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施惟达

王佳读研究生时，正是我国旅游业方兴未艾，文化产业崭露头角之际。各地方政府借助特色节庆等旅游文化活动来招商引资，营销自己也成了时兴的手法，一时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各种招数不绝于耳。随后更将之提升为“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世界潮流。在这样的潮流中，过去不为人所重视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不仅是民族群体自娱自乐、自我认同的方式，而且开始显示出其具有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应。与此前只是少数专业人士和部门讲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情况不同，这时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传承无疑唤起了人们更加普遍的热情和关注。记得2006年王佳受云南省峨山彝族自治县的邀请，去参加“中国首届彝族花鼓舞艺术节”。峨山是我国第一个彝族自治县，峨山彝族花鼓舞被列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峨山县也是云南省政府命名的彝族花鼓舞之乡。此次活动是峨山县政府意在宣传、营销峨山而举办的具有民族文化色彩的现代节庆活动。相比很多从来不存在或早已不复存在而完全生编硬造出的“民族文化”，峨山彝族花鼓舞艺术节确实有其深厚的群众基础。人口仅15万，彝族占53%的一个小县，就有680多支花鼓舞队，上万名花鼓舞队员。每逢节假日、劳作之余或婚丧嫁娶之日，花鼓舞就大展身手。这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对于我来说，文化绝对不仅仅只是发展经济的方式或手段，它本身也是目的。它不仅可以“搭台”，它更要自己“唱戏”。如果它自己不唱戏，不发挥自己在民族社会生活中的本来价值，仅仅是去“搭台”，即作为吸引“他者”的手段，那这样的文化是伪文化，或者是没有生命力的文化。显然，峨山的彝族花鼓舞没有只是“搭台”，它自己也在“唱戏”。彼时我也正在研究边疆民族地区的群众文化需求和公共文化服务的问题，于是我和王佳共同写了一篇研究报告，以峨山花鼓舞为个案，谈民族乡村的公共文化建设。从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差异性，提出公共文化服务应结合群众的实际文化需求，并充分发挥群众（他们同时是文化持有者）参与文化建设、发展民族文化的积极性。这篇文章后来刊登在2007年国内首次出版发行的《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一书中。我进一步希望王佳把峨山花鼓舞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一个个案来进行深入的研究。王佳是有基础的，因为我指导她的硕士论文做的也是关于现代消费模式下的民族歌舞艺术的研究。

对于“他者”来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最直观的形式就是他们在节庆活动中的歌舞、服饰了。众多的少数民族都有“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的传统，走进少数民族，就从走进他们的歌舞开始。少数民族歌舞是民族外显的文化符号，其中包含着民族的历史，浓缩了民族的社会生活，同时也是民族文化交流最便利、最易接受的工具。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民族文化的变迁往往通过民族歌舞的变迁最先反映出来。因此，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民族的歌舞，折射的也是民族文化及其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过程。我曾总结过少数民族的文化所经历的几个发展变化阶段，这几个阶段又与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状况相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们边疆的少数民族社会基本处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下，或者说并没有受到太强大的外力干扰。其社会生活及文化运行基本遵行着传统的轨道，其文化的交流与借取都是自然型或自发型的，也就是说变化很少很慢，而且是同质性的。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主体都是民族成员自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方面是对民族和民族习俗的尊重，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政府开始“征用”民族歌舞，大量的文艺工作者参与进来对少数民族歌舞进行改编创新，以民族的形式宣传新的内容。民族歌舞从民间走向了艺术的舞台。虽然作为舞台艺术的少数民族歌舞并没有取代仍流传于民间的歌舞，但无疑对后者产生了很大影响。当然这一切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归于沉寂。改革开放后，所有的文化艺术无论官方抑或民间的都开始复活，而紧接着又都无一例外地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刷。于是少数民族歌舞的传承发展有了更多方面力量的介入，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表现形态。在这部论著中，王佳把之归纳为存在于民众生活中的现代民族歌舞、成为舞台艺术的民族歌舞、村民为“他者”展演的歌舞以及政府用以作为“品牌形象”的民族歌舞四类。这个归纳基本反映了少数民族歌舞的现代发展变化。当然这四类形态也并非绝然不同，而是其中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就民族歌舞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而言，最有生命力和意义的无疑是仍然存在于民族社会生活中的表达自己情感的民族歌舞，就如峨山彝族的花鼓舞。这是所有现代民族歌舞的源头活水。要真正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就是要保护发展好这个源头活水。有了这个源头活水，要走向更高的艺术舞台也好，走向大众文化市场也好，才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当然，变化了的文化生活场景也会给这个基础以很大影响。从另一方面来说，少数民族歌舞也可以成为政府购买的公共文化产品，不仅满足民族群体自身的需求，也有助于文化的交流与繁荣，同时提高民族群体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这其中有相当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可以去深入的探讨研究。

王佳的这部论著正是把民族歌舞置于文化学的视野下，以民族歌舞的现代变迁来揭示民族文化在现代的种种遭际。写作期间，作者多次到峨山县进行田野调查，并利用工作的机会，接触收集了很多其他地方民族歌舞的材料，使自己的论述有更为充分的依据。作者从民族歌舞的场域转换、形态变化、多重参与者等几方面对民族歌舞的现代走向进行了清晰的描述。作者认为现代社会中民族歌舞不仅是群体内部“我者”认知与沟通的手段，同时也是对外部世界“他者”的自我表达。作者力图表明，民族文化要在“我者”的生存需要中存续和建构，不管面临多么复杂的文化生态环境，“我者”主体的自觉与自信是必要的条件。对此我深以为然。

是为序。

201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