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也要成为生活大国
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在全球迅速蔓延，给我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中央审时度势，及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值此全国上下齐心协力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关键时刻，全国政协召开常委会议对这一重大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建言献策，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协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工作原则，既有必要也很有意义。
关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部门到企业和学术界，进行了比较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从这些讨论和浙江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既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结果，更是我国经济素质性、结构性矛盾长期累积的结果，国际金融危机只是外因，国内经济社会结构的不合理才是问题的根源，即使没有这次危机，今天我国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也迟早要出现。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不可能长期走出口导向型发展道路，而必须立足国内需求，以内需为主，坚持内需与外需相结合，推动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出口拉动向主要由消费和科技进步拉动转变，促进投资、消费、出口协调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表面看是产能过剩、出口受阻，实质是国民消费能力不强，内需长期启动不了，而这背后的重要根源则在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这次金融危机同时还告诉我们，长期以来我国那种以过高的储蓄率、过低的消费率、过度的外向度为特征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根本出路之一是加快推进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国民消费能力，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实现中国从“生产大国”向“生活大国”、“制造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跨越。
（一）中国建设生活大国是大势所趋、出路所在
建设生活大国，就是在一国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国家着眼于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国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需要，通过加强政府公共服务，扩大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国民福利水平，促进国民经济与居民收入、生活水平协调并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共同进步，真正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
1.建设生活大国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建设生活大国，就是要通过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国民消费能力，从根本上解决内需长期不振的问题，为我国的发展提供强大而持久的动力；就是要通过大幅改善国民生活条件，提高生活质量，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体现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各项建设事业，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加强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对外开放统筹兼顾，和谐发展。建设生活大国，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2.建设生活大国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流通、消费，是经济系统实现循环发展必不可少的三个环节。没有生产，就没有流通和消费；反过来，没有消费，也不可能有再生产、再流通。消费既是实现生产、流通的目的，是经济活动的终点，同时又是实现再生产的前提条件，是新一轮经济活动的起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一是通过消费过程把生产出来的产品消灭，使生产过程得以最终实现，“因为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二是消费为生产创造出动力，因为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因此，保持足够的消费水平，是实现国家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以后，国民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供给不再成为发展的主要矛盾，而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在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的作用大大增强。根据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提出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一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可分为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条件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技术成熟过渡阶段、大众高消费时代和后工业社会六个阶段。大众高消费阶段的突出特征，一个是独立住宅、汽车、各种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的普及化，另一个就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包括新的中产阶级的形成、专业人员及白领职业队伍迅速扩大、加速城市化和城市人口居住郊区化等。罗斯托分析认为，一个经济体一旦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社会的主要注意力就从供给转到需求，从生产问题转到消费问题和最广义的福利问题”，“资源越来越倾向于被引导到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大众化服务的普及”方面。据研究，西方各主要国家在由技术成熟过渡阶段向大众高消费时代转换时，正好处在人均GDP 3000—6000美元时期，也就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1]这就是说，我国已经进入了大众高消费时代的门槛。因此，建设生活大国正逢其时，这将为我国经济长时间发展增添无穷动力。
3.建设生活大国是西方国家实现成功转型的普遍经验
罗斯托进一步考察分析后提出，先行国家在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之后，“福利国家”理念骤然强化，这包括：增加社会保障、强化收入再分配机制、缩短工作日、软化刺激生产或供给的政策目标、强化环境资源保护等。[2]我国有学者提出，一个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阶段至少需要五大条件：程度很高的城市化、起码的基础设施、健全的消费信用制度、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贫富差距不是太大。[3]从西方多数发达国家实际历程来看，当一国经济发展到工业化中后期后，各国均采取扩大消费、增加福利、加强公共服务等政策措施，以加速推进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并取得了普遍成功。美国在20世纪大萧条时期，经济发展出现耐用消费品过剩、销售不畅，经济陷入严重危机，最后通过罗斯福新政，提高社会救济、调整劳资关系、扩大内需，成功摆脱困境。这期间，美国政府支持和参与修建了近70%的新校舍，65%的地方政府办公楼、市政厅和污水处理设施，35%的医院和公共卫生设施，10%的道路、桥梁、地铁等公共工程建设等。[4]“二战”后，西方国家相继采取类似措施，大幅提高公民福利，改善居民生活，走上了“福利国家”或“半福利国家”道路，实现了国家的成功转型和国民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日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但随之而来的是国际贸易摩擦加剧、日元被迫大幅升值、出口导向战略难以为继，为此转而扩大内需，于20世纪90年代初相继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列岛改造计划”、“田园都市计划”和“生活大国计划”，促进经济平稳增长。[5]日本为建设“生活大国”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建立高质量的生活空间，降低住房价格；完善生活基础设施，如排水设施、公园绿地、交通设施等；设立一万个综合服务设施，提高福利水平；推行新生活方式，如保护环境，推进资源再利用，缩短年劳动时间等。最典型的当数北欧诸国，他们凭借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制度设计，建成了名副其实的高福利国家。
4.建设生活大国是避免陷入“拉美陷阱”的必然选择
以巴西、阿根廷、智利等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相继达到或接近5000美元，但此后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大幅倒退。其中巴西、阿根廷人均GDP分别从1997年的4760美元和8150美元至2006年下降为4730美元和5150美元。拉美国家过度依赖外资和出口，国民收入结构不合理，贫富差距过大，内需不足，社会矛盾增多，被称为“拉美陷阱”。“拉美陷阱”之所以出现，就在于拉美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000—6000美元后普遍采取了一些超乎国情、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做法，这包括：第一，过度对外开放。大幅度削减关税，无限制地开放国内市场，导致外资垄断了经济部门尤其是盈利较好的一些新兴部门，民族工业陷入困境，自主经济遭受重创，金融危机频发。第二，轻视民生问题。在初次分配中片面强调效益，形成大量失业贫困人群。政府公共服务意识淡薄，对社会保障无所作为，一些国家推行养老金保障私有化制度，社保覆盖面窄。第三，忽略贫富差距。过度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阶层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发展的协调性，导致贫富差距悬殊，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巴西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时，基尼系数达到0.6。第四，城市化路径失当。过分重视大城市的发展，忽视中小城市的协调推进，城郊出现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的农民无法得到充分就业，在城市形成大量贫民窟，社会动荡加剧。[6]当前我国的情况既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和20世纪六七十时代的日本类似，也与90年代拉美国家的情况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建设生活大国，既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同时更是吸取拉美国家的惨痛教训，成功实现发展方式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升级，避免陷入“拉美陷阱”的正确选择。
（二）建设生活大国必须着力解决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77年）为计划经济阶段。这一时期，我国出于赶超战略的考虑，国家实施“高积累、高速度、低消费”政策，在落后的民族经济基础上迅速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和工业体系，但高积累导致了国民生活水平的低下。第二阶段（1978—1991年）为改革开放前期阶段。这一时期，国家通过实施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经济快速发展，国民收入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体制，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分别增长了1.12倍和2.17倍，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第三阶段（1992—2006年）为市场经济加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国家实行分税制，较为广泛地推进包括一些公共服务事业在内的市场化改革，并在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鼓励要素参与分配，且其比重不断提高并逐渐在初次分配中处于主导地位，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差别、地区差距拉大，国民社会福利待遇降低，消费预期下降，储蓄倾向趋于加强。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强调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从而开始进入第四个阶段，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阶段。目前国务院正在研究讨论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标志着十七大确定的上述方针政策即将成为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等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深入分析和研究这些特点，既对当前我们研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策略十分必要，更对研究制定促进我国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1.从国民收入分配分析
（1）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不断下降，政府、企业比重不断上升
1992—2005年间，在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68.23%降至59.59%；政府部门由15.53%升至17.48%；企业部门由15.78%升至22.93%。再次分配中，居民部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69.23%降至59.41%；政府部门由19.22%升至20.55%；企业部门由11.55%升至20.04%。[7]可见，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中比重下降趋势在再分配中仍然没有得到校正。2007年，我国财政总收入超过GDP的20%以上，约为全体国民可支配收入的50%，而当年美国联邦政府收入只有美国民间可支配收入的28.6%。[8]
（2）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GDP增长速度
1979—2003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4%，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增长6.8%，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增长7.1%，分别比GDP增速低2.6个和2.3个百分点。[9]2004—2008年，我国GDP增长率分别为10.1%、10.4%、11.6%、13.0%、9.1%，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7.7%、9.6%、10.4%、12.2%、8.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6.8%、6.2%、7.4%、9.5%、8.0%，[10]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均明显低于当年GDP增长率。
（3）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偏低，并呈不断下降趋势
1978—2002年，我国劳动报酬占GNP的比重年平均为56.97%，比美、法、加、韩、日、泰等国低10—27个百分点。[11]1990—2006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53.4%下降为40.6%，16年下降了12.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利润占GDP比例却从21.9%增加到29.6%。[12]1995年以来，我国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所占比重呈快速下降趋势，全国31个省（市、区）除了上海大体不变外，其他30个省（市、区）均大幅下降。[13]
（4）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首先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城乡居民年人均收入差距从1986年的1.86∶1扩大到2008年的3.31∶1。[14]其次是基尼系数持续扩大。全国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30上升到2002年的0.454。同时，农村居民间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2扩大到2002年的0.37，城镇居民间的基尼系数从1986年前的0.20以下扩大到2002年的0.33。[15]
2.从国民收入支出分析
（1）投资率持续攀升
1978—2005年，全球年均投资率为22.1%，历史上人均GDP 1000—2000美元国家的投资率平均为20%—35%，最高的泰国1989—1996年投资率达到39%。[16]而我国投资率，“六五”期间为34.5%，“七五”期间为36.7%，“八五”期间为40.3%，“九五”期间为37.6%，“十五”期间达到41.2%，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一倍，也高出同等发展中国家约10个百分点。[17]
（2）消费率持续下降并严重偏低
消费率从1981年的67.5%下降至2005年的52.1%，大大低于同期世界平均70%—80%的水平。其中，居民消费率从“六五”时期的52.2%降至“九五”时期的47.2%，2005年更降至38.2%。[18]2007年我国消费率为48.8%，显著低于同年美国的85.8%、英国的85.4%、意大利的81.0%、法国的79.1%、德国的74.1%、日本的71.4%、巴西的77.8%、俄罗斯的70.2%、印度的62.8%、韩国的70.0%、新加坡的67.3%和香港的64.8%。[19]
（3）国民消费结构中居民消费比例下降，政府消费比例上升
1978年，居民年消费1759.1亿元，其中农村居民消费1092.4亿元、城镇居民消费666.7亿元，政府年消费480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占比为：居民78.6%、政府21.4%；居民消费比重中农村居民62.1%、城镇居民37.9%。到2007年，居民年消费93317.2亿元，其中农村居民消费23913.7亿元、城镇居民消费69403.5亿元，政府年消费35127.4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占比为：居民72.7%、政府27.3%；居民消费比重中农村居民25.6%、城镇居民74.4%。[20]可见，改革开放30年来，居民消费比重下降，政府消费比重上升，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消费水平逐步下降，尤其农村居民消费由改革前比重大头变为小头，城乡消费差距逐步拉大。
（4）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投资逐年下降，出口增速最小，消费持平
1978年年底，国民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为39.4%，对经济拉动点为4.6；投资资本总额贡献率为66%，对经济拉动点为7.7；出口贡献率为-5.4%，对经济拉动点为-0.6。到2007年年底，国民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为39.4%，对经济拉动点为4.7；投资资本总额贡献率40.9%，对经济拉动点为4.9；出口贡献率19.7%，对经济拉动点为2.3。1978年社会投资率为38.2%、国民消费率为62.1%，而到2007年年底社会投资率42.3%、国民消费率为48.8%。[21]可见，近30年来随着投资不断扩大，贡献率逐年下降；国民消费水平下降，贡献率持平；出口拉动扭亏增盈，但增速最小。外贸依存度持续上升，1980—2001年，美、日、印、德等国为14%—20%，而我国从1980年代初的15%一路攀升到2006年的65%。[22]
（5）政府没有很好发挥在再分配中的国民收入调节功能
政府在再分配中的收入来源主要是社会保险缴款和收入税，而政府在再分配中的支出主要是社会福利支出。在再分配中，1992—2005年，政府收入占比分别是5.19%、4.05%、3.17%、2.98%、3.60%、3.74%、3.80%、4.95%、5.84%、6.44%、7.48%、7.91%、6.60%、7.27%，支出占比分别是2.69%、2.47%、2.35%、2.38%、2.47%、3.05%、3.46%、3.26%、2.91%、3.59%、4.29%、3.83%、3.85%、3.95%。[23]可见，政府再分配收入在任何一年都高于再分配支出，其中有的年份高一倍以上，表明政府没有发挥再分配功能调节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作用，政府在再分配中筹集的收入，有近一半用作与社会福利无关的用途。
3.从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占比分析
1978年，中央财政收入175.77亿元，在财政总收入中占比15.5%；地方财政收入956.49亿元，占比84.5%。同年，中央支出532.12亿元，占比47.4%；地方支出589.97亿元，占比52.6%。到2007年，中央财政收入27749.16亿元，占比54.1%，地方财政收入23572.62亿元，占比45.9%。同年，中央支出11442.06亿元，占比23%；地方支出38339.29亿元，占比77%。[24]可见，中央财政收入占比越来越大，支出却越来越少；地方财政收入占比越来越小，而支出却越来越多，日趋背离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对等原则。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是导致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下降，内需不振，经济增长长期依赖投资、出口拉动的根本原因。建设生活大国，扩大居民消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迫切需要改革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
（三）建设生活大国的几点建议
建设生活大国，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为重要指导，以启动国民消费需求、促进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为基本目标，以改革国民收入分配体制、完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为根本手段，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为关键环节，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1.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确立生活大国理念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针。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改善上、体现在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邓小平同志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建设富裕文明的生活大国，就是要通过增强人民的消费能力，扩大社会消费需求，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品质，走上强国富民道路。要创新理念，对生活与消费的理解不应停留于消极的旧思维，而应以积极的新思维进行客观的评价，鼓励和支持居民消费，扩大社会消费规模，改善群众生活条件，提升人民生活品质。要深刻认识到，结构合理的消费不仅是拉动当前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而且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我们讲经济发展，不能只讲生产和流通，只强调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性，而不讲消费，忽视消费对经济拉动的重要作用；讲优化经济结构，不能只讲优化产业结构甚至工业结构，而要进一步处理好生产与生活、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等经济关系，既要优化产业结构，也要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要深刻认识到，当前影响我国扩大内需和居民生活的原因，既是体制性的，即收入分配体制的不合理造成了收入差距扩大，影响了国民整体消费能力，同时也是结构性的，即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分布不合理使相当一部分人口没有充分的机会发展，进而造成了消费能力的下降。因此，必须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推动生活大国建设，使中国不仅成为生产大国、制造大国，更要成为生活大国、消费大国。
2.将扩大消费作为调控新重点，着力扩大即期消费需求
应进一步认识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主要是消费不足尤其是居民消费能力不强、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而不是生产不足的问题。去年至今，国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采取的政策，一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力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包括国家推出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二是积极稳定外需，促进出口；三是兼顾消费、市场、民生、社保等，但相对而言规模、力度要小，而且尚未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上、体制上做出重大安排。应该说，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中央采取的上述政策是必要的、正确的。同时也应当认识到，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即期带动是有限的，其效果往往要等到3—5年后才能充分显现。目前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很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有的学者提出至少3年以上，即使复苏也很可能是和缓的，我国将面临外需长期低迷的现实。如果我国目前过于强调扩大投资，而不及时痛下决心扩大消费，极有可能引发下一轮更大规模的生产过剩。所以，无论是从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来讲，还是从长远发展来看，都应在接下来的国家宏观调控中，把扩大居民消费作为工作重中之重来抓。要借鉴国外应对危机的有益做法，通过实施减税、加强职工培训、创造就业机会等措施，扩大消费。要倡导现代消费理念，引导和鼓励居民适当超前消费，积极培育消费热点。要继续搞活流通，完善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加大农机、家电下乡力度，稳定城市房地产市场，促进汽车等耐用消费品消费，扩大居民即期消费。要大力发展社区商业、物业、家政等便民消费，加快发展旅游休闲消费，扩大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服务消费。鼓励各级政府通过采取发放消费券等各种方式刺激消费需求。在今后内需达到一定水平后，要逐步降低出口退税率，将用于支持出口、补贴外国消费者的钱用于支持消费、补贴国内消费者，刺激国内消费需求。
3.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着力优化社会结构
我国目前正在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但要真正转型为大众高消费国家，就必须改革国民收入分配体制，完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规模，优化社会结构。因为中等收入者阶层也就是耐用消费品消费者阶层，扩大了中等收入者阶层规模，也就等于扩大了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规模，为建成大众高消费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此，一要使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更趋合理。要努力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近年内争取提高到50%以上，适当减少政府和企业收入所占比例，以遏制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比例逐年下降的趋势。对行业垄断和部门垄断行为造成的不规范收入进行限制和调节，实行阳光工资制度。继续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缩小银行存贷款利率差，降低企业融资和经营成本，为进一步提高企业职工工资创造必要条件。全面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保障职工权益。二要加强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积极培育和壮大社会中间阶层，为扩大消费、增强社会消费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持久动力和牢固基础。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调节和征管，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重点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以及城市中低技能劳动者、失业人员、无养老金和养老金偏低人员的支持。建立健全全民社会保障体系。三要大力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社会捐助，建立健全扶贫济困长效机制，更好地发挥三次分配的作用。
4.完善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着力改善国民消费预期
居民社会福利待遇低，保障体系不全、保障水平偏低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预期、储蓄率长期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建立基本福利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减少因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而导致的社会对立，还有助于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提升有效需求，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为此，要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逐步增加民生财政支出，并建立与物价和财政收入变动紧密结合的保障基金体系。要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争取近年来把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核心的各项民生支出比重提高到财政总支出总额的40%以上，并继续不断提高。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在全面实行义务教育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政府对学前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中教育的投入，加大对各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力度，全面建立贫困大学生助学贷款制度，加大财政补助力度，减少和避免因学致贫、返贫现象的发生。深化住房制度改革，严格监控商品房市场价格，完善廉租房政策，探索建立民工廉租房供应体系。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强化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建立全民医保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城镇养老保险、生育保险等覆盖面，不断提高低保费、离退休费、优抚人员抚恤标准，健全社会救助体系等。
5.加强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着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社会和谐稳定既是促进社会消费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是建设生活大国的重要内容。就业是民生之本，在国际金融危机肆虐的严峻形势下更应高度重视扩大就业问题。要建立健全各级劳动者就业培训体系，提高就业能力。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就业市场网络。引导大专院校毕业生到农村、社区等基层就业，鼓励以创业带动就业。根据企业解决就业岗位的多少给予财政补贴等办法以支持企业减少裁员。继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改革土地征用制度，提高农村集体土地征地费标准，增加农民从土地中获取的收益。抓住城市化加速发展契机，把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推进城市化建设，构筑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作为扩大内需、建设生活大国的重要举措来抓，鼓励农民就近进入中小城镇购房定居，大力发展中小城市，有条件地引导和支持进城务工农民有序转为城市正式居民，坚决防止出现城市或城郊贫民区。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充分发挥农村村民委员会和城镇社区居委会自治组织作用，扩大基层民主。畅通社情民意和群众利益表达渠道，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完善信访制度，注意处理好日趋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建设法治政府，提高依法治国水平。积极稳妥地发展社会中介机构、民间团体等非政府组织，促进公民社会建设。加强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建设，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维护社会公共安全。
（本文写于2009年6月，曾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六次常委会议上摘要发言；《人民日报》2010年7月23日8版摘要刊发，《中央政策研究室送阅件》2010年64、65号分上下两篇送领导参阅；新华通讯社《国内动态清样》3930期（2009）刊发送阅。）
[1] 赵伟：《人均六千美元的深层涵义》，《浙江经济》2009年第6期，第16页。
[2] 同上书，第17页。
[3] 孙立平：《中国需要一场罗斯福式的社会改革》，南方报网（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09-04/28/content_5105265.htm，2009年4月28日）。
[4] 丁元竹：《有选择地实施进一步刺激计划》，载《浙江经济》2009年第9期，第39页。
[5] 姜波：《日本的大国梦》，《经济日报》1992年11月15日第4版。
[6] 郭明忠：《人均GDP 5000—10000美元发展阶段有关国家发展经验借鉴研究》，《政策瞭望》2009年第4期，第39页。
[7]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2008年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计算得出。
[8] 吴志鹏：《关键是要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浙江经济》2009年第2期，第35页。
[9] 丁兆庆：《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增长的格局》，山东省委党校网（http：//www.sddx.gov.cn/001/001016/001016007/2420227883646.htm，2007年）。
[10]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90226_402540710.htm，2009年）。
[11] 丁兆庆：《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增长的格局》，山东省委党校网（http：//www.sddx.gov.cn/001/001016/001016007/2420227883646.htm，2007年）。
[12] 辜胜阻：《让劳动者平等分享经济快速发展成果》，《农村工作通讯》2008年第9期，第48页。
[13] 田秋生：《劳动价格和劳动使用量并非纯市场行为》，《南方日报》2009年5月20日第13版。
[14] 根据国家统计局《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年报》计算得出。
[15] 《收入差距变化的趋势性特征》，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inese/EC-c/1231578.htm），摘自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2006 中国改革评估报告》，2006年。
[16] 吴志鹏：《关键是要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浙江经济》2009年第2期，第35页。
[17] 丁兆庆：《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增长的格局》，山东省委党校网（http：//www.sddx.gov.cn/001/001016/001016007/2420227883646.htm，2007年）。
[18] 丁兆庆：《通过“一降一升”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中国国情国力》2007年第3期，第37页。
[19] 田秋生：《劳动价格和劳动使用量并非纯市场行为》，《南方日报》2009年5月20日第13版。
[20] 《2008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21] 《2008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第54、57页。
[22] 丁兆庆：《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增长的格局》，山东省委党校网（http：//www.sddx.gov.cn/001/001016/001016007/2420227883646.htm，2007年）。
[23]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2008年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计算得出。
[24] 《2008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