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世人心目中，周作人首先是文学家。1933年出版的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据说是第一本专论新文学运动的史书，其中周作人的名字，仅在目录里就出现了五次，分布在谈文学理论、新诗、散文、翻译文学等各个章节里。在此之前，还可以上溯到1922年胡适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在这本书的结尾，胡适给了周作人寥寥几句话，“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的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1]，就此奠定了此后世人对周作人的文学评价。在此之后，被认为是5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现代文学史著作——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在总论文学革命以及散文创作的章节里，也以简略的章节介绍了周作人。新时期以来影响甚大的钱理群等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对周作人的介绍也类似于王瑶先生的著作，但是评述的详尽度和正面性上都大有增加。
在这些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中是如此，其他各种参差不齐的著作中情况也不例外。看起来，“周作人是一个文学家”，似是板上钉钉、无可撼动的事实了。从1922年到现在，八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定论似乎从来没有人质疑过——然而不然，事情并非全然如此：曾有人唱过反调，而且不是别人，就是周作人自己。1925年写的《元旦试笔》中，他说：
“就我个人说来，乃是三十而立，（这是说立起什么主张来）四十而惑，五十而志于学吧。以前我还以为我有着‘自己的园地’，去年便觉得可疑，现在则明明白白的知道并没有这一片园地了。……目下还是老实自认是一个素人，把‘文学家’的招牌收藏起来”[2]。
一个声名赫赫、众所仰望的文学家，正儿八经地站出来，说自己要“把‘文学家’的招牌收藏起来”了，这不是很让人惊奇的事情吗？更何况这个文学家在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的时候自己还曾说过：“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3]。然而，尽管在1925年就发出了这样的宣言，但是在此之后所有的新文学史，几乎都不依不饶地把他写入其中，这又说明了什么呢？是没有看到他的宣言，或者是他的文学力量太过强大，想掩盖也掩盖不住，想告别也告别不了？没有看到他的宣言是不确的，前面提到王哲甫先生的那本著作里，就注意到“周氏原是学水师出身，他自己常说他不是文人，更不是学者，他的工作只是打杂”，但是王先生对周氏这一说法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和辨析，反而紧接着列举了他在文学上的一系列成绩，如编辑《语丝》、《骆驼草》等等，认定“他在文坛上的活动是继续不断的”[4]。后起的研究者中，止庵先生的《周作人传》中也提到了1925年周作人那个表态[5]，但止庵先生的著作只限于抄录周作人的言论，难以看出他对此的个人看法。1986年出版的李景彬先生的《周作人评析》有专门一节讲“文学店关门”，但却没有提《元旦试笔》，而是提出“周作人在三十年代为什么要将他的‘文学店’关闭起来呢？”李先生认为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中周作人有文艺专论、批评和随笔集，但第二个十年除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这篇讲演稿，“人们几乎再也看不到他关于文艺的主张和评论了。他的文艺思想从贫困到衰竭，危机日深，于是他也只好宣布‘文学店关门’了”[6]。李先生分析原因有三，“首先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对文艺无知”，“其次是因为他认为文学无用”，“再有就是他感到自己对文艺的见解已经陈旧，不合时宜”。钱理群先生也直面了周作人的这一番言论，他对此的看法是：“他要与‘自己的园地’的时代告别，关闭‘文学店’，结束文学启蒙以至思想启蒙的努力”；对于周作人此后的努力方向，钱先生的看法是：“不热心于主义的宣传，而出发于生活自身的兴趣”；“着眼于‘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的反抗’，同时提倡人应该有的‘美的生活’”；“这样，周作人必然地再度转向他最热心的题目——‘人的研究’；而这回他选择的突破口是‘性心理的研究’”；“这是他的真正兴趣与努力所在”[7]。但是整体阅读了周作人的全部著作之后，我对以上看法都持有异议，它们显得过于片面，我将在后面的论述中竭力证明这一点。此外，在钱理群、止庵的著作里，周作人的“文学店关门”似乎都仅仅是发生1925年的一次突如其来的言说，然而细细查看周作人的自编文集，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他终生坚持的姿态，此类宣言从1925年开始，贯穿到他著述生命的终点。为了证明我所言不虚，不妨把他此类的宣言都列举出来，看个究竟：
我独怕近时出现的两个称号，这便是文士与艺人。我自己呢，还愿意称作文童。（《谈虎集》，第86页，1925年4月）
我不是文坛上的人……诗人的感想有时或很奇特，不是我们门外汉所能妄测。（《谈龙集》，第126页，1925年6月）
洗手学为善士，不谈文学，摘下招牌，已二年于兹矣。（《艺术与生活》，第66页，1925年12月）
我不会批评，不必说早已不挂牌了。（《谈龙集》，第120页，1926年2月）
我自己知道不是批评家，同时对于中国的许多所谓批评家也不能有多大的信任。（《谈虎集》，第211页，1927年2月）
近来觉悟自己不是什么文学家或批评家，不喜欢对于文学问题胡说八道。（《文学与主义》，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第78页，1927年2月）
列位切莫误会以为我自认自己是在弄文学，这个我早已不敢弄了。（《永日集》，第86页，1928年12月）
自己觉得文士早已歇业了，现在如要分类，找一个冠冕的名称，仿佛可以称作爱智者。（《夜读抄》，第202页，1934年9月）
虽然我的文学小铺早已关门，对于文学不知道怎么说好。（《苦茶随笔》，第67页，1934年11月）
我不是文学家，没有创作。（《苦茶随笔》，第61页，1934年11月）
我自己有过一个时候想弄文学，差不多开了一间稻香村的文学小铺，一混几年……忽然觉得不懂，赶紧下匾歇业。（《苦茶随笔》，第119页，1934年冬至）
好几年前我感到教训之无用，早把小铺关了门，已是和文学无缘了。（《苦茶随笔》，第85页，1935年1月）
这回郑西谛先生介绍我编选一册散文，在我实在是意外的事，因为我与正统文学早是没关系的了。（《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编选感想》，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第540页，1935年2月）
文学店关了门之后，对于文章与思想的好坏似乎更懂了一点。（《风雨谈》，第192页，1936年9月）
自己所不知的乃是神学与文学的空论之类。（《瓜豆集》，第3页，1936年11月）
三十年前不佞好谈文学，仿佛是很懂得文学似的……后乃悔悟，实行孔子不知为不知的教训，文学铺之类遂关门了。（《秉烛后谈》，第3页，1937年4月）
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写好文章，如或偶有可取，那么所可取者也当在于思想而不是文章。总之我是不会做纯文学的……假如可以被免许文人歇业，有如吾乡堕贫之得解放，虽执鞭吾亦为之……求脱离之心则至坚固，如是译者可不以文人论，则固愿立刻盖下手印，即日转业者也。（《苦口甘口》，第2—3页，1944年7月）
不佞少时喜弄笔墨，不意地坠入文人道中，有如堕民，虽欲歇业，无由解免，念之痛心，历有年矣。（《立春以前》，第180页，1944年8月）
当初也曾有过一个时期，曾以文人自居，妄想做什么文学运动……文学研究会成立，我也是发起人之一……在该会存在时我仍是会员，但是自己是文人的自信却早已消灭，这就是说文学店已经关门了。（《立春以前》，第157—158页，1944年12月）
前二十年喜讲文学……但是后来渐渐觉得自己不大懂得文学，所以这方面的贩卖店也关了门了。这以后对于文化与思想问题稍为注意。（《过去的工作》，第81页，1945年9月）
我没有专门学问，关于文学自己知道没有搞得通，早已不弄了。（周作人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信[8]，1949年7月4日）
关于文学的迷信，自己以为是懂得文艺的，这在《自己的园地》的时代正是顶热闹，一直等到自己觉悟对于文学的无知，宣告文学店关门，这才告一结束。（《知堂回想录》，第452页，1961年）
我是一个庸人，就是极普通的中国人，并不是什么文人学士（《知堂回想录》，第803页，1966年1月）
这样一罗列，居然有了二十多条，不可谓不“夥颐”。从中可以清晰看到，在1925年之后终其一生，他一边源源不断地写作，一边喋喋不休地辩白：“我不是文学家”，“我的文学店早就关门了”。这样的情况，难道不值得深思，并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法吗？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我相信周作人不是无缘无故地发出这类宣称。我不仅把它看作是周作人向研究者发出的一个挑战，也把它看作是周作人给予他们的一个机会。他提供了一个出发点，由此可以踏上通达真实的他自己的路径。我不想漠视周作人的这些宣言，不想错过他提供的这个机会。我想从他提供的起点出发，一路解决这条路径上横陈着的问题：周作人那些告别文学的宣言，是否足以动摇他的文学家身份？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周作人想要关闭文学小店，告别文学？他要告别文学，去到哪里？怎么看待他此后的文字？文学在他心目中，到底是一种什么物事？而一部现代文学史，又究竟应该给他怎样的位置？
在上面列举的周作人言论中，似乎已经可以看到一点解答这些问题的端倪——似乎周作人一边“作案”，一边已经在“自供”了。但这些“供词”又并非完全可以凭信。例如，他有几次说到自己是因为不懂，守孔子“不知为不知”的教训而关闭了文学店，但实际上他之前的《自己的园地》等系列文章深受好评，并没有说他的文学批评出了问题；他的创作也被视为典范，并没有人曾经给予过轻视；这又何来“不懂”之虞呢？他又说自己不能做纯文学，文章如有可取也只在其中的思想。文士歇业以后当以爱智者自称，这些倒可能是实情，但又显得语焉不详，需要更详细地解说。一旦解说清楚了，不但以上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而且以此为契机、为抓手，当可以切实触及周作人在1925年之际内心的深刻变化，并且把握到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中，周作人的文学道路的独特性。我认为，在现代文学30年的历程中，周作人这一类宣言既有他一贯含义，但在不同时期，也有着微小的区别，各有着特定的针对对象。1925年首次提出的时候，背后有着他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成就的判断以及问题的反省，也有他个人在经历了兄弟失和这个生活变故之后的情感因素。在1928年革命文学风起云涌导致文学时代转变之际，周作人又被迫亮出对不同文学观念的取舍去就的态度，这时期他一边谈文学一边说“文学我早就不敢弄了”，明显是对咄咄逼人的革命文学的抗议。30年代初文坛众口一词把他推为当时的“小品热”的始作俑者，甚至是“盟主”的时候，他却把大量笔墨用到了抄引《颜氏家训》之类的古书及笔记上去，这时候他说自己的文学店关了门，又何尝不是希望人们注意他当前工作的真心提示？到了40年代，在附逆事敌的尴尬处境中，他半真半假地用文字抵抗、赎罪，前所未有的高调宣称自己的文章“离开文学的范围，关心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如顾亭林致黄梨洲书中所说”[9]这又是文学店关门所透露出来的新的含义。或许可以说，对文学店关门事件的追问，将如一把钥匙开启周作人各个阶段的心灵秘锁，让我们看到周作人在各种复杂动荡的时代环境中的内心真相。对文学店关门事件的讨论，将不仅仅局限在文学的范围，它让我们由文学出发，却能抵达周作人的思想场域。它让我们看清楚，周作人由文学起家，而他终身不废的，是做一个启蒙思想家、一个常识的传播者的理想，借由文学他最终想达到的是实现合理而美好的“人的生活”的梦想。
我希望在本书的写作中做到这几点：1.尽量做到言必有据，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2.尽量做到句、段、章节之间逻辑关联严密清晰，尽量做到讲述有条理；3.尽量避免时空错置，尽量把周作人的作品还原到准确的时间点上，以及准确的环境背景中，准确理解周作人的思想变化过程；4.尽量避免在周作人数量庞大的言论中随手抓住一点就作全称判断，避免盲人摸象的错误，把周作人讲全面讲清楚；5.尽量做到不存先入之见，对于周作人好处说好，坏处说坏，遇到与已有的流行观念有不同看法之处，也不回避观点歧异，能够实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则。理想如此，能否做到还是疑问，我真诚接受各种宝贵的批评意见。
[1] 《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页。
[2] 周作人：《雨天的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页。
[3] 张铁荣、陈子善：《周作人集外文》（上），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333页。
[4] 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平杰成印书局1933年版，第314、315页。
[5] 止庵：《周作人传》，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页。
[6] 李景彬：《周作人评析》，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页。
[7] 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25页。
[8] 周作人：《周作人的一封信》，《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2期。
[9] 周作人：《立春以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此后所引周作人文章若无特别的说明，皆出自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的《周作文自编文集》，不再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