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
经济学方法论是一个体系、系统、群，它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为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其本质的区别就体现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这是支撑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怎样以及能否科学地在丰富的经济表象中把握经济规律和本质的基石。
1.方法论层面上两种研究范式之间的区别
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专家库恩·拉卡托斯将经济学方法论体系分为三个层次，沿着他的思路，我们需在三个层次上把握两套研究范式的区别。第一，“经济世界观”层次。这一层次是经济学方法论所涉及的最高层次，即哲学、本体论的层面上的内容。虽然这一层次的方法论内容并不直接构成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但却对经济学研究的目标、视角以及研究者的立场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因为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进行研究是科学研究精神的必然要求，这一点对于能否得出不受个人“价值判断”支配的关于经济运行的本质和规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1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本质特征是从物质资料生产的客观实际出发，以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经济世界观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本质和规律；而主流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根本特征是以资源的“稀缺性”和“理性经济人”为基本假设，其经济世界观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并以此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表面现象。第二，经济学方法论的第二层次是方法论“硬核”。这一层次的内容是“经济世界观”在经济学研究以及随后的经济理论中的具体反映。每种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核心概念都建立在这个层次上，它是任何一种理论体系构建的前提和基础，因而决定着整个范式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稳定性。在这个层次上，关于经济中人的行为的规定性可被视为经济学方法论的“硬核”，因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都是以对经济中“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作为出发点和核心的。[12]只不过西方主流经济学把人只是假定为狭隘的“理性经济人”，我们并不否认理性的经济行为是人在经济决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理性的追求最优化的经济行为绝不是人类经济行为的全部。因此，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体系是不科学的、偏颇的，以一孔之见代替全面的分析，从而得出对部分来讲即使有一定的道理，但就整体而言是荒谬的结论，必定将问题的分析引入歧途。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处于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一定经济关系中的“历史的、现实的人”作为其整个理论体系的基本出发点和前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经济中的人是作为经济关系的人格化而出现的，其中包含着人在再生产过程中的理性经济行为。例如，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家剥削雇用工人以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在西方经济学那里就变成了资本主义企业主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行为。如上所见，当“理性经济人”这个方法论“硬核”被推翻时，西方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就面临崩塌的危险，需要重新加以构建和完善，而事实却正是如此。[13]第三，“理论保护带”是经济学方法论的最低层次。这个层次的方法论主要是以方法论“硬核”为基础，是抽象和构造具体经济理论的初始假设条件。“理论保护带”围绕着方法论的“硬核”展开，是连接方法论“硬核”和具体经济理论的桥梁，其主要的作用是当经济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现实时，避免由于理论和现实之间的这种冲突，而对方法论“硬核”进行修正，从而防止整个理论体系的崩塌。在具体的做法上，通过对“理论保护带”的修正，避免理论和现实的冲突，加强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例如，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对市场结构进行研究时的各种假设以及马克思在研究资本的循环和周转时的各种假设都属于这个层次的方法论。[14]
2.关于两种研究范式的历史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具有充分历史性的经济学。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5]无论是在经济世界观、方法论“硬核”还是在具体的理论阐述和构建的层面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表现出充分的历史性，因为它以唯物史观为基本的经济世界观，以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历史的、现实的人”为其方法论“硬核”，以人类历史必然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及其生产关系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规律，构建科学合理的经济理论。与此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中关于人的经济行为的假定则落入了形式主义的“窠臼”，无论是在经济世界观、方法论“硬核”层面都是如此。在这种研究范式中，无论人是历史上的或是现实中的人，还是无论人处于何种生产关系中，其阶级地位如何，它们通通都是自私自利的，以追求最优化为前提的“理性经济人”。在这方面，新制度史学家诺斯比其他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更深入一步，他进一步发展了新古典经济理论，并将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等一些具有历史特征的新古典分析框架所舍弃的要素，纳入自己的分析框架，用以解释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迁，解释经济绩效的改善和经济增长，但诺斯教授的理论出发点仍然是关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这一点上他丝毫没有任何突破，反而是将“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强化到关于历史的分析当中。亨利·菲尔普斯·布朗曾论证说：“现代经济学的基本错误在于关于人类行为的一些假定是完全武断的，确确实实是‘凭空捏造’”，并且他把这种建立假想世界的习惯归咎于没有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培养经济学家。[16]
3.个人主义的效率观及整体主义的价值判断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价值理性为导向的经济学。在人文关怀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始终将人类（作为整体）的历史命运作为自己的理论归宿，它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作为自己崇高的目标。[17]这也正是马克思所强调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要义所在。
关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马尔科姆·卢瑟福将其关键的假设概括为以下三项：一、只有个人才有目标和利益；二、社会系统及其变迁产生于个人的行为；三、所有大规模的社会学现象最终都应该根据只考虑个人，考虑他们的气质、信念、资源以及相互关系的理论加以解释。[18]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则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个人构成了人之科学中分析的最终单位。[19]阿卡斯（Agaasi）曾犀利地指出，韦伯和哈耶克等人发起并推动了哲学从本体论向方法论的转变，而这一转变“乃是20世纪哲学实践中最重大的变化之一”。[20]正是由于这种转变支撑，并强化了个人主义在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方法论领域的核心地位。一方面，它构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经济世界观的哲学本源；另一方面，从哲学本体论向方法论的转变，构成了“理性经济人”的方法论“硬核”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从哲学本体论的个人主义到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再到具体的经济理论，个人主义以及围绕着它的“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始终支撑着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自亚当·斯密以来一直如此，即使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那里，这个西方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仍然发挥着理论基石的作用。
经济理论来源于经济实践，并用以指导经济实践。但理论在指导实践之前，必须对经济运行状况的好与坏做出判断，做出规范性的分析。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了一种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以个人最优化行为为基础的，并且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在逻辑上必然结果的一种效率观点，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有效”的概念。一直以来，效率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它贯穿于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之中，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最终归宿。在古典经济学那里，亚当·斯密用他的“一只看不见的手”诠释着“人人为自己，社会会更好”的个人主义信念，但如今，这个问题是通过市场中个人的最优化行为所形成的有效的资源配置状态来加以表达的。但是，正如建立在方法论个人主义之上的唯心主义经济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硬核”一样，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效率观是一种狭隘的效率观点。这是因为即使在排除市场失灵的前提下，这种效率观也只有在有限的范围内有效。例如，埃奇沃思方框中契约曲线的两个端点都是帕累托有效的资源配置状态，但在引入价值判断的情况下，显然这两点都不是最优的效率点。因为，如果一个社会中只有两个人，最终的资源配置状态是一个人拥有全部资源，而另一个人却一无所有，那么当一个人所有的资源连其自身的衣食住行都不能保障时，他一定会不择手段地去掠夺其他人的资源。此时，这个社会的稳定因资源的争夺而没有任何保障。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连社会的稳定都不能保障的效率观显然是一种无效的效率观。实际上，若这个社会能在注重效率的同时，更多地注重公平，能够更多地关注整体而不单纯是个人的利益，则很明显这个社会将会更稳定、更和谐，每个人都会获得更多的利益（不单纯是狭隘的经济利益）。这里实际上阐述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效率观的一个致命缺陷，即这种效率观不涉及价值判断，具体地说，这种效率观在关注个人利益的同时，不涉及贫富差距、环境等关乎人类现在和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而对个人利益的强调恰是每个国家现实中所面临问题的原因之所在。与狭隘的个人主义相对，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则更为强调由个人组成的社会整体。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社会整体大于其部分的和；社会作为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个人的行为应该从自成一体，并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宏观或社会的法律、目的或力量演绎而来，从个人在整体当中的地位或作用演绎而来。[21]尽管方法论整体主义受到方法论个人主义者的强烈批评，但我们认为只有秉承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观点，才能在理论上阐述整个世界以及每个国家现在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并在理论上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进行有建设性的指导。
个人主义的效率观和整体主义的价值判断问题实际上就是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在经验上，效率和公平是对矛盾的范畴，并且它们之间的矛盾被人们以往的经验所强化，也就是说，效率和公平之间的矛盾是被人为对立起来的。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效率和公平应该是一对辩证统一的范畴，就像历史和逻辑一样。这里关键是看价值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在引入价值判断，考虑社会整体和人文关怀的情况下，真正的效率观一定是兼顾公平的效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