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含泪的劝诫

《金瓶梅》是一部关于家的小说。这里的家有两个层面：一是指以宋徽宗为代表的国家；而另一个是以西门庆为代表的西门家族，这两个家是互为对照、互为象征的。作者写西门庆在家中像皇帝一样骄奢淫逸；其成群的妻妾就像皇帝的后宫；而妻妾之间的矛盾，就类似于皇室中的宫闱之乱。对宋徽宗所代表的国家，作者虽然多是虚写，但皇帝对奸臣的宠信和荒淫，与西门庆有着很多的相同之处。

“家”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中国文化的根基，中国社会的伦理秩序、道德、伦理观念无一不是从“家”演化而出。儒家文化所讲的“在家事父，在国事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是从家的自然结构和等级秩序中演化而来，并以此来规定社会的伦理结构和等级秩序。而维系这个秩序的纽带是“礼”，礼讲长幼尊卑，秩序井然。在明代代表着礼的最高规范，就是宋明理学家们所提倡的“三纲五常”。

为什么在晚明这个时期，笑笑生要重提“家国一体”这个儒家文化中最为基本的观念，并以此作为他小说的切入点？这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

第一，晚明是中国文化的转型期。帝王的腐败、世风的颓废、商业的兴起、世人的逐利、心学的泛滥、享乐的放纵这一切都深深地动摇了儒家文化的根基。人心不古、社会道德秩序、伦理秩序的混乱是这个时代的标志。笑笑生深深地感受到这种时代的危机，感受到中国文化中最为基本的理念在动摇。他焦虑地意识到这将撼动整个民族最为基本的根基，也正是出于这种意识作家才开始创作《金瓶梅》。而以家国同构、家国一体这种方式来写一个家族和一个国家的衰败，隐含着作者对国家及个体家族命运深深的忧患意识。在作品中，作家对西门庆和宋徽宗那种漫画式的写法，实际上就是作者内心焦虑的体现。在作者心目中他们本应该是这个国家或一个家族的栋梁之才，而不应如此。这一点非常像果戈理对俄国地主阶级的态度。果戈理对俄国地主阶级是满怀希望的，当他失望地看到这个阶级的堕落时，他不得不以讽刺的笔法来写俄国的地主阶级，但是这种讽刺是“含泪的笑”。对《金瓶梅》我们也要看到作者存在这种倾向，笑笑生对西门庆、宋徽宗的挖苦和讽刺，所暗含的是劝诫，是苦口婆心的忠告。如作者在第七十回的回后诗中就写道：“妾妇索家，小人乱国，自然之道”，“权奸误国祸机深，开国乘家戒小人。六贼深诛何足道，奈何二圣远蒙尘。”这些道德说教是此书的真正目的所在，其目的是希望西门庆和宋徽宗这类人物能以此为戒。对这一点是我们不可忽视的，这是此书的基调。《金瓶梅》是“艳歌当哭”，而哭的目的却是在“劝诫”。由此本书认为《金瓶梅》以讽刺而见长，但其讽刺与果戈理是一致的，也是“含泪的笑”。这种笑的根本目的是要教育其所讽刺的对象。

第二，家国一体决定了这部小说的基本思想倾向，这个思想倾向是儒家的，其创作的目的在于重建社会的伦理秩序，而绝不是宣淫。如果为了宣淫，作者绝不会采用家国一体这种费劲的写法。在此书中作者煞费苦心地以“悌”起，以“孝”结，以爱姐不可思议的“守节”来宣讲伦理秩序的重要性，在满纸的荒淫背后，做了篇十足的道德文章。由此《金瓶梅》这本充满“淫秽”色彩的小说，其根基却是儒家的。

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张竹坡就说：“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1]“《金瓶梅》写奸夫淫妇，贪官恶仆，帮闲娼妓，皆其通身力量，通身解脱，通身智慧，呕心呕血，写出异样妙文也。今只因自己目无双珠，遂悉令世间将此妙文目为淫书，置之高阁，使前人呕心呕血做这妙文乃为俗人所掩，尽付流水，是谓人误《金瓶梅》。”^[2]《金瓶梅》是被世人误解得最为严重的小说，而其中最大的“误点”就在于人们没有看出这部小说是家国一体式的小说。而看不出这一点，就没有办法看到作者创作此书的真正目的所在，反而把此书看成一部色情小说。张竹坡曾说：“《金瓶梅》不可零星看，零星看止看其淫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不从整体出发来看《金瓶梅》，必将会迷失在此书大量的色情描写中，而看不出这部作品实际上是在从反面宣扬儒家的“齐家治国”观念。

《金瓶梅》是一部以“家”为核心的小说。对于一部以家为主要叙事内容的小说，其内容无外乎两点：第一，从正面讲，就是如何持家；第二，从反面讲，就是写家是如何衰败的，以此让人们吸取经验教训。《金瓶梅》自然是属于后一种。笔者认为《金瓶梅》是一本关于家的教育小说，是写给“有产业者”的教科书。之所以加上“有产业者”这个定语，是因为在《金瓶梅》中作者对一个人的产业和家业是极为重视的，其潜在的教育对象是“中产阶级”。此书对下层人物多是鄙视的，并不带有一些学者所说的人民性。

在家庭中，一家之主是“父”；在国家中，一国之主就是“君”，其共同的名字是“家长”。无论是西门庆还是宋徽宗都是不合格的家长，其共同结局就是“家败”。西门庆是身死妾散，宋徽宗是被囚而亡。于是《金瓶梅》就有了十分明确的创作意图，即如何吸取西门庆和宋徽宗的教训，做一个好家长。故《金瓶梅》是写给这些“家长”的教科书。《三国演义》是说给帝王听的；《水浒传》是说给百姓听的；而《金瓶梅》是说给“家长”听的。这里的“家长”不是指那些平民百姓、市井闲人，作者对这些人根本不屑一顾，无论是武大郎、应伯爵、韩道国之流，作者对他们只有鄙视。在作者心目中，家长应该是西门庆和皇帝这样的人，是“有产业的人”。

在《金瓶梅词话》的开篇，作者的这种思想就清晰地表露出来了，如作者在介绍自己所要讲的故事时说：“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一个好色的妇女，因与个破落户相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后不免尸横刀下，命染黄泉，永不得着绮穿罗，再不能施朱傅粉。静而思之，着甚来由！况这妇人他死有甚事？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关产业。惊动了东平府，大闹了清河县。端的不知谁家妇女？谁的妻小？后日乞何人占用？死于何人之手？正是：说时华岳山峰歪，道破黄河水逆流！”这段话前面所介绍的是故事的大致情节：一个女人与人私通，最后被杀了。作者对这个女人的死并没有多少同情，“况这妇人他死有甚事”这句话本身就是这种态度的表现。而下一句“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关产业”却有着浓厚的感情色彩。“堂堂六尺之躯”、“泼天关产业”都是作者对男性的赞美之词，而这个被赞美的主人公就是西门庆。其言外之意是“堂堂的”、“有产业的”男人因贪恋女人而付出生命的代价是完全不值得的。要注意的是，作者提及“泼天关产业”，这说明作者对“产业”问题是十分重视的。这和晚明的社会风尚密切相关，晚明是一个崇尚经营致富的时代，也是被称为“治生”的时代，而与治生相对的观念就是“齐家”。“治生”指的就是奔走经营，发家致富。在晚明那个时代有产业的人才有社会地位，才能受到人们的尊重。此段最后一句：“不知谁家妇女？谁的妻小？后日乞何人占用？死于何人之手？”一连四个排比句，突出那个有着“泼天关产业”的男人死后妻离子散的悲惨。作者似乎被自己的故事所感动，认为自己说的是个十分可悲故事，可以“说时华岳山峰歪，道破黄河水逆流”。

作者对“堂堂”的、有“泼天关产业”的男性的情感如此暧昧，对其死充满着同情。这就是说，作者对这个男人的偷情之事并不是看得很重的，其所看重的是这个男人的死。言外之意，这个男人是比那些与之偷情的女人要重要得多。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封建社会大男子主义的表现，但本文并不认为如此。实际上这是作者思想感情的体现，在作者心目中一个堂堂的有产业的男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是一家之长，而他的不幸死亡，必将给一个家庭带来灭顶之灾。所以，男人，一个做了家长的男人，在作者的心目中是第一位的，而其所要教育的对象就是这样的男人。在《金瓶梅》中作者就是想以西门庆和宋徽宗这两个不称职的家长为例，给那个时代所有类似的男性家长做个劝诫。作者想通过展示这两个人物放荡不羁的生活和极其可怕的后果，让那些有家业、有产业的男性知道自我的约束，从而在行动上符合天理。这是作者写《金瓶梅》真正的目的所在。故本书提出《金瓶梅》是写给有产业人的教科书，是从反面讲治家和治国的道理。

为了更好地说明治家与治国的道理，《金瓶梅》中还写出一些理想人物。如对西门庆来讲，作者写的好女人是吴月娘、孟玉楼，坏女人就是潘金莲、庞春梅、王六儿；好朋友应该是王杏庵、黄通判，而不是应伯爵、谢希大、吴典恩之流；好家人是安童、李安，而不是来保、韩道国之流。对国家来讲，好的臣子应该是宇文虚中、曾孝序、陈文昭，而不是蔡京、蔡蕴之流。好的家长应该“持盈慎满”，而不是像西门庆和宋徽宗那样把精力用在过度的淫乱和奢侈的生活上。

人们常说《金瓶梅》的世界是一片漆黑，这个观点并不正确，在《金瓶梅》中是有理想人物的。如宇文虚中、曾孝序都代表着作者对理想官员的期待。吴月娘、孟玉楼代表着作者对理想女性人物的期待。而李安和安童代表着作者对理想下人的期待。而在政治理想上作者期待着尧舜一样的明君。这些都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王国，是人间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