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背景与小语境：经济与文化的艰难转型

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由传统向现代不断进化的时期。20年代诞生的新文学是以启蒙的姿态切入社会的。其思想文化资源基本是外来的、西方的，它所倚恃的“德先生”、“赛先生”是欧美血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是一场以西方现代文化思想（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科学精神、民主制度）渗透乃至置换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过程。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如胡适、陈独秀等，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大呼“文学改良”，提倡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在这些文化性的诉求中，实际上包含了极大的社会政治目的：“科学”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要靠文学打开一个缺口。所以，新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被先在性地赋予了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功能。今天来看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虽不免有些拗涩，但仍可感受到那一代人对思想文化现代性的追求。最初的文化启蒙和随后的文学革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封建文化，推翻以至消灭封建文化，是那个时代的文化精英们自觉担当的使命。他们创造的文学具有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和社会关怀。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当代文学，中国文学的每一步迈进都与政治话语相唱和。“研究中国社会的任何方面，如果不从中国共产党努力改造中国社会这一背景出发，那简直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不可避免地要从在北京的党的政治局和政府的国务院的观点着手考察中国”^[1]，政治文化对文学发展的影响非常大，造成了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参与与依赖，并培养了文学创作主体的道德自崇性和社会责任感。20世纪80年代对于文学发展而言，是一个精神救赎和道德复兴的时代。关于政治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话语成了创作和批评的基本内容，文学延续着早已经形成的对于社会生活积极干预的传统和精神，政治理想和启蒙精神成为这一时代文学的主流。

这一切，到了90年代则发生了巨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