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叙事形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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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由武松故事写起的意义

《金瓶梅》是两个“家”的故事,为何以武松故事写起?本书认为在武松故事中有几种因素是作者非常感兴趣的。

第一,是武松的“悌”。武松是个忠义之人,更是《水浒传》中最讲“悌”道的人物。作者选这个故事,看重的是武松的教育意义,并以此作为故事的起点。“孝”和“悌”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孝”可以治百恶,“悌”可以生真义。对父母“孝”,对别人才能“慈”;对兄弟“悌”,对朋友才能“义”。在晚明,一切以金钱为主,父子失孝、兄弟失情、朋友失义,人与人之间关系混乱。笑笑生深深地感受到如果要恢复儒家的伦理秩序,就必须从儒家最基本的伦理关系开始,而“孝”和“悌”就是这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因此作者以武松故事为全书的开篇是有其用心的。武松的这个“悌哥儿”与西门庆的儿子“孝哥儿”共同构成了此书的两个道德支柱,撑起了全书的道德框架。故张竹坡指出此书是以“悌”起,以“孝”结。[9]同时,武松的“悌”与西门庆的十兄弟的假“义”又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第二,以西门庆和潘金莲偷情故事为起点,要探讨“情色”这个大问题。晚明是个人欲横流的时代,情色是家长之败的重要的原因之一。《金瓶梅词话》在开篇的楔子中就指出人是“在情色中做活计者耶”,把情色看成人的一个基本生存状态。以此开篇说明作者对情色问题的重视。

第三,笑笑生是看中了西门庆这个商人的身份。《水浒传》故事比《金瓶梅》的诞生早一百多年,《金瓶梅》和《水浒传》可以说是同源异流。在《水浒传》故事产生的时代(明代初期),西门庆这个商人身份是不被重视的,甚至属于被人瞧不起的阶层。而在笑笑生所在的时代,商人成了“治生”的榜样,是一个被推崇的阶层。在晚明时期商人的身份如日中天,社会地位有着明显提高。时代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意识,当然也改变了笑笑生的意识,也改变了他对西门庆这一人物的看法。笑笑生把目光投向西门庆这个商人时,在写其恶的同时又对他充满了羡慕。在《金瓶梅词话》的开头作者引用刘邦和项羽的故事为入话的楔子,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小说中谁能和这两个人物作类比呢?细分析,也只有西门庆可以和这两个人物相呼应,这无疑抬高了西门庆的身份。把一个商人和历史上的君王并列,说明作者的观点是相当开放的。在作者的心目中西门庆也是一个“英雄”,这当然与西门庆的富商身份及其致富能力有关。在小说的第六十回,西门庆资助了常时节,作者在此直接说出西门庆是个大丈夫:“求人须求大丈夫,济人须济急时无。一切万般皆下品,谁知阴德是良图。”要注意到《金瓶梅》的作者笑笑生对儒生、对官员、对道士、对和尚都没有好印象,尤其是他对尚举人、水秀才、温必谷这些书生挖苦甚多,而唯提到西门庆是大丈夫,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说明作者虽然批判的是西门庆,但其用意却是希望这些人能“改过自新”,过上更好的生活。又恨又爱是作者对西门庆的矛盾态度,而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对这个人物的认识就会偏颇。而作者写此书主要就是为这些读者服务的,劝诫的对象就是西门庆这样有产业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