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书的意义

丹麦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中，谈到1848年在欧洲文学发展中的坐标性作用时说：

暴风雨的一八四八年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因而也是一个分界线……从世纪初到世纪中这段时期，出现了许多分散的、似乎互不关联的文学活动。但只要细心观察文学主流，就不难看出这些活动都为一个巨大的有起有伏的主导运动所左右，这就是前一世纪思想感情的减弱和消失，和进步思想在新的日益高涨的浪潮中重新抬头。^[1]

1848年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集中爆发的年代，法国爆发了“二月革命”、“六月起义”，德意志爆发了“三月革命”，意大利、捷克、匈牙利等也纷纷爆发革命，整个欧洲大陆处在一种如火如荼的革命热潮中。勃兰兑斯在研究文学史的时候，敏锐地发现了社会变革转型对文学艺术发展的巨大作用：在“一个历史转折点”和“分界线”上，“分散的、似乎互不关联的文学活动”其实是被一个主导运动所左右的。1848年成了勃兰兑斯研究欧洲文学思潮的一个关键词。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在《1587：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谈到为何把万历十五年（1587）当作自己研究明代中后期历史的切入点时说：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2]

无论是对历史的研究还是对文学史的研究，都可以从一个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具体年份入手，以此作为一个核心点，往前，可以找到产生事变的前因；往后，可以理出事变发生后的影响和结果。

福柯在研究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时认为，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进行反思和评介需要保持必要的距离”（佛克马、蚁布思）。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来回望1993年的文学，心态会平静、理性许多。作为20世纪文学发展中最喧哗、最狂欢的一章，1993年的文学为世纪之交奏出了一个令人追想怀念并掩卷遐思的世纪绝响。身处于那个时代的人们，被一波又一波的文学现象裹挟着，身不由己地经历着那些被后来的研究者命名的文坛现象——“人文精神讨论”、“王朔现象”、“陕军东征”、“文学产业化商品化”、“诗人之死”，等等。可以说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中，此时的文学/文化景观之喧哗，不亚于20世纪之初五四新文学带给国人的冲击和震撼。历史注定了1993年要成为20世纪文学发展史上转折的节点。

本书意在通过对1993年文学现象的扫描，考察这一时段在文学史上的重大转折性意义，和对后来（包括21世纪）文学的影响。文学的产业化市场化、文学的无主潮、知识分子精神的陷落与危机、大众文化的突起、先锋文学的终结、文学的无经典时代，等等，都从1993年肇始。这一年文化现象的多姿多彩，令后来的文学研究者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