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秋》及《公羊传》的“大一统”观念

随着历史的推移，在同为“五经”之一的《春秋》中，“大一统”观念比《尚书》更加明确，而“大一统”一词最终正式出现于《公羊传》中。[79]众所周知，《春秋》所反映的时代较《尚书》更为靠后，同时，相较其他几部“经书”而言，《春秋》与孔子的关系明显更为密切，经过《孔子》的写作或删改的可能性最大，因而，《春秋》思想中的“大一统”因素完全能通过深谙《尚书》精华的孔子而得到加强。

《春秋》中的“大一统”观念集中体现在“尊王”理念上。《春秋》主要是通过“尊王”，来实现“天下”主权和治权的统一，这一理念，首先就是显现在《春秋》的用语上：它在以每个鲁公纪年的同时，以年为记事的小单位，凡是每一年记事的开端，只要提到具体月份的，“月”之前都要冠以“王”字。比如：

隐公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二年，春，公会戎于潜……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

五年，春，公矢鱼于棠……

六年，春，郑人来渝平……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归于纪……

八年，春，宋公、卫侯遇于垂……

九年，春，天子使南季来聘……

十年，春，王二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80]

类似“尊王”这样的《春秋》中的“微言大义”，虽然其中不乏后人阐发的成分在内，但无论如何，它毕竟都对后世的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用孟子的话说，就是“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81]很明显，在孟子看来，所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82]可见这里强调的还是“尊王”之义。春秋时期诸侯互相攻伐、兼并，礼法制度被践踏殆尽，周天子的“共主”权威荡然无存。面对这种天下无“主”的局面，孔子提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思想，虽然表面上是对当时混乱现实的拨乱反正，是对周天子“共主”制度的维护，却在无形中促进了当时人们渴望统一的心理，然后又加强了后世“大一统”的历史趋势。孔子要维护的周天子这“一统”的象征及其权威，在孔子及其以后的时代，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内涵上的改变，或是经过了螺旋式的上升，成为真正“大一统”帝国出现的前奏。尤其是，“大一统”思想通过与现实政治联系较为密切的《春秋》“三传”之一的《公羊传》阐发，对后世影响很大。当然，从根本上讲，《春秋》表现的正是最为典型的“王道”理想；从历史观念上说，这就是“王道”史观。而《春秋》的这些思想因素，无疑都是对《尚书》的继承。[83]

《公羊传》，是《春秋》的“三传”之一，后世也被列入“十三经”。它与《左传》不同，侧重于发掘《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与政治思想的关系较为紧密，因而有学者认为它最突出的思想特色就是其“政治儒学”性质，因为“公羊家认为只有解决了制度性的焦虑，才能解决实存性的焦虑，或者说减轻实存性的焦虑。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公羊学才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政治制度上，而不是放在生命心性上。”[84]鉴于政治制度在人类社会中的关键地位，因而，在蒋庆先生所说的《公羊传》的“制度性焦虑”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针对当时周天子共主地位丧失之后，“天下”失去了政治重心的情形，提出“大一统”思想。因而，《公羊传》开篇就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85]下有注疏云：“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86]很明显，这里所言“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实际上就是“天无二日，土无二王”[87]的另一种表述。而《尚书》之所以将实质上并存的“三代”（或者“四代”）当成三个先后相承“大一统”王朝史来编排，同样也是暗示了一种思想：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区域（华夏大地），不能有两个并列的政权存在，而只能有一个中心政权。也可能存在的情况是：这是后人受政治发展趋势的刺激或者启发而得出，但《尚书》创始之功绝对不可以忽视。当然，《公羊传》中“一统”的这个“王”应该是“仁义合者称王……天下归往”，[88]这正是“王道”思想的体现。

正是这些产生于《尚书》的小小萌芽，由于其本身的强大生命力（基于文化本身的合理性），逐渐成长为参天大树。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世本》和《竹书纪年》是不可忽视的两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