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真高兴，收到了一份最希望收到的礼物——一部三十多万字的书稿《〈金瓶梅〉叙事形态研究》，它是我的学生孙志刚的学术专著。在此书即将出版之际，志刚希望我能为这本书写一篇序。尽管我的年事已高，又患帕金森症，导致手颤难以写字，眼花难以看书，但我还是要以口述的方式来满足他的这个要求，因为这本书太让我高兴了。

我研究了一辈子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也是我的研究重点之一，也写了几篇文章。《金瓶梅》我细读了七遍之多，每读一遍都有新鲜感，它像《红楼梦》一样，是一部读不完的书。我认为目前我们对《金瓶梅》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这部书中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挖掘。孙志刚的《〈金瓶梅〉叙事形态研究》，可以说是一部研究《金瓶梅》的力作，希望它能对《金瓶梅》的研究起到一个推动作用。

中国古代有六部经典的长篇小说，它们是《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六大古典小说都是中国文学中的瑰宝，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古希腊人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们有《荷马史诗》；印度人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们有《摩罗衍那》；日本人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们有《源氏物语》；我们中国人完全可以挺起胸膛说，值得我们自豪的远不止这六大经典小说。

《金瓶梅》是我国六大经典名著中思想与艺术都颇为复杂的一部，自清代张竹坡以来一直被称为天下“第一奇书”。其实，这部“奇书”奇就奇在它的写作方式上：《金瓶梅》是一部“艳歌当哭”性质的小说。它极写声色之“艳”、权势之“艳”、财富之“艳”，但实质上却是在“哭”！哭的是什么？哭的是“国之亡”；哭的是“政之腐”；哭的是“家之破”。正因为有这些“哭”，《金瓶梅》才蕴涵着极其深刻的思想内涵，表达了作者极为复杂的思想情感。然而，正是由于此书是以“艳”写“哭”的，其深邃的思想情感往往难以被一般的读者所发现，故几百年来，人们对这部书有着太多的误解，此书中的许多的“美玉”竟被“瑕疵”所掩。基于这一点，我衷心希望志刚的这部专著能对《金瓶梅》起到剥去硝石，露出美玉的作用。

《金瓶梅》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志刚在跟我读博士之初，就选《金瓶梅》作为其研究方向，当时我与我的师姐刘敬圻教授都曾有过一些担忧，因为研究这部名著的确很困难。但令我想不到的是，志刚本来是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有着二十多年的外国文学史的教学经验，而正是这种知识背景为他研究《金瓶梅》提供了便利，使他能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思考《金瓶梅》这部“奇书”。在做博士论文时，他总是把笑笑生的《金瓶梅》与西方的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福楼拜的作品相比较，能从世界文学的层面来思考《金瓶梅》。尤其是，他常常借用巴赫金、弗莱这些西方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的理论来阐释《金瓶梅》。这些，都是以往的《金瓶梅》研究论著中鲜见的，无疑开拓了我们研究《金瓶梅》的学术视野。

我尤为欣赏的是，志刚能提出的一些观点颇有见的。如，他提出从时代的横向比较来看，笑笑生完全可以和与其处在同一时代的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相媲美；从时代的纵向比较来看，笑笑生在精神实质上完全可以与19世纪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相呼应；从写作方式上看，笑笑生又与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相类似。以此，志刚提出《金瓶梅》是中国长篇小说的“早熟”之作，理应在世界文学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我认为，这种比较是有意义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长期以来，我们对《金瓶梅》的研究一直处于僵局，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一直在用中国传统文学的标准来衡量它，而这些尺子对《金瓶梅》来说太短了，也太窄了。而一旦我们跳到圈外，用世界文学的眼光来观照《金瓶梅》时，就会发现《金瓶梅》实际上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文学天地，而这个天地是蕴涵着许多现代小说因素的，由此，完全可以把《金瓶梅》拿来与西方的巴尔扎克等现代小说相比较。尽管我对志刚书中的一些观点未必完全赞同，但我对他这种用比较文学的视野来研究《金瓶梅》的方式是完全赞同的。

志刚这部专著的另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他能从整体的高度来思考《金瓶梅》。如，志刚能从晚明经济的“货币化”特征入手，指出笑笑生之所以能写出《金瓶梅》这部上及朝廷，下及市井，全方位反映整个晚明时代风貌的小说，就在笑笑生抓住了“银子”对晚明全社会的连接作用，并以此把晚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书中着重指出，笑笑生的这种写作视野是以往小说家根本不具备的，这取决于作家所处时代的经济生活。正是由于晚明时期较为发达的经济生活，促使了晚明社会的各个阶层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从而为作家从整体上思考和书写这个时代提供了可能。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笑笑生与巴尔扎克是完全相似的，他们都是其所在时代的“书记员”。我认为志刚这一观点抓住了笑笑生的实质，也抓住了《金瓶梅》的实质。

再如，志刚提出《金瓶梅》是一部“家国一体”式的小说，这一提法就颇为新颖而又符合此书的实际状况。从表面上看《金瓶梅》是一部不折不扣的“世俗小说”，但实质上它又是一部历史小说，所写的是北宋灭亡的历史。同时，它又是一部政治小说，涉及的是晚明时期官商勾结这个大的政治问题。而在讲述这些事情时，笑笑生是把西门庆家族的兴衰史与北宋王朝的衰败史捆绑在一起来加以描写的，因此，《金瓶梅》在思想性上具有“家国一体”的特征。正如志刚所说，这种“家国一体”是《金瓶梅》的内在思想结构，也是《金瓶梅》一切艺术构思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志刚指出《金瓶梅》具有多层次性：亦是一部描写西门庆个人生活的传记小说；亦是一部描写西门庆整个家族的家族小说；亦是一部写北宋灭亡、反思其历史的历史小说；亦是一部写晚明政治腐败的政治小说，冀求的是政治清明与公正；亦是一部教育小说，是“写给有产者的教科书”，目的是劝诫那些有产者“持盈慎满”；亦是一部关于人生的小说，思考的是“人应该如何更好地生存”这个大问题；亦是一部“释禅书”，其目的是让人有所“明悟”，参透人生。志刚的这些观点，一层一层地剥出了《金瓶梅》的思想内核，由表及里，清晰透彻。

在给志刚讲课时，我曾谈到《金瓶梅》的真义是“艳歌当哭，意主讽世，旨归劝惩”。志刚不仅接受了我的看法，而且做了方方面面的补述。如他提出《金瓶梅》实质是在“以色说法”，并指出《金瓶梅》是一本“晚明时期的大俗讲”，这些观点都是值得称道的。

志刚的书中有很多新的观点。如他借用黄仁宇先生对晚明税收制度方面的研究，来思考《金瓶梅》中的“盐引”问题，并指出此书从53回到57回佚失章回主要内容应该是写西门庆贩盐。由于作者所写的西门庆贩盐的手法过于恶劣，他怕后人模仿而影响国家的盐业专卖制度，进而危及国家的安全，因此在写罢之后，有意把这些章回拿掉，而不是佚失。尽管志刚的这一考证目前还缺乏更为有力的证据，但这些说法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又如，他分析笑笑生这个名字的含义，指出笑笑生实际上应该是“笑看芸芸众生”。而这个名字既表明作者的写作态度，又体现了作者的写作视角。我认为这一观点，比纯考证这个作者是谁要有意义得多。

在叙事视角分析中，志刚提出《金瓶梅》是一部让读者“看”而不是“听”的小说，由此，把《金瓶梅》与以往的小说区分开来，形象地概括出了此书的写作特征。而且，志刚在此之上又指出，《金瓶梅》的作者还给读者设定了一个“看——看透”的接受模式，目的是让读者看透世相的虚假。这些观点都是以往研究者没有提出来的，新颖独到。

志刚的这部书对《金瓶梅》的叙事结构做了细致地分析，我认为他分析得很好。他能在普安迪先生提出的“《金瓶梅》是十回一个叙事单元”的说法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每十回的转折是逢七回，而高潮是逢九回”。为此，他还画出一个表格，把此书颇为复杂的故事情节用一张表格清晰地表现出来，这是很有创新性的。在细致地分析情节的基础上，志刚还指出，诸如李瓶儿的故事在此书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金瓶梅》写西门庆和陈经济，实际上也是在写“父辈”和“子辈”两代人的故事，而陈经济就是富二代的代表；这些观点都是发前人所未发，对我们重新认识《金瓶梅》具有重要意义。

志刚常跟我说《金瓶梅》是一部“人物至上”的小说，很高兴看到他在书中对西门庆等七个人物的分析。人物是小说的灵魂，作家对人物的设计也是对小说的整体构思，因此，小说的人物自然也是小说叙事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志刚在分析人物时，注重把握作者对人物的整体设计。如，他分析西门庆时，从西门庆的命相“伤官格”入手，并以此来思考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整体设计和写作意图。这是一个从来就无人重视而又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因为西门庆是《金瓶梅》最重要的主人公，他的“命相”岂有不重要之理？志刚能在这个小问题上做出大文章，非常好。

近来有不少学者在为潘金莲翻案。志刚指出，为《水浒传》中的潘金莲翻案还有情可原，但《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不能翻案。因为笑笑生笔下的潘金莲是一个极端的利益主义者，作者在刻画这个人物时，不是同情她的不幸，而重在写她的“不仁”，写她的自私，写她在情欲方面的“向动物看齐”，从而失去了人性。这种分析是入木三分的。

对李瓶儿的分析也是如此，志刚抓住了作者对李瓶儿“性焦虑”的暗示，在层层分析之下，指出李瓶儿就是中国16世纪的包法利夫人或安娜·卡列尼娜式的人物，这为我们重新思考李瓶儿这个颇为复杂的人物提供了新的思路。

志刚在分析宋惠莲这一人物时，不仅分析了这个人物的特点，而且还说出笑笑生在写这个人物时，用了一种“恶人有其德”式的写作方式，并指出19世纪法国作家福楼拜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塑造人物的。这一下子就在笑笑生与19世纪西方作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让我们找到了他们的共同之处。

志刚对应伯爵的分析也带有比较文学特色，他指出应伯爵是一个在世界文学中都少见的极有特色的人物形象，类似于狄德罗笔下的“拉摩的侄儿”，抑或类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小人物”。我们以往对应伯爵这个人物的分析多是谩骂，而志刚让我们发现这个人物竟然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志刚的很多观点让我们这些专搞中国古典文学的人眼前一亮，这无疑与志刚的比较文学学术背景有关，这个知识背景的为他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提供了很多的帮助，为此，我提出让他再研究几部古典名著。在志刚在专著中，我看到了他知识面的广博，无论是对巴赫金理论的引用，还是对晚明历史和心学运动的思考，他都能信手拈来，融会贯通。他能时时刻刻处在中外文学的比较思维中，所思考的问题常常有着较宽的视阈，我们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需要有这样知识背景的人。

我常说：“对一部长篇小说的研究有两个境界：一是千言万语说不完；一是一句话就把它说完。”不能千言万语说不完，说明你没走进去；而不能一句话把它说完，说明你没走出来。志刚的这部专著同时做到了这两点。

作为一个老师，最高兴的事就是：眼见自己的学生一天一天地超过自己。

张锦池

2013年1月20日

于哈尔滨师范大学江南校区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