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金瓶梅》：一部仍活在现实生活中的小说
《金瓶梅》是中国文坛上最为复杂、最难解读的一部长篇小说。它用《史记》般的笔法，以北宋王朝的覆灭为历史背景，描写了商人兼官僚西门庆荒淫而放荡的一生，此小说可以说是西门庆家族的兴衰史，同时也是北宋王朝的灭亡史。
《金瓶梅》是一部家国一体式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写出北宋王朝与西门庆家族共同的衰败。而致使这个国家和家族衰败的原因，主要是其国君和家长的过度放纵和荒淫。家国一体是这部小说基本的叙事谋略，因此，它既是一部家族小说，又是一部有关国家衰亡的历史小说。《金瓶梅》如实地描写了现实生活，写的虽然是宋朝的事，但实质却是在一部小说内有如此多的侧面，这本身就决定了这部小说叙事的复杂性。而此书“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也”[1]，显示出了作者极为高超的叙事技巧。故有人称《金瓶梅》的作者不是“天才”而是“鬼才”[2]。
写作方式上，《金瓶梅》大胆直率。它“用极大地耐心细致地描写了西门庆一家卑俗而肮脏的生活，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3]。尤其是，作者几乎用写真的方式大量地描写了性生活，这在我们这个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国度里是极为罕见的。
《金瓶梅》的思想尤错综复杂，叙事手法变化莫测，这一切都使这部小说带有一种“诡异”的色彩，故人们称《金瓶梅》为“谜”一样的小说。而本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细致地研究《金瓶梅》文本本身，以揭开笼罩于其上的层层迷雾。
一
《金瓶梅》的创作时间大致在1579—1610年，即晚明万历十年到万历三十年之间。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此书最早的版本是《金瓶梅词话》，刻书于1617年左右。但这一版本并没能流行于世，刻成之后不久就失传了，直到1932年才重新被人发现。真正盛行于世的是《金瓶梅》另一版本，即刻于明崇祯年间的《新刻绣像本金瓶梅》。此版本可以看成是文人墨客对《金瓶梅词话》的改编和修订。它重点改编了《金瓶梅词话》的楔子、第一个章回开篇，以及近90个章回的回前和回后的诗词。清代的学者张竹坡正是根据这版本对《金瓶梅》全书作了系统的评点，并盛赞此书为“天下第一奇书”。有张竹坡评点的《金瓶梅》是此书的第三个版本，即《第一奇书皋鹤堂批评金瓶梅》。《金瓶梅》版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至今仍无定论。由于《金瓶梅词话》与《新刻绣像本金瓶梅》在内容上有着较大的差别，故美国学者宇文所安曾惊叹世间有两部《金瓶梅》。
本书所依据的版本是《金瓶梅词话》，是由梅节先生校本，陈昭、黄霖先生注释，香港梦梅馆印行的。之所以选择这个版本，因为这一版本是“以日本的大安株式会社出版的《金瓶梅词话》为底本，又参考了台北联经朱墨二色套印本和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一九五七年重印本，是目前最接近《金瓶梅》原本，最具有可读性的本子”[4]。除此之外，笔者认为《新刻绣像本金瓶梅》对《金瓶梅词话》的楔子和第一回以及各章回前诗做了较大的改动，并对书中一些重要内容做了删减，这些改动影响了这部小说的整体感，从而使此书原作者的思想意图变得模糊不清了。故本书只以《金瓶梅词话》为依据，所引用的文本皆出自《词话本》，文中所提到的《金瓶梅》皆指《金瓶梅词话》。
《金瓶梅》是中国文坛上较为特殊的一部古典长篇小说。无论是在叙事内容和叙事方法上，《金瓶梅》与在其前的中国古典长篇小说迥然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就故事的来源来说，《金瓶梅》不是像《三国演义》、《水浒传》那样单纯地依据历史或传说来构思故事，而是着眼于最为普通的现实生活，是在最为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挖掘出故事来。这是《金瓶梅》与《三国演义》、《水浒传》最为主要的区别。这种区别，代表着中国长篇小说在创作上开始与历史故事和传奇事件告别，同时也代表着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由于在取材上不再傍依历史和传奇，《金瓶梅》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而《金瓶梅》几乎用写实的笔法讲述了西门庆及其家族的故事，因此，它又是中国第一部以个人成长经历为中心的长篇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家族小说。
第二，在叙事方法上，《金瓶梅》并不是像以往的长篇小说那样来单纯地“讲述”一个故事。其作者笑笑生有意地运用一种“反故事性”的叙事方式，最大限度地还原现实生活，体现出了生活的原生态。《金瓶梅》所讲的故事，多是些日常生活的琐事。按一般的逻辑来说，这类故事很难生动。但《金瓶梅》的作者笑笑生，其才华就体现在他能让这些生活琐事变成鲜活而生动的故事。在这部小说中，写得最多的就是人物之间的对话。而作者正是通过大量的人物之间的对话，让故事在人物的对话中自己“呈现”出来。
《金瓶梅》这种叙述方式很难被一些习惯于阅读中国传统小说的读者所接受。然而，它却非常类似于19世纪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写作风格。福楼拜在19世纪70年代就提倡长篇小说的叙事应该“纯客观化”，即要让故事本身来进行自我叙事，作家应该“退出小说”[5]。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笑笑生与福楼拜极为相似。
第三，如果说《三国演义》、《水浒传》所关注的是较为宏大的历史问题，属于宏大叙事，而《金瓶梅》更为关注的却是生活中一些最为细微的细节问题。虽然，《金瓶梅》也有较为宏大的历史叙事，如它关注到北宋灭亡这一历史问题，但它所描绘最多的却是微观世界，是以一个小小的家庭变化来反映整个世界。这种叙事谋略，类似于佛家所说的“以一粒芥子而观天下”。
在中国长篇小说发展的历史上，《金瓶梅》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正逐渐地摆脱“说话”的传统，由让读者“听”故事，转向让读者去“读”故事。这一转变是中国小说在文体形式上极为重要的变革，其意义非同小可。
出现在中国16世纪《金瓶梅》，在世界长篇小说发展史上也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它所出现的时期，恰是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后期，正处在西方人文主义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按照苏联著名的文理理论家巴赫金的说法，西方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正是在这一时期孕育而生的。在世界文坛上，与《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同处在一个世纪的西方著名作家有：法国的拉伯雷（1483—1585年）、英国的莎士比亚（1564—1616年）、西班牙的塞万提斯（1547—1616年）。单就作品的艺术表现形式来讲，笑笑生的《金瓶梅》在叙事的技巧以及艺术表现力上，要远远地超越拉伯雷的《巨人传》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与莎士比亚的作品完全可以相提并论。在某种意义上讲，《金瓶梅》的出现，显示出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早熟”。
在西方，能与《金瓶梅》相类似的长篇小说，直到19世纪中后期才在巴尔扎克、福楼拜的笔下出现。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金瓶梅》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在精神气质上可以说是遥相呼应的。因而有学者把《金瓶梅》比喻成中国的“人间喜剧”，而笑笑生也被誉为中国16世纪的巴尔扎克。
《金瓶梅》在中国乃至世界长篇小说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只不过，由于这部作品存在着过多的性描写，使它不易公开发行，多被列为禁书。这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就其实质来说，《金瓶梅》应该属于“成人小说”，是写给那些生活经验丰富、人生阅历深厚的读者的，而不是面向所有读者。
在中国，《金瓶梅》自诞生之日起，对其评价就是“毁誉参半”。毁其者称之为“天下第一淫书”，而誉其者称之为“天下第一奇书”。在中国文坛上，从来就没有一部小说像《金瓶梅》这样，对其争议是如此之大，而争论双方的观点是如此的对立，简直是势不两立。
在西方，《金瓶梅》却获得了极高的评价。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说：“在十六世纪的世界文学里，没有哪一部小说像《金瓶梅》。它的质量可以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或者紫式部的《源氏物语》相比，但那些小说没有一部像《金瓶梅》这样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人情味。”[6]美国学者韩南也说道：“《金瓶梅》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杰作之一，不仅质量优异，而且规模巨大。在中国现代评论家心目中它代表中国文学的一个新的方向。”[7]
《金瓶梅》距今四百多年。尽管年代久远，但它仍然是一部“活在现实生活中”的小说。沧海桑田般的时代变化，并没有使《金瓶梅》寿终正寝，变成一个古老的文物。恰恰相反，随着时代的发展，《金瓶梅》这部古老的小说越发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即使在今天，在我们这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社会里，我们同样会发现《金瓶梅》所展示的世界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近到《金瓶梅》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仿佛就生活在我们周围，而其书中所写的事件也常常就发生在我们的身旁。甚至我们自己就是其中的人物，有着和他们相同的心态。
中国著名学者杨义先生说过：“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最为伟大，最能称得上经典？不是那些成为古董——放在博物馆里的文学作品，而是那些一直活着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所构建的虚幻的世界能活在现实生活中，现实生活在文学作品中又得到最好的诠释，只有这种‘虚与实’互相映照的作品才是最好的作品。”[8]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瓶梅》的确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直到今天还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金瓶梅》是一本仍“活着”的小说，时间并没有使它失去应有光泽。由于《金瓶梅》紧紧地贴近人生，反映出错综复杂的人性，昭示着人自身的罪恶，期盼着人自我的救赎，而这些都是人类生活亘古不变的主题，因而它会对人生有着重要的警示和教育意义。也正因如此，《金瓶梅》应该是一部真正的经典之作，应该是一部不因任何时代风尚之变而增损其本身价值的一流巨著。
杨义先生说：“对经典小说的关注和研究，是古今中外学术研究史上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因为只有它们，才最有资格担当诠释的对象，也才最有研究的价值，不论从思想认识上，还是从创作方法上，对后世皆有不可估量的借鉴意义。”[9]因此，本书对《金瓶梅》的阐释也将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二
《金瓶梅》是一部读起来令人不安的作品。《金瓶梅》所写的生活并不是阳光灿烂，而是灰暗不堪。《金瓶梅》以一种近于喜剧的笔法揭示了人生的黑暗。这种黑暗不仅仅是社会的黑暗，同时也包括人性的黑暗。在《金瓶梅》里美好的人性少之又少，而多的是人性的丑恶。众所周知，19世纪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以一部《人间喜剧》，揭示了法国社会在资本主义初期金钱关系对人性的扭曲。诞生于16世纪的《金瓶梅》，同样写出金钱关系对中国晚明时期人们心灵及整个社会的戕害，深刻而真实地展示出生活在那一时代的人们在情欲和物欲中的痛苦的挣扎。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相比，《金瓶梅》更具有滑稽可笑的喜剧风格，但从根本意义上说，它所写的更是人生的悲剧。
《金瓶梅》深刻地反映出中国晚明时期全社会伦理道德的衰败，呈现出一种伦理道德无所归指的人生状态。如果说，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中，传统的伦理道德宛如一轮明月，悬挂在历史的天空；而在《金瓶梅》中，这种伦理道德已经变得如萤火虫所发出的微光，虽然有，但其光亮是那样的暗淡。
在《金瓶梅》中，展示得最为充分的是人的原始本能和欲望。它对世人的情欲和物欲采用一种近乎于写真的方式加以描绘，凸显人之丑陋，这在中国长篇小说中极为罕见，令人惊愕。也正是因此，《金瓶梅》自诞生之日起，就被打上了“淫书”的烙印。
与其他古典小说不同，读《金瓶梅》不会给读者带来通常的快感和欣慰，也不会令读者赏心悦目，怡然自得。相反，《金瓶梅》带给读者的多是惊恐和不安，是数不清的疑问和困惑。而这恰恰是《金瓶梅》最诡异、最具有魅力之处。
美国著名作家大卫·丹比在《伟大的书》中说过：“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往往对任何人的安宁都是一种挑战和颠覆。”[10]而《金瓶梅》就具有这种挑战和颠覆的力度。它让人喜欢，又让人困惑。
从艺术角度来讲，《金瓶梅》又是一件艺术品。《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不同凡响的长篇小说。如此说，并不只因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更为重要的是，此书在长篇小说的艺术构思和叙事技巧方面，都颠覆了中国以往长篇小说的叙事传统，开创了中国新式长篇小说创作之先河。正是由此书起，中国的长篇小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审美范式：一是反讽式的叙事风格；二是用细针密线般的手法来展现复杂的家族矛盾。前者被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所继承，后者则令曹雪芹深得其堂奥，写出了不朽的《红楼梦》。正如毛泽东所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11]
《金瓶梅》在艺术上有如此之高的地位，在研究这部小说之前，有必要从叙事技巧这一角度对此小说的总体风格再不厌其烦地说上几句，从而，为我们理解这部小说打下一个基础。
与《三国演义》、《水浒传》那种宏大的历史叙事不同，《金瓶梅》所面向的是一个微观世界，而这个微观的世界就是晚明市民阶层的生活琐事。正是这些被以往小说家所忽视掉的，我们耳熟能详的日常琐事，支撑起了《金瓶梅》最为主要的故事内容。这些市民阶层的琐事通常是：偷情、交友、聚宴、狎妓、游玩、娱乐、节庆、算命听经、婚丧嫁娶，等等。作者对这些日常琐事反复书写，并以一些更为细微的事件作为故事的转折点。一支细细的竹竿打在了西门庆的头上，注定了西门庆和潘金莲两人难分难解的“宿命”。而一句不经意的话语、一只绣花鞋、一个酒壶、一剂春药、一张小孩玩的拨浪鼓、一次艳遇、一个眼神、一场偷窥，都会使其故事的情节变得波澜壮阔，跌宕起伏。
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评说历史、指点江山的“大说”相比，《金瓶梅》倒更像是一个“小说”的世界。如果说，《三国演义》、《水浒传》是靠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描绘和对传奇英雄的打造而引人注目；那么，《金瓶梅》所靠的是对日常生活精细的描绘而吸引读者眼球的。写历史、写英雄的小说具有一种阳刚之气；而《金瓶梅》写日常生活的诡异和不测，带有一种阴柔之美。在风格上，阳刚之气多带有男性的粗糙和力度；而阴柔之美，则更倾向于一种精致和细腻。
在艺术上，《金瓶梅》是一部以精致和细腻而见长的匠心之作。在晚明，商人崛起，享乐奢侈之风盛行。精巧、雅致、匠心独运是这个时代对所有艺术品提出的审美要求，并逐渐成为晚明时代人们的审美观念。晚明时期的山水画、小品文无不深受此风格的影响。《金瓶梅》同样受到晚明时期这一审美观念的影响。这部洋洋洒洒百万字的长篇小说，表面上俗不可耐。实际上，无论是艺术构思、或是叙事技巧，《金瓶梅》处处都隐藏着一种精巧。其细腻而完美的艺术构思和叙事能力曾令张竹坡大为感叹，说出《金瓶梅》“一百回是一回”这样高度的赞美之词。
《金瓶梅》是由微观世界入手来描绘现实生活的。但作者的视野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个微观的世界，而是透过微观世界，探究一个意义更为广阔的宏观世界，而这个世界就是晚明整个社会。《金瓶梅》这部小说所展示的世界是由两个方面组成的：就家庭层面来讲，它写的是西门庆的家族史。就社会层面来讲，它写的是整个北宋的灭亡史，所暗指的是晚明行将衰败。从思想意义上来讲，《金瓶梅》以研究一个家庭的衰败为切入点，进而研究一个国家是如何走向灭亡的。在更深层次上讲，《金瓶梅》所要研究的是道德的沦丧给一个家族、一个国家所带来的危害。它是从反面研究伦理道德对一个家庭、一个国安身立命的重要性。如果更进一步地讲，它所研究的是人如何能更好地生存这个大问题。从微观世界入手，进而推及整个宏观世界，这是《金瓶梅》的叙事策略。读《金瓶梅》就有如在爬天梯。当我们在作者的引导下，一步步跨越过琐碎、零星而毫无意义的生活碎片，会逐渐地“明悟”到作者真正的创作意图所在。
《金瓶梅》的作者把那些我们最熟悉不过的日常生活立体地展示出来，其目的，是让我们对日常生活中最常见，而最容易被我们所忽视的生活细节进行一次细致地“直观”。我们惊讶地发现，原来最为普通的日常生活中蕴涵着如此多的“戏剧性”因素。可以说，《金瓶梅》是把我们最为熟悉的日常生活“陌生化”了，[12]从而使那些我们自以为最为熟悉的日常生活变得突兀和陌生起来。由此，也引起我们对日常生活进行重新的感知和思考。它深化了我们对现实的感觉，也更容易激发出我们对现实生活的“顿悟”。这是《金瓶梅》在精巧的艺术构思背后更为深邃的思想，而这种深邃的思想应该是来自于佛教传统。因为佛教提倡在现实生活的细微之处“顿悟”，要由“一粒尘埃中看出虚弥”[13]。
《金瓶梅》的内容错综复杂，细节多如牛毛。如何理出头绪？为此，本书提出以下两个关键的论点，这两个论点是我们从整体出发把握此书的一把钥匙。
第一，《金瓶梅》首先是一部关于“家”的小说。
《金瓶梅》是西门庆的家史，是一部关于西门家族命运的小说。但如果我们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显然辜负了作者的良苦用心。我们要认识到《金瓶梅》是一部关于“家”的小说。但在这部小说中，“家”是具有两个层面的。从小处说，这个“家”指的是西门庆一家人，演绎的是西门庆一家两代人的兴衰史。从大的层面来讲，《金瓶梅》还讲述了一个“大家庭”——国家的故事，写出了北宋这一国家的灭亡史。作者巧妙地把西门庆小“家”的“兴与败”与北宋国家的“衰而亡”交织在一处描写，因而它是一部典型的家国一体式的小说。
《金瓶梅》充满了色情描写。但在本书看来，《金瓶梅》最为独到之处并不在写性上，而在于它把西门庆的“小家庭”与宋徽宗的“大国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加以描写。其巧妙的艺术构思在于它把西门庆所治理的小家与宋徽宗所治理的大国交会一处，演绎其共同的衰败的命运；并从中推导出天理、道德、秩序的重要性。这是此书最为精巧之处。而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理解《金瓶梅》这部大书最为根本的意义所在。
第二，《金瓶梅》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
鲁迅说《金瓶梅》是一部“世情小说”，这种说法虽然被世人认可，但并不见得精确。事实上，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来概括《金瓶梅》更为精准。[14]《金瓶梅》巧妙地把细微的日常生活与北宋王朝的历史变迁结合在一起，因而取得了既广阔而又细腻的叙事空间。这个叙事空间之广阔，远超过《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甚至可以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媲美。[15]
在如此广阔的叙事空间里，《金瓶梅》勾画出八百多个人物：皇帝、官员、衙役，商人、帮闲、妓女、媒婆、医生、术士、和尚、尼姑、磨刀人、磨镜人、乞丐无所不有，社会百业，俱囊括其中。
尤为重要的是，《金瓶梅》细腻地写出晚明时期的风俗民情，展示出那一时代人们所有的日常生活。晚明时期人们吃喝拉撒、休闲娱乐、听曲看戏、宗教活动无不在此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故《金瓶梅》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晚明社会的“百科全书”。甚至当下人们对晚明时代生活的了解，许多不是来自历史书籍，而是直接来自《金瓶梅》。像《金瓶梅》这样能全面地反映一个时代整体风貌的长篇小说，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恐怕是仅此一部。只说《金瓶梅》是“世情小说”，这是对此书文化价值的严重低估。
如今，“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作为长篇小说中的一种极为独特的文体形式，越来越受到西方文艺理论家的推崇。西方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卡尔维诺对福楼拜的小说所体现出来的丰富性赞美备至，推其为“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并认为这是西方未来长篇小说发展的方向。
诞生于16世纪的《金瓶梅》具有“百科全书式”小说的全部特征，故本书提出《金瓶梅》代表着中国长篇小说的“早熟”，绝不是草率的溢美之词。
三
如果问哪一部中国古典小说最难读？首推的就应该是《金瓶梅》。《金瓶梅》这部长达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不仅篇幅宏大，而且整部小说的情节破碎凌乱，枝蔓繁多。尤其是此书的细节多如牛毛，事件零零散散，对话多是家长里短。读者读罢此书，很难对它形成一个完整的印象，甚至很难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张竹坡为此曾告诫读者说《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分开读，要一气读完”。张竹坡如此说，就是因为这部小说的微细之处太多，稍不留神就会错过。而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对全面理解这部小说都将会是一个损害。《金瓶梅》的叙事内容颇为复杂。但从艺术结构上来讲，它又是四大名著中最为完整的一部。千头万绪浑然一体。《金瓶梅》不仅难读，尤为难解。它的思想更是错综复杂、隐晦艰深。读者始终感到其“有所谓”，但很难断定其所谓者是何！
很久以前，人们就认识到《金瓶梅》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就其思想价值，欣欣子曾在《金瓶梅词话》的序言中写道：“无非是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几，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16]就其艺术价值来说，《金瓶梅》一出，明代著名学者袁宏道就盛赞此书“云蒸霞蔚，胜袁枚《七发》多矣”。[17]溢美之情跃然纸上。清人刘廷玑更说《金瓶梅》的文章之妙：“深切人情酷，真称奇书。文心细如数牛毛茧丝，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读之，但道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结构铺张，针线细密，一字不漏，又岂寻常笔墨可到者哉？”[18]
可以说，四百多年来，学界对《金瓶梅》研究一直没有中断过。而《金瓶梅》恰如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宝藏，总是取之不竭的。尤其在当下语境中，人们发现《金瓶梅》这部古老的小说具有极为现代化的色彩。不论是巴赫金所说的“对话体”、“杂语”小说、“狂欢化”写作；或者是什克洛夫斯基所提出的“陌生化”手法；或类似于福楼拜所提出的“纯客观化”叙事；都可以在此书中找到最为明显的例证。由此，我们不能不惊叹《金瓶梅》在艺术手法上是多么过早地成熟。
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金瓶梅》这部旷世奇书，有必要对《金瓶梅》的研究状况做一介绍。
总的来说，400年来，人们对《金瓶梅》的研究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性描写研究。（2）作者研究。（3）版本研究。（4）主题研究。（5）人物研究。（6）艺术结构研究。（7）语言研究。（8）文体研究。（9）文化研究。在此，本文将就这几方面的研究状况逐一介绍。在介绍这些研究状况的同时，本书将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将在本书中得到进一步地阐释。
1.关于《金瓶梅》中性描写问题
《金瓶梅》最令人触目惊心处，是存在着大量的性描写。如此书在很多处细致地描写了性器官、性过程。在这其中不仅有男女交媾，还有娈童，等等。在一定意义上说，大量的性描写是《金瓶梅》的特色之一。对于《金瓶梅》中的性描写，研究者们所争论的首要问题，就是这样的描写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必要？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分为观点针锋相对两派：一派认为《金瓶梅》如此写的目的是“诲淫”；而另一派认为这是“戒淫”。至今这种争论仍在继续，尚无结果。
本书认为，只站在道德层面上研究《金瓶梅》到底是“诲淫”还是“戒淫”，是永远不会有结果的。应把这一问题纳入此部小说的整体构思和文体形式的来源中加以思考。
其实，在《金瓶梅》这部小说中存在着一个潜在叙事结构——“纵欲者死”。因而大量的性描写，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由此，它是有意义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此外，本书认为《金瓶梅》在文体形式上继承的是隋唐以来佛教中的“俗讲”。而在佛教中的“俗讲”中也有一些讲“性”的作品，这些作品最后都要讲到“性”给人带来的危害。“说性事”也是佛教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宣教方式，在现在的小乘佛教中仍留有这种宣教方式的烙印，而《金瓶梅》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带有这一特点，属于“以色说法”。
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看到《金瓶梅》有三个叙事层面：其一，是世俗生活面，写尽人间的百态。在这层面上，我们可以说它是“世情小说”。其二，是儒家伦理面，它是从反面来讲伦理秩序的重要性。其三，是宗教层面，即要人们“看空”尘世的一切。仔细地分析，《金瓶梅》中大量的性描写，更多的是为第三个层面服务的，其目的并不是让人们喜欢性，而是让人们对性产生恐惧，并远离性。借用佛家的一句话来讲，即“由色悟空”。对于这一点，美国学者浦安迪先生看法是十分正确的，他说：“《金瓶梅》写性最终的结果不是让人们喜欢性，而是对性的厌恶。”[19]
由此，本书认为《金瓶梅》大写性事，应该是一个有意而为之的创作。笑笑生是把自己所写的《金瓶梅》当成是“参禅书”一类的东西；而把读者的阅读此书的过程，看成是一次精神上的“参禅”活动；他希望读者看破情欲的“虚假”和“空幻”，有所“明悟”。为此，作者特意在书的结尾，安排一个超度众生的和尚——普静，并且，给西门庆的出家的儿子孝哥儿，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法名——明悟。
由对色情描写的思考，也可以引发出关于作者世界观探讨。有学者指出，热衷于性爱描写的笑笑生，其思想的根基却是儒家的。因为，笑笑生在《金瓶梅》中所探究的是伦理和道德的重要意义，并要以“天理”为核心，重塑日将崩溃的社会秩序，而这些都带有儒家文化的色彩。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从《金瓶梅》大量而超乎寻常的性描写来看，笑笑生似乎既在提倡“天理”，同时，又总不忘以“色之幻”来觉醒世人。因此，本书提出笑笑生的思想核心应该是儒家和佛家思想的合一。
2.作者研究
《金瓶梅》的作者迄今没有定论，只知其名是“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的作者不详，这给“金学”研究带来了无穷的悬念和空间。目前，研究者提出《金瓶梅》可能的作者达六十多人。其中包括王世贞、屠龙、冯梦龙、汤显祖，等等。几乎涵盖了晚明嘉靖、隆庆、万历时代所有的著名文人雅士。当下，对《金瓶梅》作者的研究日益成为“金学”中的“显学”。但这种研究在没有得到最后的证据之前都只能是猜测而已。
对作者问题，笔者学识浅薄，姑且避开，在此也不作赘述。但笔者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笑笑生”这个名字，实际的含义应该是“笑看芸芸众生”。这个名字本身是带有写作视角倾向的。而这个视角决定了作者的叙事态度和叙事策略。“笑看芸芸众生”是站在一个高点上对众生的俯视。这种“俯瞰”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内在含义。我们注意到，在《金瓶梅》中作者就是站在一个“天理”的高度，对其笔下的人物进行揭露和批判的。因此，作者对其笔下的人物多是嘲笑和讽刺的。“笑看芸芸众生”包含着作者的叙事态度，这种态度有鄙视、嘲笑、悲叹和怜悯等多种内涵。“笑看芸芸众生”暗含的是嘲讽，因而作者在写其笔下的人和事时多采用一种“戏谑”的方式。这种“戏谑”式的写作方式，决定了此书在总体叙事风格上是“喜剧式”的。因而，也有人称《金瓶梅》为“笑书”。
值得深思的是，由于笑笑生采用了这种俯瞰式的叙事视角和叙事态度，它既深刻地揭示出人世间的罪恶，同时更看出人自身的迷茫。如西门庆、潘金莲是迷茫于人的情欲；应伯爵等众多的小人物迷茫于对金钱的贪婪；官员们迷茫于以权换钱；而其最后所导致的结果基本上都是悲剧。从本质意义上讲，《金瓶梅》是在喜剧的外表之下，隐藏着更为深刻的悲剧精神。这种悲剧并不是指向某一具体的事件，而是属于人类自身的悲剧。在这种俯瞰的视角之下，《金瓶梅》中人物的缺点和过失，在某种意义上讲都带有着“原罪”的色彩。
与作者研究相关的是，徐朔方教授提出《金瓶梅》为世代积累的产物，非个人创作。梅节先生提出《金瓶梅》作者是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书会才人。[20]从《金瓶梅》叙事的缜密程度上看，本书认为《金瓶梅》应该是一部完全由个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故徐朔方先生的“世代积淀说”并不一定能成立；而从作者对人情世故深刻的理解，和对社会现实深邃的洞察力来看，本书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应该是一个文化水平很高的文人。故梅节先生的看法也值得商榷。
3.版本问题
对《金瓶梅》的版本研究，是“金学”中一个非常重要而有意义的课题。在上文我们提到过《金瓶梅》的版本分为两类：一是《金瓶梅词话》，成书大致在1617年左右；一是《新刻绣像本金瓶梅》，刻印于崇祯年间。这两个版本最为主要的区别是在开篇的序、跋、和第一回的内容上以及多数章回的回前、回后诗词上。这两个版本孰先孰后？其关系又是如何？至今学界仍无定论。如梅节先生提出，在这两本书之前还有一个更早的祖本，其名字就叫《金瓶梅传》，而不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金瓶梅词话》，或《新刻绣像本金瓶梅》。梅节先生认为，这个最早的《金瓶梅》分解成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给说书艺人打弹、跑场子用的《词话本》；一个是给文人看的说散本，即后来的《绣像本》。[21]
在笔者看来，《金瓶梅词话》根本就不适合于说书艺人的说演。道理很简单——其内容过于复杂，故事性不强。对于一个文人来说，细致地阅读《金瓶梅》都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更何况让听众去“听”。
也有人说，此书中大量的性描写，是为迎合低俗百姓的要求和爱好。其实，大量的性描写反而证明此书并不是专为好听故事的百姓而作。因为，这样没完没了地说“性事”，对大众来说并没有意思和趣味。相反，大众所喜欢的倒是《红楼梦》这类的故事。因为，《红楼梦》所表现的那种贵族生活，是大众没有过过的，更具有神秘性和梦幻色彩。
在两个版本之间，笔者更倾向于《金瓶梅词话》是最早的版本；而《绣像本》是《词话本》的改编。笔者认为《金瓶梅》有一个潜在的叙事方向，即它是写给“有产业人的教科书”。是从反面告诉人们该如何持家、如何交友、如何避祸、如何做一个好家长。而这一点是理解此书版本问题的一个关键所在。因在晚明时期，人们所追求的是如何去发家致富，而致富的目的是为了纵情地享乐生活。《金瓶梅》想告诉人们，致富不要忘记“齐家”；纵情地享乐时，不要忘记了要让家道更为长久。而对这一点，欣欣子的《金瓶梅·序》直接说了出来。
当我们从这一点出发来看此书时，就会发现在《金瓶梅词话》的回前、回后诗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些诗词中有大量的道德说教内容，所告诫的就是如何持家、避祸的问题。因而，尽管这些诗词是啰啰唆唆的道德说教，但从小说的整体来看，它是有意义的，应该是小说整体的一部分，并且是不可或缺的。
《绣像本金瓶梅》把《金瓶梅词话》的回前、回后诗词都改写成意义朦胧的爱情诗词，与作品的内容基本上互不相干，这是对此书的歪曲，对整个作品的叙事目的起了破坏作用。因而，《金瓶梅词话》应该是原本，而《绣像本》应是对《词话本》的改编。
有些学者并不喜欢《金瓶梅词话》在回前、回后诗词中所体现出来的道德说教，认为没有《绣像本》的回前、回后诗词写得美。如田晓菲女士在《秋水堂论金瓶梅》中就表露出这种观点。实际上，在《词话本》每一章回前、后诗词中的这些道德说教，恰恰作者为其在这些章回中所写的故事设定的道德“边界”，没有这个边界，《金瓶梅》的创作意图反而要受到人们的怀疑。
本书认为《金瓶梅》不可能有什么更早的“祖本”，而《金瓶梅词话》就是祖本。因为它已经是最完整的了。本书认为《新刻绣像本金瓶梅》是明晚后期的文人对《词话本》的改编。由于这些文人不喜欢，或不理解此书中浓厚的道德说教意味，故改编了《金瓶梅词话》，以使它变成当时文人喜欢看的小说。当然，在这其中肯定也有书商谋利的想法在作祟。
此外，《金瓶梅》还是一部残缺的小说。缺少第五十三回部分，第五十四回、第五十六回、第五十七回全部，第五十八回部分。对这个缺少，本书也做了思考，并提出在这些缺失的部分里，原著所要写的主要的事件，应该是西门庆贩盐。西门庆贩盐这件事在全书中意义重大，因为盐在明朝是政府的专卖品，由国家掌控。而且，在16世纪时，明朝食盐供应严重不足，价格昂贵。在西门庆贩盐之前，蔡京提出“七件事”。而七件事中，第三件就是更换盐钞。西门庆正是抓住了这个有利的机会与蔡蕴勾结做了一笔大生意。这单生意应该是西门庆最大一笔买卖，暴赚一笔。在这其中可能涉及西门庆贩卖“私盐”的问题。因西门庆的手法过于恶劣，作者怕后人模仿，破坏国家的经济体制，故在写完此书后，把这一段有意地拿了出去。
西门庆贩盐这件事是有影射意义的，可能指的是严嵩的学生，当时主管盐政的鄢懋卿。他造成了当时的“盐引壅积”，其影响持续好多年。[22]
4.主题研究
《金瓶梅》其主题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由此也产生的大量的索隐式研究。这种索隐式的研究起始于张竹坡，他提出了著名的“苦孝说”。继张竹坡之后，台湾的魏子云先生又提出“影射说”；霍现俊先生提出“西门庆的原型是明代正德皇帝说”，等等。与之类似的说法还有“暴露说”、“讽世说”、“世情说”，等等。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有其不足之处。
本书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多主题”小说。这种多主题的小说，并不同于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小说”。“复调小说”指的是在一部作品之中，有多种不同的“声音”并存。与“复调小说”不同，《金瓶梅》所具有的是“多层次”的主题，并且这些层次是逐步递进的。
就现实主题来说，《金瓶梅》是写给有产业人的教科书；就政治主题来说，它是反官商勾结的政治小说；就历史层面来说，它所反思的是北宋王朝灭亡的原因；就道德层面来说，它强调的是伦理秩序的重要性；就人的自我存在层面来说，它所写的是过度的纵欲给人带来的危害；就宗教层面来说，它是要人们看破一切“虚假”，“由假悟真”，从而达到“真如”之境地。[23]
政治主题应该是《金瓶梅》最为重要和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是此书的核心所在。但由于第五十三回到第五十八回的丢失，使这部小说最为主要的政治话题并没有彻底展开，而这个话题就是“官商勾结”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一部分话题没有展开，使《金瓶梅》的主题思想变得极为朦胧难解。
与主题研究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对这部小说艺术方法的定性问题。有学者说《金瓶梅》是现实主义的杰作；也有学者说《金瓶梅》是自然主义的代表。为此学者们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对这一问题，本文以为，拿十九世纪西方的文艺理论去套中国十六世纪的古典小说，其结果只能是停留在空洞的概念之争中。在本书中，本文具体地解剖了此小说的第五十回到第五十三回的写法。并指出，就这一段来说，《金瓶梅》既不是自然主义，也不是现实主义，而十分合乎巴赫金所说的“怪诞现实主义”[24]。
5.人物研究
《金瓶梅》这部小说最成功之处是人物塑造。此小说中每一个人物都栩栩如生，观其言如见其行。为此，本书提出《金瓶梅》是一部“人物至上”的小说。在人物研究方面，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应伯爵、宋惠莲这些主要人物上。
《金瓶梅》的人物研究成果很多，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我们在对此书中一个具体的人物做研究时，往往是把这一人物从其所处的复杂社会关系中抽离出来，单独研究某个我们感兴趣的方面。诸如我们研究西门庆是不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代表，或研究潘金莲是不是值得同情的女性人物。这类研究虽然有一定意义，但都有失于单一化。《金瓶梅》这部书的伟大，是在于它把人物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来描写，它所写出的人物并不是单一色的，而是“杂色”的，若单从一个角度来研究《金瓶梅》中的人物，都会犯简单化的错误。
对《金瓶梅》人物认识比较深刻的是宁宗一先生。他指出：“至于这些人物，在最准确意义上说，几乎没有一个是正面性的，他们不是什么‘好人’，但也不是个个都是‘坏人’。他们就是一些活的生命个体，凭着欲念和本能生活，这些生活就是一些日常性，没有惊人动地的事迹，没有令人崇敬的行为，这些生活都是个人生活的支离破碎的片段，但这里的生活和人物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作者毫不掩饰的叙述中，这些没有多少精神追求的人，他们的灵魂没有隐蔽在一个不可知的深度，而是完全呈现出来。所以，当你一个个地分析书里面的人物，反而是困难的，而且很难分析出他们的深刻，你的阐释也很难深刻。因为他们的生活就没有深刻性，只有一些最本真的事实和过程，要理解这些人和这些生活，不是阐释、分析，只能是阅读和阅读后对俗世况味的咀嚼。”[25]
正如宁宗一先生所说，《金瓶梅》的人物看似很简单，其行动一览无余，人物也没有什么复杂、深刻的思想。但当我们把这些人物放在具体的境遇中加以研究时，反而感到不好言说。他们犹如我们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个体，具有太多的侧面，难以言尽。本书分析了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宋惠莲、王六儿、陈经济、应伯爵七个人物。
6.艺术结构研究
《金瓶梅》的结构异常复杂。我们常说它是“网式”结构，而不是单线式结构。这种说法是比较形象的，但过于笼统。何谓“网式”？一个故事有多条情节线索是否都可以称为网式结构？
《金瓶梅》在时间上是线式的，叙述西门庆一家的生活历程。但在叙述时，笑笑生努力地要写出西门庆本人及其家庭每一成员在生活中的每一个横断面、每一个细节。用现在的术语来说，笑笑生想达到的叙事效果，是要展示出一种“立体化”、“全景式”的生活。此小说在结构上最为复杂之处，一是在叙事时间上逐年逐日地记载，达到时间的最细小划分；二是在叙事空间上无限地扩展，达到同时展示多个叙事空间的目的。因此，《金瓶梅》这部小说在时间上是缓慢向前的，甚至在局部时间上几乎是停滞的。而在空间上，却是不断地枝蔓开来，逐步地向外繁衍，以达到叙事的最大化。从总体时间来看，《金瓶梅》可以以西门庆升官前、升官后、死后分成三大部分。从总的空间上看，《金瓶梅》上连朝廷，下接市井，全面展示了整个北宋社会。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讲，《金瓶梅》的作者笑笑生是一个善于利用时间和空间来创作的作家。这一点，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是极为罕见的。时间的缓慢发展，空间的不断膨胀，这是《金瓶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结构方式。
此外，《金瓶梅》还有一个较为独特的叙事方式，即“以十回为一个叙事单元来叙事的”。这一特征，是美国学者浦安迪发现的。[26]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发现，对于我们研究《金瓶梅》复杂的叙事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7.语言研究
《金瓶梅》的语言研究是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对此书语言研究，做得较为出色的是一批语言学家，他们把《金瓶梅》作为中国语言的活化石。而作为文学研究者，研究《金瓶梅》语言艺术的却很少。只有周中明先生在《金瓶梅艺术论》中提及此书的语言问题。孙逊、詹丹在《漫说金瓶梅》中也提出《金瓶梅》是“纯乎语言之小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可惜由于篇幅的限制，作者并没有真正地展开。本书对《金瓶梅》语言风格问题将有所涉猎，并指出《金瓶梅》中的人物语言具有明显的职业化特征。
8.文体研究
对《金瓶梅》的文体研究是“金学”中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论文，只有石昌渝先生的《金瓶梅小说的文体创新》，以及宁宗一先生的有关此书文体的论述。
文体指的是一部作品的总体风格特征，而石昌渝先生所说的多是《金瓶梅》的叙事视角问题，基本没有涉及文体风格问题。宁宗一先生能从中国古典小说文体发展的历史高度，指出《金瓶梅》在文体形式上是“小说家的小说”[27]，并呼唤对《金瓶梅》进行审美研究，这对《金瓶梅》的文体研究走向深入具有重大意义的。
本书认为，《金瓶梅》在文体上形式上显然受到“俗讲”这种佛教文体的启示。在书中薛姑子、王姑子在西门庆家宣经，所讲的就是俗讲。俗讲这种文体在形式上是说、唱结合，并具有表演性，能更好地表现出现实生活的鲜活。笑笑生正是把这种文体风格运用到《金瓶梅》中。如《金瓶梅》有大量的唱词，人物的对话也都具有表演性。
需要指出的是，笑笑生在《金瓶梅》中不仅借用了佛教俗讲的形式，而且也借鉴了俗讲所具有的宗教精神。如俗讲这种宗教文体，主要讲的是世俗的虚假，目的是引导人们去看破红尘，从而认识佛家所说的“真正的真实”，即“真如”。《金瓶梅》在叙事时，也是写尽俗世的“虚假”。如它所写的虚假的官员、虚假的父子、虚假的朋友、虚假的夫妻、虚假的妓女，可以说是揭下一切假面具。其目的是让人们去领悟什么是生活中的真实。这种基本思想是与俗讲几乎是完全一致的。甚至《金瓶梅》可以被看成是一部放大了的俗讲。
《金瓶梅》在文体形式上具有宗教色彩，其本质是“由假悟真”。因而，它对读者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即要求读者能“看破假”、“悟出真”。如果细读《金瓶梅》，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部小说中，潜在地存在着一个“看—看透”的接受模式。笑笑生在《金瓶梅》中几乎是把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不断地碾碎，其目的就是要让读者对生活看得更为清晰，最终看透生活。
如果说“纵欲—死亡”是《金瓶梅》最为基本的主旋律，那么，“看—看透”则可以看成是作者给读者设定的接受模式。《金瓶梅》如此细腻地描写现实生活，作者寄希望于读者读罢此书后会翻然醒悟，从而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参禅”[28]。事实上，《金瓶梅》与禅学也应该有着密切的关系。晚明时期由于心学运动的影响，禅学被世人高度重视，甚至产生一种“狂禅”精神。《金瓶梅》大量的性描写，不断回荡着的死亡阴影，嬉笑怒骂的写作风格，其背后都有这种“狂禅”精神的影子。由此，描写世俗百态生活的《金瓶梅》同时也具有一种浓厚的宗教气息。或许这也是此部小说最别具一格之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9.文化分析
近些年对《金瓶梅》进行文化研究的文章很多。研究者一方面研究《金瓶梅》与晚明文化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在《金瓶梅》中找寻着晚明文化的特征。如有研究者研究《金瓶梅》与晚明历史之间的关系，研究《金瓶梅》与晚明商业文化的关系。还有研究者通过《金瓶梅》来研究晚明时期人们的生活起居、娱乐休闲、服饰、饮食，甚至有学者专门研究《金瓶梅》中的酒文化。
《金瓶梅》产生于晚明时期，这是中国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朝纲混乱，众说纷纭。但在众多对此书文化研究的论文中，却很少有学者来解释《金瓶梅》与晚明蓬勃兴起的“心学运动”之间的关系；也很少有学者从晚明时期的人们“治生”观念的兴起与“齐家”意识的衰微来看笑笑生的创作意图；更少有学者专门来研究《金瓶梅》与佛教、儒教、道教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这些都是晚明时期文化极为显著的文化特征，诞生于这一时代的《金瓶梅》必将打上其时代的烙印。
本书对《金瓶梅》的分析恰是从其所在的历史文化背景开始的。如货币经济是晚明时代的重要特征，而在《金瓶梅》中大量地写银子。那么，这种货币经济与《金瓶梅》的创作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是本书将要阐释的。
总之，四百多年来《金瓶梅》研究可以说成绩斐然，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金学”。但《金瓶梅》的研究也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在当下，许多“金学”的研究者把精力都用在对《金瓶梅》作者的考证上，试图去解开这一“金学”中的哥德巴赫之谜，但对《金瓶梅》文本自身的研究却常常被学者们所忽视，这才是“金学”研究中最大的问题所在。
四
本书的题目是《〈金瓶梅〉叙事形态研究》。“叙事”指的是作家对故事的讲述方式，包含作家叙事意图、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风格，等等。“形态”指的是事物外表所体现出的整体样式，或总体特征。“形态”一词表面上似乎只涉及事物的外表，其实不然，它与事物的内在品质关系密切。举例来说，我们看待一个事物，首先就是先从事物外在形态入手，进而看其内在本质。没有外在的形态，就没有一个事物的存在。因此，外在形态既是一个事物的外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事物的内在品质。故外在形态与内在品质本是密不可分的。从文学角度来讲，即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本书之所以从“叙事形态”这一角度来研究《金瓶梅》，主要原因在于《金瓶梅》是一部叙事特征非常鲜明的小说。这种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叙事内容表面上看凌乱，但在实质上却是高度紧凑、密不可分。二、《金瓶梅》是一部相当完整的小说，其洋洋洒洒一百回，但回与回之间关系紧密，一百回有如一回。
《金瓶梅》内容凌乱，却高度紧凑；回数众多，却有如一回。这在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中是较为罕见的，而此书形成如此完整性的内在机制是什么？这是值得研究，但研究不深的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只研究此书的叙事内容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也研究不出来。我们必须跳出《金瓶梅》烦琐的故事内容，从总体上对此书进行一个全面的把握。由此，从外部对《金瓶梅》进行一个总体的观照就显得意义重大。而对此书的总体观照，就必须从此书总的叙事形态入手。也就是说，我们对《金瓶梅》的研究，首先要搞明白它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小说。然后，从这个整体出发，进而研究此书的局部问题。
对《金瓶梅》叙事形态的研究，实际上，就是从整体出发，对《金瓶梅》的全面研究。这种研究方式的核心点，就是要时时把握住《金瓶梅》的整体性，从整体来阐释此书的局部问题。如本书提出《金瓶梅》是真正的家国一体式的长篇小说。这就是《金瓶梅》的整体叙事形态。而在这一形态之下，本书阐释了《金瓶梅》的艺术构思问题、叙事结构问题、叙事视角问题、叙事风格问题、人物的设计和塑造的问题。
本书这种研究方式是较为新颖的。研究《金瓶梅》的论文和专著很多，但很少有人关注到《金瓶梅》的整体性。大家所关注的多是《金瓶梅》的一些局部问题。比如批判社会黑暗面、揭露社会现实，等等。诸如此类的研究，很难把《金瓶梅》的整体构思揭示出来，更难反映出此书在整体安排上的奇思妙想。故人们读过此类的评论，难以对《金瓶梅》形成一个总体的印象。因而，本书将从叙事形态这一角度出发，从整体上来阐释《金瓶梅》。这种研究也是在还原作者创作此书的意图，探究笑笑生对《金瓶梅》这部小说的整体设计思路。
《金瓶梅》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极为罕见的具有高度整体意识的长篇小说。由于它不再傍依历史传说或传奇故事，而是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从而使中国的小说与历史故事和传奇告别。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笑笑生开始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创作。这种小说最为鲜明的特征，在于它所写的是作家身处其中的社会生活，相对于其他小说，这种生活更真实可信，更有质感。
还是让我们借用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有关长篇小说的理论来说明这一问题。巴赫金认为，欧洲“真正”的长篇小说开始于文艺复兴时期，而这一时期的小说最为鲜明的特征就是由对历史和传奇的书写而转向描写现实生活。巴赫金认为欧洲以往的诸如“荷马史诗”、“骑士传奇”之类的文学创作，在内容上所写的都是过去之事，是对祖先的回忆。巴赫金从体裁上把这类文学创作定义为史诗传奇，并认为这些都属于古老的文学体裁。巴赫金把“小说”视为一种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式文学体裁。与史诗和传奇有的根本不同，在于“小说”所写的是鲜活的现实生活，是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由此小说也拉近了现实生活和文学之间的距离。巴赫金认为，由于小说所写的现实生活远远没有成为过去，因此这一文学体裁具有一种开放性，至今仍不可定义。[29]
在中国“小说”本身就是一个模糊而含混的定义，因而我们很难去接受巴赫金的观点。但是，巴赫金的观点至少会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以巴赫金的观点，《三国演义》可以归为历史史诗，《水浒传》、《西游记》可以归为传奇故事。因为它们所写的都是过去的事，或是对祖先的回忆，或是根本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金瓶梅》与中国以往的长篇小说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第一，它完全是作家虚构的产物，既不是产生于历史，也不是来自于传奇。第二，它所写的是现实生活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由此，说《金瓶梅》是中国“小说”的开端未尝不可。
美国学者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一书中指出：“每一位小说家都开创出一个新的世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越细致、越认真越好，而且，我们在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要不带任何偏见。”[30]其实《金瓶梅》何尝不是开创了一个新的世界呢？但是，由于种种的偏见往往阻碍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而本书对《金瓶梅》叙事形态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金瓶梅》所呈现出的世界的一种探讨。
《金瓶梅》这部长篇小说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它深深地扎根于晚明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变革中。其作者笑笑生一定是观察到晚明时期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变革，以及由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巨变，并深深地感受到这种变化对当时人们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的冲击，从而来写这部巨著的。甚至可以说，笑笑生是中国第一个对其所在时代有着全面和整体性思考的作家。因为他是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地位、性、人与人之间关系等多个角度来考察人生，并力求最大限度地反映出时代的总体变化，以及在这种变化中的人心所向。从而探寻社会、人性、人的自我存在之类的重大问题。
毛泽东主席曾说：“要想了解晚明的经济，去读《金瓶梅》。”[31]实际上，《金瓶梅》所反映的绝不仅仅是晚明社会的经济问题，其所反映的是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整个社会的伦理失衡，泥沙俱下，礼崩乐坏。这是一个严峻而又复杂的社会问题。只有那些有着深刻社会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的作家，才会对此感到深深地焦虑和不安。也只有这样的作家才会尽自己毕生之力，集腋成裘地写出如此巨著。
《金瓶梅》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是颇为复杂的。清代张竹坡在批注此书时，既感到困难重重，又不断惊叹作者的才华，因而称之为“天下第一奇书”。《金瓶梅》也的确能堪当此名。
本书不自量力地要去探讨这部“天下第一奇书”，而笔者又不具备张竹坡这个清代才子的才气，故在本书展开之前，杂乱无章地写下这些话，以作为一个开场白。是为绪论。
[1] 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引自《金瓶梅词话》，香港梦梅馆1993年版，正文第1页。
[2] 最早称笑笑生是“鬼才”的是清代学者张竹坡。
[3] ［美］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页。
[4] 梅节：全校本《金瓶梅词话》前言，香港梦梅馆1993年版，第5页。
[5] 福楼拜是法国19世纪中期著名作家，他提出作家创作应该达到纯客观化的叙事效果，为此作家应该把自己隐蔽起来。福楼拜认为作家应该像上帝一样，无处不在，但又见不到踪影。由此，作家应退出小说，不在小说中显示出作家的在场，而是让小说中的故事自己发生。本书认为在《金瓶梅》中作者对小说的故事进展是较少干预的，基本上达到了一种纯客观化叙事的效果。
[6] ［美］宇文所安：《秋水堂论金瓶梅序》，载《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7] ［美］韩南：《中国小说的里程碑》，载《〈金瓶梅〉及其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8] 杨义：《面向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学术》，《东方文化》2000年第3期。
[9] 杨义：《面向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学术》，《东方文化》2000年第3期。
[10] ［美］大卫·丹比：《伟大的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11] 毛泽东1961年12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
[12] “陌生化”的理论最早是由俄国著名文艺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指的是作家为了克服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无意识性”，有意识地使文学作品获得“可感觉性”。
[13] 佛教用语，其含义是在极其微细之中看出佛性所在。
[14] “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是由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备忘录》中提出的。他认为：“现代小说是一种百科全书，一种求知方法，尤其是世界上各种事体、人物和事务之间的一种关系网”。从所包含事物的广泛性上看，《金瓶梅》具有这一特点。可参见耿占春《叙事美学——探索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15] 原文是“《金瓶梅》的叙事空间，比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还要广泛”，参见孙述宇《〈金瓶梅〉的艺术》，载《台港〈金瓶梅〉研究论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16] 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载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页。
[17] 袁宏道：《与董思白书》，载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18] 刘廷玑：《在园杂志》，载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1页。
[19] ［美］浦安迪：《中国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上海三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页。
[20] 梅节：《瓶梅闲笔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
[21] 梅节：《瓶梅闲笔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
[22] 这一点可参见黄仁宇先生所著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其中重点提及晚明是一个食盐严重不足的时代，并举出几个重要的盐引案。按时间来看，鄢懋卿的案子在当时的影响最大，而且和《金瓶梅》的写作时间最为接近，故本书认为《金瓶梅》中写西门庆贩盐是有所指的，对这一点，本书将有专章论述。在此不赘言。
[23] “真如”是佛教用语。佛教认为现实生活是虚幻的，因此表面上看是“真”，实际却是“假”。佛家所讲的“真”，是去掉生活假象的真，即真实的真实，这是真实的最高境地，即“真如”。
[24] “怪诞现实主义”是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概念。所指的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文学中所表现出的怪诞色彩，这种怪诞主要表现在展示肉体、上下颠倒、说下流话、肆无忌惮地开玩笑等。
[25] 宁宗一：《史里寻诗到俗世咀味——明代小说审美意识的演变》，《天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6期。
[26] ［美］浦安迪：《中国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9页。
[27] 宁宗一：《小说类型新探——〈金瓶梅〉在小说文体演变史上的地位》，载《名著重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
[28] 许多研究者注意到《金瓶梅》与禅的关系，在晚明时代就有评点家说“此书是一部释禅书”；张竹坡也说“此书纯禅门圆通之作”。
[29] 巴赫金是从文学的体裁入手，把文艺复兴之前的长篇叙事文学归为史诗和传奇之列，而认为“小说”是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这一观点是十分重要的，它可以促使我们从体裁这个角度来思考《金瓶梅》与以往的小说的区别。具体可参见《巴赫金全集》。
[30] ［美］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3页。
[31] 1956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门工作汇报时同万里等人的谈话中讲道：“《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