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超越“判教”式的比较^[3]

经济的全球化过程，让作为地方性的古希腊哲学、欧洲哲学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照面。19—20世纪的西方哲学裹挟着西方经济扩张、军事征服、文化殖民的大潮，以普遍的姿态降临于东方与中国。中国人依西方哲学的葫芦画中国哲学的瓢。无论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依照他所理解的美国实证主义哲学形式写中国哲学史，抑或是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依照新实在论的思想写中国哲学史，还是后来依照苏联传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写中国哲学史各种类型的教材，中国哲学史的书写与中国哲学研究，其主流都是依西方哲学史中某一家、一派的思想范式来书写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国哲学。这种哲学史的书写与哲学研究，我把它称之为：在不自觉的“判教”理论下从事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这种“判教”式的哲学史书写与哲学研究，不能说没有价值，恰恰相反，它把哲学的基本元素带入了中国，激活了中国思想中与哲学本性相关，或者说具有哲学本性特征的思想与观念，从而让中国哲学从自发、自在的形态变成了自觉与自为的形态。当代中国的比较哲学研究，就应当从理论上自觉反省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的种种“判教”现象，对判教式哲学研究中的诸现象加以总结并分析其中的得与失，从而改善、改进我们今日及未来的中国哲学研究，使哲学真正成为中国哲学，并写出真正带有中国哲学味的中国哲学史来。当然，世界哲学的曙光早已经升起，无论是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式的“世界哲学”，还是后来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构想，发源于古希腊、经过漫长发展历史而形成的近现代欧洲哲学，已经逐渐从地方性的知识变成全球性的公共知识，而中国哲学在谭嗣同的“仁以通为第一义”的“仁通”哲学观里，也展示了某种程度的世界性。哲学的中国性不排斥中国哲学的世界性品质。换句话说，中国哲学的发展不应当外在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伊斯兰世界的哲学，而应当充分吸收他们的哲学精神，使之成为中国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这样，中国思想才具有哲学的品性而成为中国哲学，从而构成“世界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