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疾病的隐喻性

隐喻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早已成为当代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历来对隐喻的界定分广义和狭义两种，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BC—322BC）曾将一切修辞现象称为隐喻性语言（metaphorical language），同时也认为隐喻与明喻一样，是一种不同事物间的对比，或修饰性的语言使用现象[15]。

实际上，人们对“隐喻”一词的理解主要有三种方式：（1）通俗的理解，即常说的“打比方”，这可以说是“比兴”﹑“意象”﹑“意境”等古典诗学范畴的基型；（2）是一个纯粹的修辞学概念，表示一种与“明喻”﹑“借喻”并列平行的比喻类型；（3）当代隐喻研究者将其作为“隐喻性”的化身，统率着庞大的修辞学﹑诗学﹑语言学﹑认知哲学等“隐喻家族”[16]。美国语言学家莱考夫（George Lakoff，1941—）等人对隐喻的定义也是比较宽泛的，认为“隐喻决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从根本上讲，隐喻是一种认知现象。隐喻性思维是人类认识事物﹑建立概念系统的一条必由之路”[17]。我们关于洛夫诗疾病隐喻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广义的隐喻定义，或者说是“隐喻性”的化身展开的。

谈论疾病的隐喻性，美国著名作家﹑评论家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的《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略的。这部著作由两篇论文组成，一篇叫做《作为隐喻的疾病》（“Illness as Metaphor”），另一篇是《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前者主要讨论肺结核和癌症，后者主要讨论艾滋病。在这本书中，桑塔格不是论述疾病本身，而是探讨其被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的情形，同时桑塔格所谓的隐喻是借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即“以他物之名名此物”[18]。

桑塔格被誉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之一，她在《作为隐喻的疾病》[19]一文指出，疾病无论是在社会生活中，还是文艺作品里，都不止意味着病痛本身，疾病在人们所处的世界被追加了复杂的隐喻意义，疾病成了“整个世界的象征和重大隐喻”[20]。在她的论文，桑塔格通过自身患癌症的痛苦经历，切身感受到了附着于疾病之上的隐喻意义的重压，因此，她把“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作为最终目的，力求剥离附着于疾病之上的隐喻意义，减轻患病者身体之外的精神痛苦。然而，不得不承认，其著作的价值却又是双重的：她一边帮助人们祛除有关疾病的过度阐释；另一方面，在以“生活的隐喻”为特点的文学世界，其作品又帮读者打开了一个解读文本的新的视角，激发了人们对于文本中疾病的想象[21]。配合桑塔格的理论，重新审视前文对洛夫诗疾病意象及症状所作的统计，我们可以得到社会隐喻、军事隐喻、道德隐喻三个方面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