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普通读者”还是“文学行家”？

总体而言，文学批评作为一门正式学科（a formal discipline），其最终的任务是对文学作品进行“分解”，然后重新组合，以弄清楚我们正在阅读的文学文本（literary text）[22]究竟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如何以及为何具有这样的性质和意义[23]。它是一种物体、一种行为、一种抽象意识的媒介，还是文字方面的表演或游戏？文学为什么不同于其他语词结构和语言行为的方式？某部文学作品又凭借什么区别于其他作品？作家在运用语言中是否享有某种特权？同一作家不同作品的文本间关系如何？批评家对语言、结构和文学使命的看法是否出于个人的成见？抑或意识形态下集体意见的反映？……凡此种种，均是当代文学批评学科视野之内极其重要，且有待解决的一些问题[24]。

“古宅之喻”的第二个环节，形象对应了“文学批评”这一阶段。我们看到，那位身居古宅的读者随着时间的流逝，从最初仅仅为了消磨时光、欣赏享乐，到后来朴素地思考为何喜好或厌恶一部作品，再到比较和批判他人的评论文字，进而学习专门的批评技术及方法，他对文学的领悟和认识处于逐步深入的过程。然而，正如所有模拟都不可能与实际完全相合，这种笼统的对应尚未达到原则性体系的层次。为了使我们的讨论更为深入，不妨加进一个戏剧化情节，令状况稍微复杂一点。

我们假设这个读者暂时克制了对“文学史”的好奇之心，而不满足一己印象式的感悟和那些鉴赏的通则，经过钻研努力，他渐渐由一个普通的读者变成了富有专业知识的文学批评的行家。然而恰在这时，当他回首自己的成长，不禁扪心自问：到底应该纯粹凭个人热情和自然明显的态度讨论文学艺术，还是应该采用正规的分析手段一丝不苟加以研读？一方面，他发觉若完全依恃前者，其极端很可能会像那些“不能自制，若痴若狂”的神经质患者一样，陷入狂迷的主观状态而丧失理智；但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假如毫无保留地抛却初步的、个人的、欣赏性的反应，又不免承受一个巨大的损失，即无法享受到完整欣赏一件艺术品所产生的那种自发的快乐，对文学的分析甚至会由此而成为极其枯燥的智力活动，或晦涩难解的哲学思辨。

这则“进退两难的窘境”，其实正是长久以来困扰文学批评的一个难题：尊重普通读者（common readers）的“批评前反应”（the precritical response），还是强调文学“行家”（literary“technicians”）的专业技能[25]？近代西方文学批评界曾对此有过十分激烈的论争，从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到桑塔格（Susan Stontag，1933—2004），从费德勒（Leslie Fiedler，1917—2003）到布雷奇（David Bleich），从霍兰德（Norman Holland，1927—）到施瓦茨（Murray Schwartz，1929—）等文学理论家，都曾主张更为主观主义的、属于更具个人色彩的欣赏性反应和批评方法[26]。桑塔格直言，一度流行的大多数文艺批评实际上侵占了艺术作品的地位，批评分析是对艺术形式的玷污，使艺术陷于平庸、僵化和贫瘠之中[27]。而持反对意见的学者也不乏其人，像齐亚迪（John Ciardi，1916—1986）、穆尔斯（J.Mitchell Morse，1912—2004）、伯尔索夫（Ann E.Berthoff，1924—）及托斯特尔（Eva Touster，1915—2009）等，均认为只有高水平的文学批评，才能获得丰富的真知灼见。齐亚迪曾明确斥责道，所谓的主观“欣赏”（appreciation）根本“无用”，而“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更是“随心所欲，毫无意义”的无聊之举[28]。

虽然“进退两难的窘境”确实需要认真考虑解决方案，但我们的原则，是尽量避免滑向上述两个极端的任何一极。在我们看来，文学“行家”具备的素养，及其所做的专业分析或评价不会破坏美感，正如普通读者自发的批评前反应不是毫无价值一样。批评前反应不一定是低级的文学反应，它不但是最全面的文学欣赏所必需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艺术最初级的目的是使人快乐或欢悦，那么主要运用直观和情感的批评前反应无疑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这样的反应，批评家的工作就很有可能像校对人员校阅清样一般，仅仅是核对事实的准确性，或者做一些技术性的纠错而已[29]。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向也表明，对批评前反应的重视日益增加，恰如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指出近年来朝向读者的明显转向[30]。但也不应忘记，有时本能的直觉会把批评引入歧途，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纯粹为了得到快乐的阅读，也需要对所研究的文学作品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分析[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