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本主义观念与审美关怀的坚守
歌德说，既然概念有了缺陷，何不用词来将它替换，的确，“人本”是一个非常难解释的概念，姑且就借用“以人为本”的原则来掩盖义项的缺失吧，其实“人本”二字是体现“一切为了公众”的典范的。图像时代的“人本”文学表现为：其一，对“人”的关注与表达裂变为深层的人性关怀与表层的娱乐关怀两重，继承了传统的“诗教”“乐教”，但在“寓教于乐”的宗旨上又走成了貌似相悖的两极；其二，虽然对“人”的探讨始终就未停止过，历史之长可上溯文字之始，但“以人为本”的思想却在不断地遭破坏之中，传媒似乎将文学从政治权势的手中夺回却又将其置放在了市场的手中；其三，传播方式的超前与传播体制的滞后交织着，传播内容即文学文本的构成便成为文学观念的七巧板，“主旋律”的根基处在动摇之中但仍然坚固，多色彩的书写流派也由初起时的单纯激进走向成熟大度。图像时代的文学仍然是公众的表达渠道之一，只不过这种表达是以多样的形式显现的；作为作家的知识分子仍然拥有着自己的独立性，但他们已不再是某种运动的鼓动者。
“观念”中的文学本质是有着丰富的文化背景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力的，在这一前提下，传播的人文环境是必需的，既然文学活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一种实现方式，社会就应该为这种活动提供得以延展的空间。不论文学是讴歌还是审视，赞美还是幽思，它笔下的世界中精神理念的高扬总会超越简单的善恶伦理判断，理想的高蹈尽管夹杂着书生的稚气和拗气却不失为对人类精神家园的策动，为我们社会保留了一分对人性高尚、纯美的向往。
（一）激情与诗情
中国文学自“五四”以来就一直被一种激情所笼罩，文学和媒体合谋策划了几个“十年”的书写，歌颂昂扬的生命激情，感召亢奋的战斗精神，这种笔调的存在将一切与“向上”“理想”“革命”相对的写作排斥在外。不论是激情还是诗情，都是情感本体的表露，只有情感向某个方向行进的时候我们才有资格和能力对其品头论足。我们在此无意再将“革命战争”文学、“放歌文学”“一化三改”文学的模式重新探讨，我们更想说的是图像大规模改编的文学作品中对传统“激情”与“诗情”的继承与创新。按照固有的文学史分期，1976年以降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是对“十七年”的挑战与对抗。但事实上，在新世纪高度返观新时期之初的书写，则不难发现它与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学在叙事方式、话语表达上的相似，只不过前者更多地运用了许多策略性的东西，将清算“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思路引入文学创作，从而使写人的命运、人的精神历程的演变成为文学自觉时代到来的标志。
新时期所要完成的是偏离的纠正、断裂的弥合和传统的接续，是对“五四”开拓的人生主题做更高意义上的张扬。此期以现实主义的崇高和古典主义的诗情探讨人的生存、情感和尊严。“人”的概念被淡漠了半个世纪，这一代作家们经过十年灾难的洗礼变得倔强、固执而独立，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发觉个体不可被社会消解的情感意志，真情有着最后的停泊地。由于新形势新时代的感召，在现代文学史上占主流地位的农民题材和知识分子题材两大主流发生了变化，前者由农村的腹地向城乡交界处过渡，比如贾平凹、路遥；后者则将更多的关注放在了对知识分子生存现状和对他们精神隐忧的探求上。“痛苦的理想主义者”多有未竟的事业和爱恋，不忍离去的背后隐藏着人生苦短的感叹，以他们的苦难记录了另一个悲剧时代给予中国人的精神刻痕。还有以工业体制改革为切入点的“改革文学”，反映和平年代激情燃烧岁月的“军旅文学”，对上山下乡运动进行宏观而悲壮回顾的“知青文学”等，无不继承着文学传统中对“人本”的探讨。商业大潮浮起后，书写高级白领在商海的征战和以“反腐”题材为焦点的作品大量出现，作为主旋律的另一乐章来勃发人们的心灵，加上专门关注现代都市人情感的写作，多侧面多角度地构成了图像时代的文学“人本”观念，这也是相对多元的时代精神背后所隐藏的相对恒定的底蕴。
我们不妨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刚刚拨乱反正时期的文学称为图像传媒的预备期。那时的报刊、杂志处于萌动状态，电视虽然仍是奢侈品但已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其时的传媒消费对文学的认识、教育、审美等传统功能的要求非常低，文学是他们宣泄愤怒、倾吐郁结的有力途径。郭沫若老先生大骂“狗头军师张”和首都体育馆里“政策要落实”的豪迈却粗糙的诗句都可以赢得雷鸣般的掌声即可证明。文学由政治的传声筒一跃而为大众情感的出气筒和为民请愿的申请书，这一盛况不禁让人想起抗战时期的街头诗运动。社会文化转型的第一阶段，作家群体多历尽磨难，身心俱疲地再登文坛，思想启蒙的初衷仍然不改，人文关怀的审美之心仍然未变。“反思”“伤痕”因充当了解放的先锋而引起强烈的轰动效应。如今来看这些作品，他们不太会是文学史上的名篇反而会是思想史上的记录。文字印刷的权威即在于它绝对的独立性，不论对创作者还是欣赏者，一部作品一旦产生出来付梓发行，任谁都无权对其进行改动。那时作者与读者间的互动多是通过文学评论者来完成的，当然畅销的杂志如《大众电影》等也介绍过《牧马人》《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改编剧本的原创情况，但其影响力远不及今天的“娱记”们随心所欲写出的花边文章。
激情四溢的时代风潮是改革文学兴盛的历史语境，“工业”本是农业国写作的弱项，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后，在当时沸腾的社会建设热潮的感召下，“改革文学”却迅速地发展并形成规模。关注现实的广度，反映矛盾的深度是它最显著的优势，作品虽以工业改革为题材，却涉及了政治、历史、伦理、道德等诸多领域。真实性是改革文学得以传播的第一法宝，传媒初期能有这样一批作品让群众看到自己的生活在屏幕上展现，而又一改“样板戏”的“路线斗争水火不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模式，“改革家”们有血有肉、有德有才，符合了工人阶层也即后来的市民阶层的欣赏期待；时效性是改革文学深入人心的又一法宝，其时的大量作品都表现了改革带给人的心灵的震撼和多元观念的碰撞。《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因贴近生活、贴近年轻人面对新时代的所感所悟和多重角色选择的艰难定位而得到迅速传播；改革文学还有一个“杀手锏”，这也是后来大众文学兴盛的土壤，具有一定消费实力和欣赏能力的工人阶层的勃兴。他们构成了蒋子龙所谓的“理想的生活基地”，他们哺育培养出了“现代大企业的儿子”，他们也等待着李向南式的具备“强者的性格”的领导来为他们的工作热情保驾护航。
军旅文学也在图像崭露头角的时期分得了一杯羹，《高山下的花环》《凯旋在子夜》突破了以往纯英雄化的创作观念，展现了英雄的多面与多元：既有战场上血与火的厮杀，又有军队内部是与非的较量；既有“男人戏”的豪迈，又有“温情戏”的催人泪下。梁三喜遗物中的“欠账单”、靳开来的临危受命都负载了英雄背后太多的反思。“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个人与战争的关系第一次作为革命历史题材的主题被展示出来，战争与道德、军人与社会、战场与后方、情感与理智等矛盾统一体得到了全方位、多侧面的呈现。这其中的多数作品以浓重的文化氛围和深邃的人文关怀来构筑现代战争观和生命价值观，感召大众的力量是激情中折射出的人性向上、向善、向前的进取精神。在根据作家杨金远的《官司》改编的电影《集结号》中，我们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战地“英雄”，他们有鲜明的爱、刻骨的恨，可以冲锋陷阵，可以为国捐躯，却不愿违背自己的本心——他们根本就没有听到“集结号”的余音。就像冯小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电影表现战争的方式有很多种，作为他本人的第一部大制作的战争片，《集结号》也会凸显英雄主义，但肯定不是传统主旋律感召之下的革命理想与革命浪漫相结合的英雄主义。冯小刚希望通过这部影片至少讲清楚一件事情，“怕死是人类的本性，但在这种本能下，主角谷子地又做出勇敢的举动，这个反差，对比出来才是真正的英雄”。把人性挤压到极端的境地，观众才能理解他为什么那么决绝地为他死去的弟兄们寻求身份的认可。
在激情勃发的岁月中，还有另外一些作家，他们向大众捧上的不是“归来的歌”，也不是说真话的“忏悔”。他们是依据长久积压在心灵深处的民族记忆进行创作的，把民族人生的苦难和在苦难中的超越，沾满血泪的艰辛和对诗意生活的感悟追求熔铸到了一起，旨在修复这个伟大民族思想上的“断裂”，呼唤东方含蓄深远的人生境界。张贤亮应该说是表现得较早的一位，深沉的反思和理性的思索使许灵均摆脱了“鬼魂的影子”而把自己的幸福根植于黄天厚土，让观众在对“牧马人”命运的浮沉中感受超越与物质之上的精神启示。一方是身价百万的生身父亲和美国身份的诱惑，一方是糟糠之妻和乡土人情的召唤，影片结束的时候许灵均又颠簸在了回西北小土屋的路上，真善美的精神内驱战胜了现实的实用享乐，这恰恰为与乡土社会结合的知识分子找到了一条灵魂的锤炼之路。
张承志集浪漫主义的激情和诗情于一身，坚定而执著地守护着他的“金牧场”，口若悬河地讲述着他的“心灵史”，肆意奢侈地消费着他从“红卫兵”时代继承下来的狂热和血性。当他的同代人纷纷走向老道与成熟的时候，他的这种青春热情难免显得不合时宜，讽刺在于他把堂·吉诃德式的战斗指向了风车一样的假想敌人，可他的对手似乎根本无意于抢夺他的领地——对生命、对爱情、对宗教近乎痴迷的热爱与讴歌。他的作品除《黑骏马》被拍成电影外，其他都是在以最传统的传播方式走俏于囊中羞涩的、涉世未深的青年中间，作为他们离开学校后所上的“人生哲学的一课”，张承志的摇旗呐喊应答了这一群体的审美要求。
阿城则表现得不温不火，慢条斯理地向人们讲述王一生的棋谱棋德，朴实的人物和朴素的语言渗透着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民族文化精神。上下五千年的沉潜笃实、忍辱负重、哀泪笑洒都被他用平淡如水的叙述点染了出来。于是我们看到了生活中的虚静、清远，看到了在无所求中求得性格的完善，看到了民族文化的复归和新生。可惜的是如火如荼的现实对王一生们“净是绿筋的瘦腿”过于苛刻，导致阿城的耐心成为“极远的回忆”。还有汪曾祺、韩少功等，类似于此的作家是历史的例外，更是历史的必然，他们着意于寻根，却寻出了当今文化与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两大断裂带，更将他们自身断裂于大众文化的潮流之外。大多数人是从《孩子王》极慢的节奏中知道了“寻根”一词的，但观众印象更深的却是评委为了将昏昏欲睡的观众震醒而颁给影片的“金闹钟”奖。大众的认可在此成了笑谈，有点像早年辛亥革命的先行者与不觉醒民众的关系。这部电影当时获得了业内的一致好评，谢晋说它“思想内涵最深刻的影片”，郑洞天说它“浑身往外冒艺术的作品”，吴予敏说它是“充满了文化哲学的意味”，崔君衍说它使“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获得超验的形而上学的意义”。[2]陈凯歌对此也信心满满，“我确实对人性有极大的兴趣。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作为我们自身是谁了解得不够多。我是一直希望通过电影去做这方面的了解，包括了解我自己是谁”。[3]然而，观众无法接受并认同陈凯歌将电影这一极端的大众审美模式从形而下拉入形而上，他和他的《孩子王》《边走边唱》（改编自史铁生的《命若琴弦》）等精神理念高蹈的影片也就无法走入公共话语的表述系统。
都市题材和商场题材的作品都不是图像时代的首创，写都市的作品在晚清和民初多是以连载的形式、“鸳鸯蝴蝶”的内容出现的，似乎一提及“市民”二字就是滋生腐朽的“恶之花”。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40年代的张爱玲等运用现代的形式来写“都市人”的生存体验，写文化的冲突与文明的碰撞，《子夜》也可视为写商战钩心斗角、无情冷酷的早期作品。由于时代使然，市场经济改变着人们的处世方式和欣赏趣味，新时期以来“都市”和“商场”都成了重头戏。提倡文学与生俱来的人文关怀和审美关怀并非要将其引入市场的对立面，张欣的《爱又如何》《掘金时代》写出了人们在经商时代所经历的尔虞我诈、众叛亲离。生活在广州这样一个物欲膨胀、难以崇高的城市，她仍然力求在写作中保留“最后一点点温馨，最后一点点浪漫”。[4]作为一个深陷红尘的人，她始终倡导着一种拒绝玩世不恭的姿态，要“锻炼自己抗拒诱惑的能力，坚持诚实正直的能力”（《岁月无敌》）。
（二）导向性与独立性
文学和政治其实应该以超越对立的形式出现，政治不会从文学书写的笔端消失，只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熟知的伟大的文学家，雨果、托尔斯泰、鲁迅，没有哪一个是生活在与政治隔绝的书斋里的；《九三年》《战争与和平》《药》，没有哪一部作品是脱离了政治语义的缠绕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被澄清后，对“人的关注”获得了被延长与扩张的权利，文学除了叙述还要书写。主流话语虽然仍会以文件的形式被传播和学习，但它更多的却是以信息的方式深入人心的。主流话语信息指由官方话语所传递的负载着社会意识运动形态的所指和能指，其对文学的影响是通过信息的内外通道来完成的，外通道主要是组织传播，例如官方的文联、作协或民间的社团等；还有大众传播，像书报杂志、广播电视、卫星通讯等。内通道则由作家本人的思维活动和内存信息的共融来完成。这实际上是信源与信息的反馈过程，是政策对文艺的指导与文学的表达过程，前者给出方向和目的（one-way flow），后者实现执行与操作（communication）。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文化结构都是由政府指定的，文艺等级与政府的秩序是一致的。早在1936年毛泽东进驻延安前，“大众”两个字就已进入了他的文艺口号，大众是文艺的接受主体与服务对象，更是我们的党在政治上想要获得的群体。然而在当时的状况下，如果群众不接受或难以接受文艺的内容形式，文艺的宣传作用就是无法实现的。于是寻找一条大众化的道路就成了必然的选择，于是就有了“大众”精神感召下的《小二黑结婚》和《白毛女》等巅峰时期的作品。1979年的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在《祝辞》中淡化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980年1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评中明确指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再一次将文学从歧路上引回。其后近几十年的文学发展实践证明了这一方针的正确引导作用，而现代传媒体制的介入又使文学对政治的反馈不可小视。当然，意识形态不需要净化，但需要在不同程度上更新。如今的文学观念受到了经济利益、主流认同和审美价值评判三方面的夹击。主导文化通过其体制化的特权在艺术的生产过程中注入“主旋律”，希望文艺依然保持她的凝聚力，胜任用高尚的情操鼓舞人的导向使命；审美价值评判则多是由知识分子来完成的，他们是人类传统文明的继承者和先进文化的缔造者，他们的文艺活动是超越世俗的和非功利的；而经济利益的驱动却是通过市场调节的。这三者的冲突、融合和嬗变体现了传媒时期主流话语与文学观念单向和互动的基本线索。
历届政府工作报告对文艺创作所提出的要求就是“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主旋律电影”就是受此精神的指导所做的一种努力。不论是革命战争题材还是反映现实生活中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的题材，都体现了在当今这个日渐平民化的社会里人们仍希望在文学（影视）欣赏中重拾那种可依赖可信任的世俗人生理想。不论是《开国大典》《大决战》还是《焦裕禄》《离开雷锋的日子》《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在制作上都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并重的。在人物塑造上，领导人、英雄走下“神坛”，先进人物有血有肉（甚至由数位明星出演）；叙述方式上高潮迭起，悬念不断；场面上大喜大悲，感人至深。“主旋律”的热播不仅是主流话语向文艺观念导向性渗入的成功，也是文学与政治联手发展的一条途径。
如今我们回忆20世纪90年代（“新写实”后的书写），感觉上除了踏实就是平和，跟国家一向倡导的安定、祥和的大方向相辅，社会、政治都在按预先铺设的轨道运行。“文化人”对文化的直接引导作用衰落，所谓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作家没有思想意识上的负担，没有创作上的条框限制，大多数写作者都走上了关注“平实的人生”之路。最早改变内地文化市场格局的是一些舶来品，琼瑶、金庸、梁凤仪等港台作家用他们美丽忧伤的爱情故事、一波三折的侠义传奇、钩心斗角的商战浮沉满足了大众的情感饥渴，也满足了人们的人性追求。琼瑶在她多角恋爱的故事中一再地使用“道德管制”，情感不曾逾越伦理的束缚。她的主人公又多为才子佳人式的风度翩翩，每个人都可以像《窗外》中的康南一样吟诵出“沉沉暮霭隔重洋，能不忆潇湘”的诗句。琼瑶在90年代将大众的目光回溯到历史，回溯到一个虽缺少诗词歌赋却同样让人神往的后宫深闱。等级、礼教、世仇、情感在梦幻般的山水庭院中交织冲突，虽然人物的话语和行为方式颇具现代意味，但时空上的距离感仍会使观众从现实的累赘与疲惫中出走，获得短暂的精神休憩。在构筑纯美的甚至理想化的“人情”以补偿现实的缺憾方面，琼瑶又进行了成功的实验。在大陆的文学影视界，对人类情感的关注由张洁时期“爱，是不能忘记的”精神恋爱走向人本性的最深处。80年代只能无力地将挚爱放入天国，精神之恋难以忘却，其价值让伦理、生死、道德黯然失色。《来来往往》《中国式离婚》《牵手》等是都市人爱情的白日梦，是中国对待情感、婚姻的态度由保守走向现代的写照，是难以用伦理道德评判的情感饥渴与婚姻顽疾。对“人”的深切关怀显出撼人的力量，电视媒体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主旋律导向中“人情”始终保留着它的独立地位。
一般来说，传媒对文学“人本”的传播和文学“审美”的坚守除政治语境外，还取决于大众审美文化品位的提升和作家对社会文化审美心理的揣摩与表达。但实际上，官方的意识形态和民间的社会心理总是处于或对立或合拍的演变之中，这就要求作家有极强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同时兼顾理论界的文艺导向、文艺团体对作家审美意识的调节、大众欣赏时尚对社会精神需求的期待三方面的要求，这三者的合力作用必然导致作家在某一时期向某一方面的倾斜，从而造成其流动与不平衡。作家是传统文化的继承传播者，是现代文化的生产制造者，同时又是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反思批判者，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得作家本身的创作当中必然包含了某些人性最深处的本质和必然。《论语》中有“知言”“知人”“知命”之说，又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辨，这是对知者主体——作家本身的规定。“知”是书写者的努力，由此而达他人和世界，建立符合自身规范的社会秩序。文人在历朝历代都只是一芥书生，甚至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他羸弱的肩膀根本负担不起创造历史或改写历史的使命，他所能做的不过是用手握的笔写出他对人类深深的爱与痛，精英们的写作往往是鲜明的个体意识对充分的时代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印证。当然，作家主体意识的不同层次会形成文学的不同层次和品位，在不同的时代大背景下以不同的形式显现出来。
文学本身就有它的兼容性与开放性，在艺术追求与政治追求难以调和的情况下，某些女作家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她们对大众的口味不是认同也并非迎合，她们用自身的书写表达了文学情感的无根，以她们的“躯体”进行着对自我的意向传达。“个人化”或者“私人化”是她们用以抵御社会宏大叙事的工具，由于历史经验和人生资源的储备不足，她们普遍地向内转，发挥了女作家在性别方面的天然优势。从1998年《作家》第7期推出“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开始，“燃烧的一群令人恐惧和颤抖的天使”（凯鲁亚克《在路上》）便开始引来众多的关注与非议。卫慧应该说是最善于利用媒体的作家之一，她笔下的都市新人类是她的消费者与传播者，捧也好骂也罢，对这些“真伪艺术家、外国人、无业游民、大小演艺明星、时髦产业的私营业主、真假另类、新青年”们的真实摹写却向读者展示了一代人真实的生存状况。对青春的焦虑与对明天的透支构成了她作品的主题，在各色亚文化的边缘游走是他们那一人群普遍的生存经验。卫慧说：“我们的生活哲学由此而得以体现，那就是简简单单地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5]由此，对意识形态的轻视与嘲弄、对伦理道德的反抗与抛弃被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这一类女作家对人生的表现未免显得夸张和不合时宜，加之媒体的作秀，使得“女性”一词只要一出场便代表着对身体毫无节制的自赏与热爱。事实上，这是一个难以走出的怪圈，她们的存在至少证明了将沉重的中国人从空洞的、大而无当的政治乌托邦的梦魇中解救出来的逃脱之路，让世界知道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可以活得潇洒、放纵、形而下。文学是属于每个人的，有多少个个体，就可以有多少种文学的表达方式。陈染、林白、卫慧们对个体生命意志和感觉的凸显无疑证明了一种释放的可能，但这种可能存在的牢固性和发展的延伸域却是有待证实的，精神价值体系的形成与确立是必须以社会整体语境的规范为依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