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文化与自然生态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过这样一段风趣的话：“人类自古以来有三个敌人，其一是自然（Nature），其二是他人（Other People），其三是自我（Ego）。”[1]而被誉为中国学术泰斗的季羡林先生也说：“人类自从成为人类以来，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二、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三、个人内心思想、感情的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其中尤以第一个关系为最重要。”[2]的确，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繁衍生息、发展演进的永恒主题之一。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一基本事实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规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恒永依赖性和自然对人类的恒久制约性。整体主义的现代生态学表明，人就是依赖于生态系统之完整性和稳定性的一个物种。正如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莱斯特·R.布朗所说的：“尽管我们许多人居住在高技术的城市化社会，我们仍然像我们的以狩猎和采集食物为生的祖先那样依赖于地球的自然系统。”[3]人类之所以依赖于地球生态系统，“理由很简单：人是一个生物有机体，它和它赖以生存的其他有机体一样必须服从同样的规律。没有水人会渴死，没有植物和动物人会饿死，没有阳光人会萎缩，没有性交人种会灭绝”。[4]

人类文化便是在与自然生态系统交往的漫漫历程中逐步形成的。“文化”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富诱惑性的概念之一。各个时代、各个学派的学者都会从各自的历史语境、话语系统、认知模式等出发，对文化做出自己的理解，因而对文化的定义也就见仁见智，纷繁多样。美国人类学家C.Kluckhohn和A.L.Kroeber在合著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探讨》一书中，列举西方世界从1871年到1951年关于文化的定义就达160多种。[5]之后对文化的定义仍层出不穷。至今广为学术界认可的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于1871年对文化下的经典性定义：“文化，就其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论，是个复合的整体，它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及习惯。”[6]尽管如此，当代西方学者也从未停止在文化定义上的努力。例如，英国学者奈杰尔·拉波特和乔安娜·奥弗林于1999年将文化界定为：“文化指的是系统协调的整体，是由信仰、知识、价值观念和实践构成的一个稳定共享的体系。”[7]并将文化分为“复数的文化”和“单数的文化”。而美国学者史蒂文·瓦戈则认为：“‘文化’这个词指的是社会成员共享的一整套知识、信仰、态度和行为规则。”[8]然而，诚如奈杰尔·拉波特和乔安娜·奥弗林所指出的：“从一开始，人类学就处于对文化一词含义的争论中，近年来关于文化一词的用法的争辩不断，异常激烈。因此，当前，即使站在最为‘包容性’的立场上，这一词汇依然十分复杂，以至于无论我们单独采用哪种文化‘归类’方法，都会成为交叉火力下的靶心。”[9]

胡潇在《文化的形上之思》一书中对各种文化定义的界定方法进行过考辨，总结出现象描述、社会反推、价值认定、结构分析、行为取义、历史探源、立体立意、意识解读8种方法和思路。[10]而尹绍亭先生则认为文化相对论、文化适应论、文化整体论和文化变迁论是“文化的几个最基本的概念”。[11]其中，文化相对论是以横坐标的视角，从本文化与他者文化之间的关系上对文化所作的理解，文化整体论是从文化的结构和功能上对文化的认识，文化变迁论是从历时性的、纵向的角度去理解文化，而文化适应论则是“从人类适应的角度去考察研究文化的认识论。适应，是文化的基本特性之一。文化适应主要有生态环境适应和社会环境适应两个方面”。[12]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日益重视人类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许多学者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适应角度去理解文化、界定文化。余谋昌认为：“文化是人类适应自然的生存方式。或者，文化是人类在自然界生存、享受和发展的一种特殊的方式。”[13]郭家骥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对周围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性体系。”[14]任国英认为：“人类通过劳动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再通过文化求得自己在自然界中的生存和发展，所以就某种意义而言，我们可以将文化看成是人类适应自然的一种手段。”[15]余达忠指出：“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本质上体现的是人类对于生态环境的一种社会适应，表达的是人与自然的一种关系，即人类在用文化的方式适应生态环境中建立起了人的世界。”[16]杨庭硕等学者在《生态人类学导论》中对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其要义包括：

其一，文化属性与生态环境紧密相关。文化所具有的单一归属性、功能性、习得性、共有性、稳定性、整体性、能动创新性和相对性8种属性中，“文化的单一归属性、稳定性主要与人类的社会生活相关，其余的6种属性与生态环境的运行关系较为直接。”[17]

其二，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元并存相互关联。“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元并存，两者相互关联。由于文化自身具有双重性，因而两者的生态价值也必然会相互关联。文化多元并存的水平降低，必然诱发为生物物种多样性的受损，这是人类对生物资源的消费趋于简单化所必然导致的后果。而生物物种多样化水平的降低，又必然导致生态系统的稳态延续能力下降。”[18]

其三，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依赖具有永久性。“不管现代科学技术多么发达，都没有改变人类及其社会对地球生命体系的依赖，地球生命体系依然会对未来的人类社会发挥无法替代的重大作用。”[19]

其四，关于文化适应问题。“文化人类学探讨的文化适应事实上是指民族对所处生态环境的适应，这与生物学中探讨的生物物种对所处环境的适应相似。”[20]文化适应可划分为生物性适应和社会性适应两部分。“文化的生物性适应，是指一个民族针对其所处生态环境做出的人为信息系统创新和社会程序化，目的是使该民族获得高效利用生物资源和无机资源的能力，并在利用的同时确保所处生态系统的稳态延续。”“文化的社会性适应是指，作为维系社会存在的人为信息系统，调适于一定时代及其历史积淀下来的社会背景而获得稳态延续能力。”[21]

诚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人具有生态本原性，“人类来自于自然，自然是人类生命之源，也是人类永享幸福生活最重要的保障之一”。[22]人类与自然间具有血肉般的联结。大自然不仅给人类提供衣食之源，也是人类精神力量的源泉，因而大自然既是人类的“生命家园”，也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源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奇。”[23]正因如此，人类的“文化”从诞生伊始便与“自然”、“生态”紧紧地勾连在一起，须臾不可分离，有学者甚至认为人类是“一种自然与文化的合成物”。[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