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恩格斯出版马克思全集的活动（1894—1895年）
1893年年底，恩格斯已经完成了《资本论》第三卷的整理、编辑工作，只待付印。这时，出版马克思全集的想法又一次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于是，在1893年12月30日致左尔格（Friedrich Adolph Sorge）的信中，恩格斯无意中为我们描绘出了他未来工作任务的转向。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兴奋却又秘密地告诉左尔格，“我应该通知你——切勿转告他人——第三卷手稿的前三分之一昨天已用结实的油布包装好……并将在日内付印。其余三分之二还需要进行最后的，主要是技术上的校订。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将在9月出书”[35]。在讲述了这个令人激动的消息后，恩格斯笔锋一转，提到了另外一件事。原来，罗马的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教授想弄到《神圣家族》一书，供授课之用。可是他想尽办法都没有找到此书。因此，他不得不请求借用恩格斯手头的《神圣家族》，但恩格斯的考虑是，“可是我自己只有一本，如果这一本丢失，那末我今后就完全不可能在预计要出的《全集》里准备出新版了。因此这一本无论出什么代价我都不能放手”[36]。于是，恩格斯请求左尔格把之前自己寄给左尔格的备用本寄过来，以便借用拉布里奥拉几周。尽管这里只是非常巧合地表现出了从《资本论》到马克思全集的工作转换，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在完成《资本论》之后，倍感轻松的恩格斯已经跃跃欲试，想要准备马克思全集了。
一年之后，在《资本论》正式出版后的1894年年底，针对劳拉（Laura Lafargue）提出的“在结束第三卷开始第四卷之前应当稍稍休息一下”的建议，恩格斯详细说明了他今后仍然必须完成的工作任务，因而表示只能继续工作。第一，恩格斯要公布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致马克思的书信，为此，他需要加注释（其中还要引用恩格斯与马克思的通信），写序言。第二，恩格斯还要加工、修订自己的著作，首先就是《德国农民战争》。第三，恩格斯还想编写马克思的政治传记，至少是主要的几章：1842—1852年和国际。第四，恩格斯准备再版马克思和他本人的早期的零星作品，而这一工作的文献收集情况并不顺利。[37]可以看出，尽管有一些零星的应急任务，如拉萨尔的书信，加工《德国农民战争》，但恩格斯仍然保留着出版马克思传记以及两人著作集的考虑。在《资本论》第三卷完成之后，这些任务都可以进入他实际的工作日程中了。
1895年1月1日，恩格斯致信库格曼（Ludwig Kugelmann），其中谈到，马克思和他本人在1851年前那段时期发表的作品具有巨大的价值，由于缺乏这些东西，恩格斯没有能够全部出版他与马克思在1842—1852年间发表的较短的文章。而恩格斯的想法是，只要有可能就出版这些作品。因此，他对库格曼写道：“如果你能够尽可能多地供给我这些文章使用，你也就是在这项工作中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还想再找到1842年的全部《莱茵报》，主要是为了马克思的文章。”[38]在1月5日给恩格斯的回信中，库格曼告诉恩格斯，侨居美国的德国人海尔曼·迈耶尔（Hermann Meyer）曾收藏马克思的著作。在1875年去世之后，海尔曼·迈耶尔的一部分书籍和文件由他的侄子麦克斯·利文斯顿（Max Livingston）管理。库格曼曾在1876年询问利文斯顿能否开个书单。利文斯顿回复说：许多书籍已经损失了，但是他还保存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1—1858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收到库格曼的回信后，恩格斯在1月9日致信库格曼，请他马上写信询问利文斯顿，是否还有迈耶尔收集的早期著作目录。在3月9日给库格曼的回信中，利文斯顿谈到，早在1877年就把迈耶尔的遗物寄到伦敦了。[39]得到这一消息后，恩格斯在1月25日回复库格曼说：“我好像记得我这里有迈耶尔收集的《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因为迈耶尔死后不久马克思就从海外收到各种各样的材料。”同时，恩格斯向库格曼提出，“如果同时你肯专门找一找1845年至1847年间的威斯特伐里亚的文献——《汽船》和文集以及上述时期这方面的其他出版物，那就好了。” [40]库格曼接受了恩格斯的建议，在比雷菲尔德附近努力查找。在1895年4月18日恩格斯生前致库格曼的最后一封信中，一方面，恩格斯告诉库格曼，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上找到他和马克思发表的匿名文章，不过，恩格斯指出，那里即便发表了什么东西，也不大重要。另一方面，恩格斯也谈到了目前的全集出版计划，有可能只能从1843年《德法年鉴》上的文章和《共产党宣言》开始出版全集，但更糟糕的是，德国的政治局面尤其是防止政变法草案[41]还未出最终结果，在此之前，一切行动计划都不能进行。[42]于是，恩格斯与库格曼商讨的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的想法最终未能实现。不过，就在与库格曼进行讨论的同时，恩格斯与理查·费舍（Richard Fischer）的通信却促成了马克思文集在一定程度上的实现。
1895年1月30日，费舍致信恩格斯，谈到《前进报》出版社有意把马克思在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述法国1848年革命和之后的一些事件的一组文章用一本小册子的形式出版。[43]在2月2日给费舍的回信中，恩格斯谈道：“你们有一套卡人脖子的办法。如果你早已计划要出版马克思的文章，你本可以早点告诉我，而不是现在，到最后时刻才告诉我。”尽管当时在为《前进报》准备拉萨尔书信的恩格斯对费舍的迟到的通知表示不满，但他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好了，首先告诉我你打算使用什么开本和铅字，以及印数和书价。因为这一次由于种种考虑我只能给你们出一版和一定印数的权利。”另外，恩格斯提出，似乎《前进报》那里有一份《新莱茵报评论》，因此费舍可以按照那一份来排印。[44]
1895年2月12日，在收到费舍的关于印数、书价等说明后，恩格斯在复信中说：“你可以马上着手排印。我现在就动手写导言并尽可能早日送出。”[45]可以看出，恩格斯对费舍的这次出版活动还是非常支持的，并且表现出了雷厉风行的高效作风。2月13日，恩格斯在致费舍的信中，附上了小册子的书名和前三章的标题。他建议，这个小册子的标题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单行本的前三章不要沿用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中曾经使用的标题（《1848年的六月失败》、《1849年6月13日》、《1849年6月13日的后果》），而是采用以下的新标题：（1）《从1848年2月到1848年6月》；（2）《从1848年6月到1849年6月13日》；（3）《从1849年6月13日到1850年3月10日》。同时，恩格斯建议把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五、六期（合刊）上论述法国的部分抽取出来作为第四章。[46]另外，恩格斯对材料的安排提出了几条具体的意见，从而力求使这个小册子表现为一部完整的著作。他还谈到，将从次日即2月14日起为这个小册子写导言。[47]一切似乎进展得很顺利，恩格斯也想尽快完成导言以促成整个单行本的出版。然而，围绕着导言却发生了一些事端。
在1895年2月26日致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谈到，回信之所以耽搁了几天，是因为“柏林有人要出版马克思论述1848—1849年法国事件的三篇文章……而不写导言就无法出版。导言相当长，因为除了对那时以来发生的事件加以概述外，还应说明为什么我们那时会寄希望于无产阶级取得最近和最终的胜利，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实现，以及后来发生的事件在什么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当时的看法。由于德国要实行危及我们的新法律[48]，这点很重要”[49]。从这封信我们可以得知，在这两周的时间里，恩格斯一直在全力撰写导言，而今，在给拉法格写信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马克思的小册子《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导言，就等着小册子的出版了。然而，之后发生的事情令恩格斯愤怒不已。原来，在出版导言的过程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要求恩格斯冲淡这部著作中在执行委员会看来过分革命的调子，从而更为谨慎地发表它。而费舍也提出，国内正逢讨论防止政变法草案是否通过、实施的紧张时刻，有必要让这部小册子不触碰政府的敏感神经。对此，恩格斯非常不满，他在1895年3月8日致费舍的信中言辞激烈地写道：“我尽可能考虑到你们的严重担忧，虽然我十分愿意理解但还是不能理解——起码在议论的中途——你们的担忧是由何而起。然而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甚至对那些已被其编制者违犯的法律也要守法，简言之，即忠于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但是考虑到国内的紧张时局，恩格斯表示，只接受一部分修改意见，“绝不会再多走一步”。[50]
在不得不修改导言的情况下，恩格斯决定把未修改的导言交给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发表。在1895年3月25日致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谈道：“校样我按印刷品给你寄去，标题是：弗·恩格斯《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新版导言》。……我的文章由于我们那些害怕防止政变法草案的柏林朋友们的不坚定而受到了一些损害，在目前形势下，对此我仍然不得不加以考虑。”[51]然而，仅仅过了几天，恩格斯就在4月1日致考茨基的信中谈道：“使我惊讶的是，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52]同样，在4月3日致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谈道：“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所以我请您等到全篇文章发表后再作评论（文章大概将登在《新时代》上），我天天等着小册子的样书。”[53]最终，在马克思的小册子出版之前，在恩格斯的坚持下，《新时代》第2卷第27期和第28期出版了恩格斯的导言，但是仍然保留了恩格斯不得不做出的删节。这篇导言还是未能全文发表。[54]
1895年4月15日，针对费舍提出的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少量著作的建议，恩格斯作了这样的回复，这是他最后一次明确地表达对全集的态度。恩格斯指出，在防止政变法草案的命运还没有决定之前，费舍最好暂时先把这个计划搁置下来。恩格斯认为：“重印历史文件以及早期著作的丛书，不容许任何书报检查——要么完整无损、一字不改，要么根本不印。在发表马克思和我过去的著作时，我决不能同意做即使是最小的删节以适应当前的出版条件。”[55]同时，恩格斯再次说明了他对马克思全集的考虑：
我有一个计划——把马克思和我的小文章以全集形式重新献给读者，并且不是陆续分册出版，而是一下子出齐若干卷。我已就这件事同奥古斯特通过信，我们还在继续商谈。等他回来你再同他谈谈；我还不太有把握的是，这件事对你们是否合适，还有，你们《前进报》出版部，是否是做这件事的最合适的人选，——何况还有对出版事业的各种迫害，因此，也许作为一条不得已的出路，我甚至只好考虑在德意志帝国国境之外找出版者了。
马克思永远不会赞成陆续分册出版；有一次他曾经允许迈斯纳把《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版分成七大册出版，每册约七个印张，但这样的事也就是这么一次。像《神圣家族》、《福格特先生》等这样的书，分拆成两个印张左右的分册出版，是绝对不行的。这样读书不能使读者有任何收获，这种支离破碎的阅读只会使人莫明其妙。[56]
在与费舍说明自己出版马克思全集的考虑的同时，恩格斯也对费舍谈到的汉堡有人打算出版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的事情表示了关切。他在此后两个多月与费舍的书信往来中[57]，主要讨论如何尽快出版马克思在1842年写的关于莱茵省议会辩论、林木盗窃以及摩泽尔河地区农民状况的几篇文章，从而避免他人抢得先机。恩格斯还打算为之写序言，作注释。然而，恩格斯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心愿。1895年8月5日，恩格斯在对许多未完成任务的记挂中与世长辞了。
总的来说，自完成《资本论》第三卷以后，虽然恩格斯相对来说轻松了许多，但是一如既往的繁忙使得他很难专心进行马克思全集的准备工作。另外，还有两个原因造成了这项工作难以实施。第一，德国政治局势的限制，尤其是防止政变法草案的可能通过使得恩格斯不能贸然展开马克思全集的工作；第二，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尤其是早期文章的缺失、难以搜集也制造了不少麻烦。因此，恩格斯只能借助党的出版社来出版一些有关他与马克思著作的小册子、单行本，但是这远远谈不上是全集计划的一部分。正如恩格斯在1895年4月15日致费舍的信中表明的，出版马克思全集首先要客观忠实于原著，不做一丝删改；其次是要按卷出版，而不是零散地拆成若干分册出版。分册出版绝不符合恩格斯的构想，更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
无论如何，当恩格斯在世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出版马克思全集的构想与努力，看到了他把出版马克思全集视为自己的绝对义务与责任的坚定与执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真正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最终未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生之年诞生。因此，我们必须耐心等待，等待一些恰当的人在恰当的历史机遇下创造出不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 即《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4—565页。
[3] 马克思写的这封未流传下来的信件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中为警务顾问威廉·施梯伯（Wilhelm Stieber）所引用。参见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Ⅲ/3，Berlin：Dietz Verlag，1981，S.1414。
[4] 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Ⅰ/1，Berlin：Dietz Verlag，1975，S. 977.
[5] 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Ⅲ/3，Berlin：Dietz Verlag，S. 719.
[6] 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Ⅰ/1，Berlin：Dietz Verlag，S. 977.
[7] 参见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Ⅰ/10，Berlin：Dietz Verlag，1977，S.494-497。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9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9页。
[10] 同上书，第261页。
[11] 同上书，第276页。
[12] 同上书，第602页。
[13] 马克思在1851年2月修改的那套《莱茵报》如今收藏在科隆大学和城市图书馆中，上面还保留着马克思当年所做的修改和删除记号。按照MEGA2第Ⅰ/1卷编者的看法，这些修订和改动固然可以证明相应的文章将会收录在计划的《马克思文集》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这些经改动的文章会被收录，其他文章也可能被收录。具体的文章名目马克思应该已经告诉了贝克尔。参见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Ⅰ/1，S. 977-978。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20页。
[15] 同上书，第27—28页。
[16] 即《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5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页。
[19] 同上书，第136页。
[20] 同上书，第172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21页。
[22] 同上书，第54页。
[23] 同上书，第102页。
[24] 同上书，第172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11—312页。
[26] 同上书，第329—330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36—337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35页。
[29] 同上书，第136页。
[30] 同上书，第236—237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29页。
[32] 同上书，第380页。
[33] 同上书，第519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0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3页。
[36] 同上书，第184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28—329页。
[38] 同上书，第341页。
[39] 同上书，第555页注释293。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6页。
[41] 该草案在1894年12月6日由政府向帝国国会提出。其中规定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序者”、“唆使一个阶级用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者”、“唆使士兵不服从上级命令者”，等等，采取严厉措施。1895年5月，帝国国会否决了该草案。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49—450页。
[43] 同上书，第561页注释339。
[44] 同上书，第381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86页。
[46] 同上书，第562页注释344。
[47] 同上书，第387—388页。
[48] 即防止政变法草案。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89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1—402页。
[51] 同上书，第425—426页。在1895年3月28日致劳拉的信中，恩格斯也提到了自己的妥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30页。
[52] 同上书，第432页。
[5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36页。
[54] 1930年，恩格斯的导言第一次在苏联出版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全文发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64页注释357。
[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46页。
[56] 同上书，第446—447页。
[5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收录的恩格斯在1895年4月5日、4月15日、4月18日、5月9日、5月29日、6月29日致费舍的信以及在1895年4月底、5月9日致梅林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