、上总、下总、常陆、上野、下野八国，通常是指相模的足柄坂、上野的碓水坂以东的地域。日本学者关幸彦说：东国的坂东有三个用例。一是和 “关东”同义，主要是三关 （越前的爱发、美浓的不破、伊势的铃鹿）以东的诸国，意为东海、东山、北陆诸国。二是和 “坂东”同义。三是指东海道的远江以东、东山道的信浓以东地域。[18]关东八国和出羽、陆奥、信浓、骏河、甲斐、远江、伊豆七国，共计15国，称为东国，这里居住着以狩猎为业的骑射民族，是日本骑射文化的发源地。

日本拥有尚武尚勇的民风，不过，这种尚武尚勇的民风主要来自于包括坂东在内的东国。　“东国人士自古尚武风气盛行，背向敌人被视为耻辱，他们在不断的公私战争中逐渐形成其道德，即兵之道或弓马之习，后世以此为武士道的萌芽。”[19]当然，关东的尚武民风源于关东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生活。

日本进入阶级社会后很长一段时间，关东都属于后进地区，社会发展远远低于西部地区。“从石器时代起，日本文化就是凭大陆文化的传入而不断发展起来的”，“传入的文化，无论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给日本带来划时代的影响”[20]。大陆文化传入的先后次序，影响着各地区的发展水平。从大陆传入的先进文化，先落户于靠近大陆一侧的西日本，然后再从西日本传到东日本。例如，结束日本采集经济生活方式的水稻栽培技术传入日本后，“在弥生时代短暂的600年，水稻生产技术从西日本向东扩展，其后又逐渐北上，成为日本人经济生活的主要支柱”[21]。金属冶炼技术，也是先西日本，再东日本。从大陆移居日本的 “渡来人”，作为传播水稻栽培技术和金属冶炼技术等物质文明的使者和物质载体，也主要定居于西日本。因此，西日本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东日本。日本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邪马台国兴起于西日本的北九州，完成日本统一任务的大和国兴起于西日本的大和 （今奈良县）。国家的都城，直到明治维新前一直在西日本的畿内地区。在奈良时代 （710—794年），东国的陆奥、出羽尚未完全归附朝廷。

养成关东地区尚武民风的关键性因素，在于关东的经济生活方式。关东远离经济文化发达的畿内地区，在很长时间内都被视为蛮荒之地，日本学者坂本太郎、石井进等人的著作中都有 “关东荒野”一词。不过，关东辽阔的原野，自古就是畜牧和狩猎的理想场所。武藏、上野等地，以盛产名马、良马著称，并且有许多私人的和国家的牧场。例如，“根据 《延喜式》，国家在信浓、上野、甲斐、武藏四国共设置牧场32所”[22]。在辽阔的关东荒野上，生活着许多 “以狩猎为职业的山民集团”[23]，即日本的骑射民族。这些以狩猎为职业的山民集团，祖祖辈辈生活在人与兽的战争之中。对他们来说，生活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活，很早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尚武风气，创造了日本人的骑射文化。

关东是武士最重要的策源地，“在这些牧场周边逐渐形成许多武家”[24]。“在武藏国发展起来的许多中小武士团的总称——武藏七党中，以横山党、西党为首，许多牧场的管理者转变为武士。”[25]由此可见关东武士团与骑射的关系。

由于 “关东是以狩猎世界为基础的社会”，在人与兽的战争生活中养成了关东的尚武风习，奉行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或者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丛林法则。而征服另一骑射文化的创造者——虾夷的战争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武勇传统，丰富了日本的骑射文化。

（二）征服虾夷的战争

8世纪，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开拓边疆，向东北和西南扩张版图，征服东北的虾夷和西南的隼人。“当时的东北地方是称为虾夷的原住民的土地，那里有可以开垦为农耕地的辽阔土地。而且，各地牧场发达，不只是军马，作为交通手段、运输手段的马的供给地也非常发达。对律令政府来说，向东北地方扩张版图成为重要的国策。同时，那里又出产黄金，因而是具有巨大诱惑力的土地。”控制着念珠关 （今山形县和新潟县境）以北地区的虾夷人，“在原野上放牧马，以狩猎作为生产的一部分，擅长于骑乘骑射之技”[26]。在 《清水寺缘起绘卷》中，虾夷人被描绘成异形、异类者。[27]虾夷人民风强悍，　“《续日本书记》承和四年 （837年）二月八日记事说：‘弓马战斗，夷獠之生习 （虾夷天性之道），平民（内民）十人不敌其一。’……对北方的骑马民族エミシ来说，马是生命。他们骑在马上，守护他们的家园，与政府对抗，而且时常侵入政府军领土的腹地”。“关东北靠虾夷之国，平时就处于战时体制。国司根据情况，随时率兵近2000投入行动”[28]，向北开发虾夷人的土地。

708年朝廷在越后国北侧设立统治据点出羽栅，712年在出羽栅的基础上建立了出羽国，与大化年间设立的陆奥国成为朝廷深入虾夷族居住区的前沿阵地。此后，又分别在陆奥、出羽地区建立了桃生城、伊始城、觉鳖栅、雄胜栅、胆泽城、德丹城、城轮栅等军事据点。设 “镇守府”作为镇压虾夷俘囚的最高军事机构，以镇守府将军为最高司令官，此外还有军监、军曹等朝廷武官。朝廷对虾夷土地的征服遭到了擅长弓马骑射的虾夷人的强烈抵抗，双方的军事冲突不断升级，终于在8世纪末至9世纪初发展为全面的战争。“774年7月，虾夷袭击桃生城，‘三十八年战争’由此开始。780年3月，陆奥国上治郡大领伊治砦麻吕起义，攻掠多贺城（镇守府将军的驻地和该地区的首府）的 ‘伊治砦麻之乱’后，与虾夷的战争全面展开，朝廷频频任命征讨使，以坂东诸国为中心征集兵员、兵器和军粮，派遣到东北。”[29]　“三十八年战争”期间，朝廷曾任命六位大将军，七次派遣军队。其中，最有名的三次是：第一次发生在788年3月，以纪古佐美为大将军，率军52000人征讨；第二次是794年10月，以大伴弟麻吕为征讨使，征讨军将士多达10万；第三次是801年，以田村麻吕为征夷大将军，率4万军队征讨。

“三十八年战争”后，征讨虾夷的战争暂时告一段落，根据虾夷与朝廷的关系或者与大和民族同化的程度，虾夷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不归顺朝廷的所谓 “荒虾夷”，二是归顺朝廷的所谓 “熟虾夷”，三是虾夷中最熟化的所谓 “俘囚”。关东也由征服虾夷的兵站基地，转化为俘囚基地。由于虾夷俘囚受到来自朝廷官吏的歧视，被侮辱为 “野蛮的夷俘人”；移居到虾夷住地的畿内农民不断夺取虾夷的肥沃土地，因此，一度归顺的夷俘、俘囚时常起兵反抗。如848年和883年上总、855年陆奥、875年下总、878年出羽等地的俘囚反抗。

关东先是作为朝廷向东北扩张版图的军事基地，继之又是所谓俘囚基地，无论是征讨虾夷，还是镇压俘囚叛乱，关东的狩猎民和山民一直是朝廷征集兵员的主要对象。因此，一方面，关东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或准战争状态；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征讨虾夷的战争也是朝廷组织关东狩猎民和山民对东北虾夷人的战争。由于 “关东自古就是征讨虾夷的前沿阵地，常常发生战斗，用武的机会多”[30]。从而进一步磨砺了关东崇尚武勇的民风，并在关东培植起强大的作战能力。

除了征服虾夷人的战争外，“关东豪族各自以王臣家的权威为背景，并以武力为后盾谋求自身权益，相互间也处于战争状态”[31]。“9世纪后半期至10世纪前半期的1个世纪，乃是群盗蜂起的时代。地方半合法的土地占有者喧哗骚乱不绝……特别是在征讨虾夷的基地——关东地方最为显著。”[32]频繁的战争为关东武士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所以，关东武士的发展步伐最迅速。

由于律令制国家的贵族势力集中于畿内地区，关东接近边境，远离中央，朝廷的控制力不如畿内地区，因而武士的发展条件比畿内近国优越，大规模的武士团都出自关东。从10世纪初开始，一些强大的关东武士团甚至已蓄积起对抗朝廷的军事实力，并且反叛朝廷，如 “平将门之乱”、“平忠常之乱”，以及此后的 “安倍氏叛乱”等。因此，包括关东在内的东国也被称为 “谋反人之国”。

关东的狩猎生活、社会动乱、对虾夷人的长期征战等因素提供的用武之地，铸就了赫赫有名的 “坂东八平氏”、“武藏七党”和 “源氏的关东武士团”等影响深远的武士团，铸就了被誉为 “军神”的源义家、被誉为武勇精神典范的镰仓权五郎景正，形成了关东武士在战斗中不怕死的战斗风格和凶残野蛮的秉性。

西欧的封建骑士因国家加强军事力量的军事改革而产生，充当国家政权的军事支柱。日本武士则是武力争夺国家土地的产物，作为庄园主私人的武装力量而产生，充当庄园主侵蚀国有土地、瓦解国家经济基础的武力工具。正如日本学者所说：武士是作为中央权力的反叛者、作为非法者在日本历史上登场的。[33]最早称霸关东的 “平氏一族哪个都是扎根东国”，“侵害朝廷利益”[34]。总之，在日本历史上，武士作为天皇朝廷的对立势力而产生和存在，乃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武士从诞生之日起，就从未停止过扩张的步伐。

武士适应武力争夺国家土地资源的需要而产生，首要职责是为庄园主武力扩张庄园土地征战杀伐。没有平安时代武力争夺土地和权力的斗争，就没有武士；没有朝廷赋予武士维持治安、平定叛乱的用武机会和提供的发展动力，武士的发展步伐就不会这么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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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司官分四等，长官为守，次官为介，三等官为掾，四等官为目；郡司依次有大领、少领、主政、主张四级。

[2]［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等：　《世界文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53页。

[3]［法］雷奈·格鲁塞：《东方的文明》，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36页。

[4]转引自王金林 《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页。

[5]［日］伊田熹家：《简明日本通史》，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6]《体系日本史丛书·1·政治史·1》，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第203—204页。

[7]［日］伊田熹家：《简明日本通史》，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8]［日］安田元久：《源赖朝·新订版·武家政权创始的历史背景》，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第40、47页。

[9]同上书，第19—20页。

[10]［日］高桥典幸等：《日本军事史》，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25页。

[11]同上书，第37、38页。

[12]［日］井上清：《日本历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0页。

[13]［日］高桥典幸等：《日本军事史》，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46页。

[14]［日］石母田正等：　《日本史概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16—117页。

[15]［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30页。

[16]［日］野口实：《武家栋梁的条件》，中央公论社1994年版，第153页。

[17]［日］河合正治：《中世武家社会研究》，吉川弘文馆1985年版，第25页。

[18]［日］关幸彦：《武士的诞生》，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9年版，第45页。

[19]［日］川上多助：《武士的勃兴》，岩波书店1934年版，第50页。

[20]［日］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2页。

[21]叶渭渠：《日本文明》，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22]［日］石井进：《日本历史·12·中世武士团》，小学馆1974年版，第140页。

[23]［日］高桥典幸等：《日本军事史》，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46页。

[24]［日］福田以久生：《骏河相模的武家社会》，清文堂2007年版，第5页。

[25]［日］石井进：《镰仓武士之实像》，平凡社1991年版，第61页。

[26]［日］田口宏雄：《武士道的源流·从骑马民族到武士的武断系谱》，新生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301页。

[27]《战乱的日本史 （合战与人物）·2·平安王朝的武士》，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1988年版，第12页。

[28]转引自 ［日］高桥富雄 《日本武士道史·第1卷》，新人物往来社1986年版，第129、96页。

[29]［日］高桥典幸等：《日本军事史》，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38页。

[30]［日］福田以久生：《骏河相模的武家社会》，清文堂2007年版，第33页。

[31]［日］元木泰雄：《武士的成立》，吉川弘文馆1994年版，第30、35页。

[32]［日］中本征利：《武士道的考察》，人文书院2006年版，第44页。

[33]同上书，第13页。

[34]［日］小泽富夫：《作为历史的武士道》，ぺりかん社2005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