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李石岑对西方哲学的传介与比较
李石岑是对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介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哲学家。在李石岑看来，不接触西方的学术文化，在学术与文化方面缺乏参照与比较，既难以正确地了解和对待自己民族的学术文化，也难以对自己民族学术文化的建设作出贡献。因此，在李石岑的学术活动中，传介西方哲学是其重要内容之一。为了在中国传介西方哲学，李石岑曾主办杂志，组织“尼采专号”、“柏格森专号”、“进化论专号”，以专文的形式传介西方哲学。李石岑也十分注意以学术讲演的方式传介西方哲学，将学术讲演视作对人们“开导知识的机会”。李石岑曾经论及自己积极参与学术讲演的这种思想动机：“我从学校出来不过数年，刚刚找到一点求知识的工具，哪里配得上讲学；只缘在我们知识界闹饥荒的中国，若没有些人扶助提倡提倡，那就终于外方的文化不易得到一个接触，而自己的文化，也不易说上贡献。所以凡有开导知识的机会，叫我去照应照应，我也不坚辞。”[9]李石岑热心于学术讲演，注意以讲演的形式介绍西方哲学，实质上也是一种哲学的比较的工作。因为，李石岑传介西方哲学的特点，正在于他力图通过对西方不同哲学的比较来达成其传介西方哲学的目的。
李石岑通过对西方不同哲学的比较来传介西方哲学，或者说在传介西方哲学的过程中比较西方的哲学理论，内容是多样的，形式也是多样的。从现存的李石岑传介西方哲学的著述与讲演记录来看，其对西方哲学的传介与比较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在介绍某一历史时期西方哲学的概况时比较西方哲学，二是对西方不同国度中的哲学理论的介绍与比较，三是对西方具体哲学流派的介绍与比较。在这些不同形式的介绍与比较中，介绍与比较可以说互为其用，互为其目的。李石岑的《晚近哲学之新倾向》属于第一种情形，即在介绍某一历史时期西方哲学概况时比较西方哲学。在《晚近哲学之新倾向》中，李石岑主要评介了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在李石岑看来，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同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代表：“两家学说，虽不无异同，而皆为生命派行为派具体派之哲学，足以代表最近哲学界之新倾向；易辞言之，两家哲学，实为近世民主主义思想之渊泉，所以发挥助长美法二大共和国之精神者也。”[10]李石岑对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的具体介绍，即是在总体上肯定两家哲学理论的基础上，再以述其“异同”的方式来完成的。
李石岑认为，实用主义是否定“进化的自然论”与“绝对的唯心论”两派理论的思想片面之后的产物。詹姆士实用主义的思想特色表现在：“对于绝对的唯心论，排斥其绝对说与主知说，而容认其精神原理，对于进化的自然论，排斥其唯物论的见解，与非宗教的倾向，而容认其经验主义与进化观念。”[11]因此，“经验论、主情意论、主观论”三者的统合乃詹姆士认识论的实质。这样的认识论实为一种“主情意的主观论”。但正是这样的认识论凸显了詹姆士实用主义的“中心意义”。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与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有所不同。这种哲学是利用生物学与心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而建构起来的一种生命哲学。其特点是“以万有之根源，为一种冲动，为一种纯粹精神的活动”[12]。但是，在李石岑看来，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与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也有其相同之处，并在论释其相同之处的过程中，进一步从总体上对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与詹姆士的实用主义进行了比较：“要而论之，柏格森之直觉主义，以总全的经验为其立脚点，以人类的努为其归宿点，与詹姆士实用主义，如出一辄；就反主知方面言之，柏格森亦一实用主义者也……就重直觉方面言之，詹姆士亦一直觉主义者也……二氏相同之点，尤于詹姆士根本经验说见之。詹姆士谓物质界可律以物质界之法则，而意识界则须注重意识界所行之经验；凡以固定绳流动，以空间律时间者，皆限于大谬也。詹姆士划经验界为三：第一经验界，物质之世界也，重因果律，有固定性，与柏格森所诠宿命下向之世界同；第二经验界，普通意识之世界也，类别事物，分析实在，与柏格森所诠知觉之世界同；第三经验界，宗教的意识之世界也，富精神作用，共宇宙呼吸，与柏格森所诠直觉之世界同。总觉二氏之哲学，一以‘行为’开其局，一以‘生命’总其成，旨撷取近代人本主义、主情意主义之菁华，扫除前此绝对主义、主知主义之迷妄者也。”[13]李石岑通过比较柏格森哲学与詹姆士哲学，来介绍柏格森哲学与詹姆士哲学，这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是一种很有特色的传介西方哲学的方式，以这种方式介绍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与詹姆士的实用主义，确有助于人们具体地了解詹姆士哲学与柏格森哲学。
李石岑的《英德哲学之比观》则是以比较不同国度中的哲学的方式来传介西方哲学。李石岑认为，要了解西方近现代哲学，应注意欧美哲学的发展，而了解欧洲哲学又应当特别注意对英国哲学与德国哲学同异的比较与辨析。因为，在欧洲哲学中，英国哲学与德国哲学在理论方面具有一种“对峙”的特征。英国哲学在理论上以“经验论”为其特征：“经验论以感觉为根据，凡精神作用如注意、记忆、判断、推理、想象以至一切道德的意识，认为概由感觉之强度与次数而起。故谓哲学不过为研究观念发达之途径之学问。”[14]这样的哲学追求，使得英国哲学在思想方法方面特重分析：“由是研究之方法，全以分析为主，而有所谓生理学的分析，心理学的分析、医学的分析、化学的分析。凡精神现象、物质现象，纯恃分析为探求究竟之法门。”[15]分析的方法乃经验论哲学的立足点。德国哲学的特征则在其“纯理论”的精神。这样的哲学在思想方法上特重综合：“纯理论以悟性为根据，重论理之法则，尊统一之形式，以为实在之认识，即在适合此种法则与形式，否则认识为不可能。于是不能不超越感觉而特重概念。至其研究之方法，则完全以综合为主，以为由综合方可捉住实在之本质。”[16]因此，综合的方法实为德国哲学赖以立足的基本方法。在李石岑看来，英国哲学与德国哲学的这种差异，既源于两国国民性格的差异，也源于两国文化传承的不同。正是国民性格与文化传承的差异，使得英、德两国的哲学“一为玄学的，一为科学的；一重视普遍，尚思辨，一重视个体，尊事实；一为纯理论出产地，一为经验论出产地”[17]。在肯定英、德两国哲学的这种差异的过程中，李石岑对于英、德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文化传承、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以及两国哲学的相互影响都有具体的比较与论析。通过这样的比较和论析，李石岑认为英、德哲学既各有其“偏至之精神”，也各有“不易弥补之缺憾”。并参照日本学者的观念，论述了自己对于英、德哲学在理论与方法方面的“缺憾”或说局限的理解。这种以具体比较不同国度的哲学来介绍西方哲学的方式，是李石岑传介西方哲学的一种重要形式，也可以说是李石岑比较西方哲学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形式，同样体现了李石岑在文化比较研究与哲学比较研究中的思想方法特色。
李石岑专以介绍具体西方哲学家的方式传介西方哲学的认识成果也十分丰富。他对尼采哲学、柏格森哲学以及倭伊铿哲学的介绍都属于这样的传介方式。他介绍具体哲学家，有时也直接以比较不同哲学家理论的方式进行。他的《杜威与罗素之批评的介绍》即是这样的认识成果。《杜威与罗素之批评的介绍》的副标题为“在湖南省教育会讲演之一”。李石岑将杜威与罗素联系在一起，以批评两家哲学的方式介绍杜威与罗素的哲学，一方面是为了讲演的方便，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看来杜威哲学与罗素哲学处于“相反的地位”，具有可比性与比较的价值。在具体论述杜威哲学时，李石岑将其主要思想概括为三点：“（一）经验便是生活，生活便是应付环境；（二）经验是思想的表现，思想是应付环境的工具；（三）哲学不是讨论什么‘本体’、‘实在’等那一类东西的，乃是讨论人的问题的。”[18]在具体论述罗素哲学时，李石岑认为，罗素哲学与杜威哲学不同。罗素是由他的“新数学”引申出他的“新论理学”，再依据其“新论理学”来建构他的社会哲学。在李石岑看来，罗素实际上是“应用科学的哲学，说明社会哲学”。[19]杜威与罗素在建构各自哲学的过程中，都主张多元论，都具有理论上的反抗精神，这是其同。但二者的差别也十分明显。首先，二者的真理观不同：“杜威的真理，是随时和地而异的；罗素的真理，是无论何时与何地，都是中立的。可以说杜威的真理，是为幸福起见的真理；罗素的真理，是为真理起见的真理。”[20]其次，杜威与罗素的思想方法不同。杜威基于生物学的观念理解探究真理的方法，罗素则坚决反对杜威这样的方法观念。这使得杜威和罗素对于西方以柏拉图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的态度迥异：“杜威因不满意从前理知派的主张，所以凡是柏拉图那一派的学说，都尽行反对，罗素因为最重图式的见解，所以倡柏拉图复活。”[21]李石岑对杜威与罗素哲学的这种评析虽十分简略，其价值很难与系统地研探杜威哲学与罗素哲学的学术成果相比拟。但是，这种比较与评析十分集中，对于人们初步了解杜威与罗素的哲学确有方便之处。李石岑也曾简要地论及杜威哲学与罗素哲学的片面性，认为杜威“偏于功利”，未能正确地理解人生的意义；罗素“偏于图式”，也没有发现人生的价值。他有关杜威哲学与罗素哲学片面性的结论，同样是通过比较的方式形成的。我们考察李石岑著述中这类哲学比较研究成果，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其哲学比较意识及其具体的比较方法；而深入地了解李石岑的哲学比较意识与具体的哲学比较方法，对于我们今天深入地开展哲学比较研究，了解西方哲学的历史与发展，思考民族哲学的现代化建设，同样有其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