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尚书》的宗法色彩和史官制度印记

中国特有的宗法制度和史官制度，对《尚书》历史思想的影响同样非常强大。当然，宗法制度和史官制度也深深渗入了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中。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家长制度在早期文明中的支配地位，使得中国的文化精神，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的历史进程都获得了极大的特殊性。由此可以说，阐述这种特殊性本身，即是在追溯中国文化之源，清理中国社会之基，把握中国历史之脉。”[41]不仅宗法制度可作如是观，中国独有的史官制度亦然。

第一，中国宗法制度不仅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制度基础，以中国式的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特征，独具中国的特色，这些特色最重要的几点是：父系；继承人必须有严格的血缘关系；嫡长子的独尊地位；实际上的男性后嗣单线继承和祭祀、供养制度；强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天伦关系，等等。这就造成了中国极为严格而稳固的父系宗法制度。[42]与之相联系的有“宗庙祭祀制度”“封邦建国制”等方面。[43]宗法制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如学者们所说，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造成“家国同构”“家天下的延续”和“家族制度的长盛不衰”。[44]反映在思想上，即一切行为和思想都以“家族”为本位。这些在《尚书》中有鲜明的反映，比如，《尚书·康诰》中说：“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湣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45]“不孝”“不友”“不慈”“不恭”是具有典型中国式思想内涵的概念，《尚书》将违反者视为“元恶大憝”，要加以严惩，这种格外强调父子兄弟“天伦”关系重要性的思想，带有突出的中国宗法特色，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类似之处在《尚书》中比比皆是。在这种宗法观念指导下，人们所有的政治措施、社会行为，几乎都是为了家族的繁衍、团结和昌盛，而不仅仅是为了家族的某一个人或某一代。从另一角度而言这就是历史意识。这种特有宗法制度的重要影响之一是强化了中国的祖先崇拜意识和历史观念。因为这种单线对应的继承制（嫡长子每代只有一个），使得人们对于每代祖先的确定感得到强化，对于后嗣的延续性也得到强化，从而使得对于历史的延续感更加强烈，这是造成中国历史意识格外强烈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同样不可忽视中国独有的史官制度对《尚书》的影响。刘起先生说：“所有《尚书》的较早篇章，都是夏、商、周三代统治者在政治活动中讲话的纪录。当时‘君举必书’……成了我国古代统治者建立起来的史官制度的主要职能。我国之所以特有丰富的浩瀚的史籍独步于世界，使举世任何一个民族都赶不上，就是由我国很早的统治者就特别注意史官职务而来的。”[46]也就是说，《尚书》实为史官文化之孑遗。中国先秦时期即已经建立的、世界上独有的史官制度，同样说明了中国古人历史意识的发达和对历史记载的重视。

史官制度对《尚书》的形式和内容都有决定性影响，也是中西方史学存在重大区别的分水岭。[47]所谓“史官文化，是指以史官为主体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化形态”，[48]是从先秦时期就已经产生并很成熟的文化形态，为中国所特有。史官文化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人文性”的早熟。正如学者所言：“史官文化的人文色彩正是上古华夏文明这一前宗教性特征的集中体现，尤其是在史官强调‘天道’，不重视神灵的学术倾向中有着突出的反映。”[49]有学者曾言：“西周王官之学创始发韧于夏商。王官之学尚非学术，但它综合融会了前此之各种学术萌芽，又孕育启迪了以儒家之学为代表的私家学术，它是古代学术之摇篮。”[50]这充分说明了王官之学的学术源头性质，而史官文化实质上就是王官文化之一翼，在某些方面是重合的。史官制度作为王官文化的一种，是中国独有的政治和文化制度，对中国文化基本面貌的塑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是造成中西文化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中国的史官代替了其他文化中的祭司，其职责不是求得上天庇佑，而是通过记载君主的言行，以“慎言行、昭法式”[51]；这种警戒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西方宗教的劝诫功能；史官记录又为后世君主和政治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因而史官制度对《尚书》突出影响是注重政治功效和垂鉴后世，[52]具有鲜明的实用理性精神和人文、民本思想，给中国史学以极大的影响。史官文化的重要影响和地位也进一步使得中国重视“现世”的思想色彩更加浓厚，必然以实用理性主义和民本思想为根基，而相应冲淡了对于“超越性”的渴求，君主所为，以安定国家、获得人民拥护从而稳定统治为根本目的。

“史官文化”的特征深深印入了《尚书》各方面，决定了其内容和形式与西方绝然不同的面貌；这种史官文化带给中国史学的印记，随着《尚书》成为国家政典和史书之祖而深深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化。这既是《尚书》乃至整个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最重要的区别之一，也是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对《尚书》及中国史学产生误解、曲解甚而贬低它的重要原因。[53]研究《尚书》历史思想，也应该充分注意到“史官”文化的特征（同时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