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以吴兴八俊为中心：具体而微的考察

至元二十三年前后的东南诗坛，会社林立，文学活动频繁，虽然亦还有谢翱这样的壮怀激烈的遗老存在，但其诗歌创作却逐渐走向温婉一路。国家在政治上的挫折与失败终于反映到了个人的诗歌创作之中。南宋已经灭亡，众多的文人士子因此失去了与外来政权平等相向的资格，虽然东南的士子们是如此地钦慕和景仰范石湖，但他们却再也无法重建范石湖出使金国时所立足于其上的政治与军事基础。由于刚刚建立的新朝并不行科举，因此这些士子们即便愿意出仕新朝，也无法找到晋身之路——由于士子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得不被迫以布衣平民的身份终老，表现山水田园与隐逸生活的诗作便也顺理成章地多了起来。而在描写田园、山水、风景之时努力将其“雅化”，似乎也就成了文人士子们标示其不同于莘莘大众的唯一选择。综观宋元之际东南文人，除极个别外，政治地位都不甚高，而丧国失家之后，甚至像张炎这样的贵胄公子都几乎沦为了纯粹的江湖游士，则元代诗歌何以在努力追求骚雅和奇丽的同时又不免带上了一股江湖气便不难得知了。古人论诗多侧重形式，故每以晚唐诗和江湖诗为江西诗的对立，以为二者的发生与发展乃是为挽救江西诗弊，但依宋元之际的实际看来，诗歌创作主体的变化对于诗风转变所起到的作用实际上要远比“救补诗弊”大得多。为吴渭所延至的谢翱、方凤等人在身份上和备受骚雅词派推崇的姜夔是如此相似，而吴渭本人在诗社联吟中的作用，岂不仿佛又是一个陈起？

主体及其生存环境的潜替，会改变创作主体与文学型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转变在事实上又会改变整个文学的面貌，这正如同同样的田园山水主题在陶渊明手里和在王维手里具有不同的意义，也正如同于黑格尔所说到的同一句话在老人和孩子口里具有不相同的内涵。但尽管如此，或许是出于一种习惯，大多数文学史的陈述者却仍然还是习惯于在文学的型式上倾注更多的关注。的确，与文学创作主体模糊不清的心灵世界比起来，难道不是后者更容易把握吗？

上述的习惯或许会使得文学形式的演变史变得更加清晰，而所有文学新型式的开创者们亦将因此获得比以往更高的地位，但这习惯却同时也使得无数普通诗人的丰富情感湮没在了可以穷尽的诗歌型式当中。在众多的研究月泉吟社诗歌的论文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把月泉吟社诗看成是过去田园山水诗的延续，这成为了上述观点的另一证明。而事实上，只要稍稍留意一下《春日田园杂兴》征咏所采用的科举考试的形式以及元代文人关于科举存废的种种争论，便不难看出，在所谓的“田园”主题之下，其实掩盖了无数文人的私人欲望。

因此，我们下文关于赵孟的讨论，选择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开始。在对于赵孟早期所身处的地域性的小文人集团的研究中，我们将侧重探讨个人情感与文学传统的相互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