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晚年笔记的历史哲学意蕴：破除一般历史哲学的“超历史”戏法

从“资本批判”的视域看，马克思的晚年笔记包含着深层次的历史哲学意蕴。因为，它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发生过程及其具体表现和古代社会的历史演变以及现存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与发展前景的关注，不仅充分显示了马克思对“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的拒斥和批判态度，而且由此明确了自身历史哲学的适用范围与历史界限，从而破除了一般历史哲学的“超历史”戏法。

超越“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是马克思一生的学术理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已表明过他对历史的哲学考察与“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即脱离具体历史来考察历史的“思辨历史哲学”）的根本区别，即他的历史哲学作为“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一旦“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决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39]。因为，“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而马克思晚年对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严厉批评，即“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40]，更是为了防止别人把他所创立的新历史哲学“揣测”为“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

不仅如此，在《资本论》创作之初，马克思还揭示了思辨历史哲学家玩弄一般历史哲学的“超历史”戏法。在马克思看来，思辨哲学家玩弄一般历史哲学的“超历史”戏法，根源于他们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把资本看作永恒的和自然的（而不是历史的）生产形式”[41]观点作为历史考察的逻辑前提。其实，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因为，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永恒的、天然合理的社会形态，就会把人们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的原理、观念和范畴看作永恒的、固定的范畴，并用这种范畴去剪裁和规定一切社会历史形式。因此，这样历史哲学，不仅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展开自我批判，而且往往会以贬低以前社会历史形式的方式来论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马克思指出，思辨历史学家们“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理解”[42]。而这也就是思辨历史哲学家玩弄一般历史哲学的“超历史”戏法。

马克思晚年在考察农村公社时发现，菲尔、梅恩以及拉伯克等人对现存农村公社的偏见都是由于不同程度地玩弄一般历史哲学的“超历史”戏法而产生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说：“我们在阅读资产者所写的原始公社历史时必须有所警惕。他们是甚至不惜伪造的。例如亨利·梅恩爵士本来是英国政府用暴力破坏印度公社的热心帮手，但他却伪善地要我们相信：政府维护这些公社的一切崇高的努力，碰到经济规律（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笔者注）的自发力量都失败了！”[43]因此，要破除在考察前资本主义社会时人们玩弄的一般历史哲学的“超历史”戏法，就必须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系统的分析批判。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44]。可见，马克思晚年仍然以“资本批判”为理论视域，并结合具体的历史环境来考察资本主义的发生史以及原始社会的演变和现存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与发展前景，就蕴含着具体地破解一般历史哲学的“超历史”戏法的理论深意。

首先，马克思通过明确自身历史哲学的适用范围和历史界限，破除了一般历史哲学的“超历史”戏法。第一，阐明自己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概述与西欧资本主义发生史的密切关系。针对人们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概述误解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马克思明确指出：“关于原始积累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45]他还进一步补充解释说：“在这个地方我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理由很简单，这个论断本身只不过是概括地总结了我过去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那几章里所作的详细阐明。”[46]由此，马克思既明确了自身历史哲学的历史界限，而且还破除了一般历史哲学的“超历史”戏法。第二，强调他对现存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与发展前景的预测和对现存农村公社的特点及其演变和历史环境的分析的内在关系。马克思在晚年笔记中，不仅反对把现存农村公社与古代原始公社简单等同起来，而且还反对把世界不同地区的农村公社简单等同起来。因此，马克思反对套用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模式来探讨东方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要求根据东方国家农村公社的具体特点及其发展情况和世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形势来具体地探索东方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这在马克思对作为古代公社的“最近的类型”的俄国农村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的分析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如前所述，马克思不仅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及其未来发展道路的两种可能性，而且还结合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环境，并据此对俄国农村公社的未来发展道路及其跨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难度作了精细的分析。马克思说：“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47]他在做出俄国公社可能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结论的同时，还补充指出：俄国公社只有投入了资本主义的怀抱以后，它才会和西欧国家一样受资本主义的无情规律的支配[48]。这样，马克思也就破除了人们将西欧历史发展的模式简单地套用到东方落后国家的“超历史”戏法。

其次，马克思把现存古代社会的构成形式及其历史命运放到“资本批判”视域中审视，彻底破除了一般历史哲学的“超历史”戏法。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对现存古代社会构成形式的正确认识，确实需要对其进行实证考察，但是对其在现代历史条件下的历史发展命运的把握，却不能离开“资本批判”这一理论视域。因为，在现代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具有历史发展的“优势”，而且对历史发展趋势的考察具有认识论上的优势。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做过如下分析：“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露出自己的痕迹。”[49]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对发育最成熟、最完善的社会组织——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才能认清与它同时并存的一切现存古老社会形态的构成形式及其历史命运与发展前景。所以，马克思在考察俄国农村公社时，总是联系西欧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所造成的历史环境来揭示其未来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同时，马克思还注意到，不能把整个历史的发展规律与发展趋势混同于各个民族的具体发展道路。因为，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只有将每一个事变与它得以发生的具体历史环境联系起来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分析，才可能找到理解具体历史现象的钥匙。而且，在运用这把钥匙来理解具体的历史现象时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否则就会变成没有任何价值的“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马克思说：“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也达不到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50]所以，马克思在考察世界各地现存农村公社的发展前景时，总是联系该公社的具体特征以及西欧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对它造成的破坏来进行。这样，马克思也就把自己的新历史哲学奠立在了对人们现实生活过程的能动描述基础上。由此，马克思不仅彻底破除了一般历史哲学的“超历史”戏法，而且实现了对其新历史哲学的自律。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晚年笔记不仅深化了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认识，而且彻底破解了一般历史哲学的超历史“戏法”，即通过明确历史哲学的适用范围与历史界限实现了对其新历史哲学的自律。而这也就是马克思晚年对其新历史哲学的深化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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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整理这份手稿时，将其命名为《编年摘录》。1992年，我国红旗出版社以《马克思历史学笔记》为名将其翻译出版。

[2]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这些笔记，被学者们分别冠以“人类学笔记”、“民族学笔记”以及“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等称谓。我国人民出版社1996年以《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为书名将其汇集出版。“人类学笔记”和“民族学笔记”首先由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提出，随后为东西方学者一直沿用；“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是由我国学者王东先生最近提出的（参见王东、刘军《“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为马克思晚年笔记正名》，《哲学研究》2004年第2期）。

[3]有的学者只是将由5本笔记构成的《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称为马克思晚年笔记（参见黄楠森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笔者认为，应该将《马克思历史学笔记》一并纳入马克思晚年笔记的范围，因为，不仅前者与后者是同一时期写就的，而且两者之间有着共同的问题意识。

[4]参见冯景源《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页。

[6]同上书，第765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5页。

[8]同上书，第770页。

[9]同上书，第77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11]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页。

[12]同上书，第126页。

[13]同上书，第148页。

[14]同上书，第160、161页。

[15]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263—264页。

[16]同上书，第78页。

[17]同上书，第68页。

[18]同上书，第42页。

[19]同上书，第429页。

[20]同上书，第385页。

[2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注释第392条，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6—857页。

[22]参见《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2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8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74页。

[26]同上书，第163页。

[2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

[28]《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96页。

[29]冯景源：《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231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341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38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30页。

[33]同上书，第549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72—673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4—345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5页。

[38]同上书，第347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74页。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342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7页。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4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2页。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341页。

[46]同上书，第341页。

[47]同上书，第340页。

[4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页。

[49]《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58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