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献分析：权力思想比较研究的语境
在埃利亚斯、布迪厄与福柯三人中，后两者一直是学界宠儿，而享寿最长的埃利亚斯却长期受到冷遇。埃利亚斯、布迪厄与福柯分属不同的知识传统、活动于不同的学术场域、胸怀不同的学术抱负、直接的学术交流少之又少，这为对他们进行比较研究带来很大困难。
近年来，反思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进行学科重建的重要途径，而社会学也在经历身体、历史、语言等理论转向并呈现出新的面貌[150]。学者们逐渐达成一种认识，将埃利亚斯、布迪厄与福柯放入当代社会科学发展趋势的语境中进行比较，有助于更深刻地彰显他们的理论价值，在此背景下，埃利亚斯、福柯与布迪厄比较研究的成果逐渐增多。去粗存精，现有的对埃利亚斯、布迪厄与福柯权力思想的比较研究主要围绕权力、身体与自我的关系，权力合法性的议题，权力与知识/分类图式，权力与价值判断等核心问题而展开。
（一）对权力、身体与自我的关系的研究
近20年来的身体社会学争论存在多个焦点，而对精神/身体、文化/本性的二元论的批判，使社会及行动者重新扎根身体的呼吁成为身体社会学的中心话题[151]。汪民安指出，20世纪存在着三种将身体从意识/主体哲学中拯救出来的传统：梅洛·庞蒂将身体插入知识的起源，取消意识的特权位置，却忽视了身体及知识的社会历史维度；以涂尔干、莫斯、布迪厄为代表的人类学传统重视身体的实践和训练，强调由此养成的习性既以身体的、也以认知的形式出现；而在尼采和福柯的传统中，身体和意识的关系无法调和，存在的只有身体和历史、权力、社会的复杂纠葛。[152]特纳敏锐地认识到身体社会学中存在的张力：身体的本体论因基础主义与反基础主义的矛盾而分化，身体的认识论因社会建构主义和反建构主义的对立而存在分歧[153]。在欧阳灿灿看来，[154]身体研究面临的困境之一就在于真实的实体性身体与社会话语建构的身体两者间的矛盾。
身体是埃利亚斯、布迪厄与福柯研究权力问题时共同的问题域。这种身体的意涵来自他们对柏拉图、康德、笛卡尔等哲学家思想中蕴含的灵魂/理智/精神与身体/肉体的二元对立的批判与反思，此外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等社会学经典论题、尼采哲学和现象学也拓宽了埃利亚斯、布迪厄和福柯身体研究的视域。李康指出，福柯、布迪厄和埃利亚斯并不以身体研究为主攻方向，却因融合发展身体视角而开创了社会理论的新路：埃利亚斯以关系性、过程性视角，探究文明化身体发展的历史进程，力图融通个体—社会、社会发生—心理发生、生物性进化—社会性演变等几种关系；布迪厄把身体看成一种资本，强调在高度现代性状况下人们拥有不平等的机会创造多种不同的身体形式，将符号赋予身体，并将身体资本转化为其他资本；福柯将身体视为权力话语的源地、中介和目标，关注身体和支配身体的制度机构，探讨权力的微观运作切入个体、身体及其日常行为的日趋精细的渠道。[155]
总体而言，在埃利亚斯、布迪厄与福柯的著作中，身体常常与自我、权力及话语等问题纠缠在一起，而这些概念相互关联的不同方式在当代社会思想及知识范式的演进脉络中显得更加复杂；史密斯（Smith）、伯克特（Burkitt）就从这一角度对身体的意涵进行了研究。
史密斯以《文明的进程》和《性经验史》为例对埃利亚斯和福柯进行了比较。史密斯指出，福柯和埃利亚斯都对人们如何管理与处理身体冲动及如何对自我、自我的本质、能力及义务进行概念化感兴趣。[156]然而两人的研究方法在如何看待情感、理性、话语和自我控制的关系网络等方面存在重要差异：福柯将话语实践看作意识形成对人类的一种外在强加，而埃利亚斯则将一个群体的话语看作是共享经验的产物，是对这种经验的反映而不是创造这种经验；在人类存在的情感维度方面，福柯持一种比埃利亚斯更积极的取向；而在现代人是否能够清晰地洞悉与控制生活方面，埃利亚斯比福柯抱有更大的自信。埃利亚斯试图通过让科学成为人类可以利用的工具来清除人类思想中的恐惧与幻想；而福柯则试图通过颠覆科学的断言来强化人类，激励人们对被激发起来的内在情感进行极端性体验[157]。
伯克特试图通过比较福柯、德里达、布迪厄、埃利亚斯等人的自我观及研究范式，分析自我的概念在西方思想中的演化，颠覆自我的稳定性，确立身体化的自我观。伯克特认为，福柯和德里达对主体的解构将自我的概念由个体转向了话语与文本，尽管他们克服了将个体看作先验实体的缺陷，但成为康德先验主义的另一个版本，话语和文本变成了构成主体的先验存在，实践的概念被遗失了[158]。伯克特指出，埃利亚斯和布迪厄试图通过反思身体在社会关系及社会实践中的作用来超越传统的主体与客体、身体与精神的二元对立。对布迪厄与埃利亚斯而言，社会关系的身体配置的形成是比自我的形成更优先的话题，这些配置是选择、判断和认知分类的意识过程的基础。[159]埃利亚斯和布迪厄分别用习性和惯习[160]来分析身体在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网络及社会实践中的地位。伯克特强调，精神与身体不是两种相互孤立的实体，而是同一实体——即身体化的社会存在的组成部分，自我只能体现为身体化的自我。[161]
伯塞洛特（Berthelot）对身体分析的话语转向及符号转向给身体社会学带来的困境进行了分析。在当代社会，随着消费、欲望、健康、休闲等议题对肉体主义的推波助澜，身体的符号维度逐渐取代了身体的现实维度。在伯塞洛特看来，[162]符号互动论和结构主义将身体与主体纳入话语的王朝中，阻碍了身体社会学的出现，对它们而言，重要的不是身体，而是从身体中解读出来的东西。此时，作为所指的身体已不再是知识的对象，而是通过语言符号建构话语的工具。
（二）对权力合法性议题的研究
合法性是权力研究的经典议题，而社会秩序的维续与意识服从、身体实践的复杂关系是引发争论的主要原因。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研究，费什曼（Fishman）指出[163]，异化问题重要的理论背景是西方哲学中精神/意识与身体/物质的一元论与二元论争论。当社会被概念化为身体化时，异化就可以看作是被虚假意识的生产所强化的现象。身体意识无法使工人觉醒，因为在工人清晰的无法否认的身体经验与命名及解释这种经验的能力之间存在着断裂。[164]费什曼对身体的强调暗含着与传统的注重机制——意识的解释路径不同的权力合法性的研究路径，而许多学者也在对埃利亚斯、布迪厄和福柯的研究中注意到身体引入的重要性。
克劳斯利（Crossley）指出，无论是梅洛·庞蒂还是福柯都认为身体既是主动的行动者，又是被动的承受者，社会及政治秩序不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操纵也不是通过自由的共识和契约形成的，而是通过对身体进行直接的、主动的控制、引导、限制和合作的尝试——通过身体权力而达到的[165]。虽然两人在强调身体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是梅洛·庞蒂更倾向于这种二元性中的前者，而福柯则更倾向于后者。[166]克劳斯利认为，对梅洛·庞蒂来说，身体与环境的主动性的关系创造了一个围绕着身体的功能性空间，而对于福柯而言，正是通过对空间的控制和组织，身体被控制与组织起来，人对自己身体的经验并不是直接的，而是以权力为中介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指的是与给定的、制度化的社会实践相关的特定的话语与知觉图式。
实际上，尽管涉及权力合法性的议题，福柯与这一议题仍然存在着疏离感，在福柯“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的战斗宣言中，在断裂的、非连续的历史视角下，任何合法性都失去了稳定性，自由与反抗内在地与权力、权力合法性问题联系在一起。伯克特、豪伊（Hoy）、埃瑞邦（Eribon）通过埃利亚斯与福柯、福柯与布迪厄权力思想的比较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167]
在伯克特看来，[168]埃利亚斯和福柯都试图超越传统的权力观与自由观的形而上学色彩，采取关系视角对权力与自由进行分析，将权力看作社会关系而不是物，强调权力与自由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密切相关的连续体。然而，伯克特指出，埃利亚斯与福柯的思想仍存在巨大差异。受尼采影响，福柯认为权力内在于它的反面——为自由而斗争，权力与自由是竞争者之间永恒的因素。[169]福柯将自由等同于脱离了社会依赖或与社会交战的个体，将这种反抗意志和不妥协的自由等同于天性，将其放置在身体的某种自然状态或生活的自发节奏中；晚年的福柯倡导“生存美学”，向往自我从社会文本中逃离、逃避权力及约束关系的存在。伯克特认为，埃利亚斯的权力观与自由观能够弥补福柯的形而上学色彩。克服形而上学意味着将权力与自由看作社会关系的冲突与平衡，意味着抛弃在我们的天性中存在着暴力、冲突与斗争的成分这样的理论观念。埃利亚斯将权力与自由看作是社会关系网络相互依赖程度的差异，将它们与特定的社会状况及社会型构发展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为我们提供了追寻更平等的权力分配的机会[170]。
豪伊指出，福柯与布迪厄都将身体作为批判与反抗的基础。[171]对福柯而言，批判必须揭示具体的身体及其经验在历史及文化中是如何可变的，身体具有比今天更多的意涵，而对身体历史的研究将开启变化的可能性，批判性的抵抗就是要利用权力开启可能性的机制使统治失去稳定性并颠覆统治。而在布迪厄看来，身体化的惯习是说服性的，但它仍有一定的弹性，并不完全排斥能动性。惯习使我们对可能性的感知窄化到一定范围内，被统治者并不将自己的存在看作统治的结果，他们的惯习是由权力主导的场域的产物，而他们参与了权力的共谋。如何使权力隐藏的运作机制可见并激发批判与抵抗呢？布迪厄认为旨在揭露社会神话的反思性社会学可以成为抵抗的一种形式，而福柯则认为为了有效地抵抗权力，必须首先将社会神话揭示出来。豪伊指出，无论是晚期的福柯还是后期的布迪厄，都试图探究建立在历史性基础上的身体化理论在何种条件下能够解释抵抗背后的社会力量，而不必建构一种身体的先验原则或普遍化的不变性[172]。
埃瑞邦比较了福柯与布迪厄对性的社会建构的研究。埃瑞邦认为，如果说福柯和布迪厄都关注性别的制度强加的话，那么，他们处理这一问题的路径则存在差异：福柯坚持一种相当激进的历史唯名主义，其目的在于消解各种恒定性的人类学观念；而与此相反，布迪厄努力将人类学的恒定性带入对性别的分析，各种性别是跨历史的、不变的现实，在当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中都可以发现它的痕迹[173]。埃瑞邦指出，福柯面临的工作是追溯男人作为欲望主体的系谱，理解性如何作为最深的秘密铭刻在人类的内心中，寻找当代社会的性体验与古希腊及古罗马性文化的分裂性及连续性的痕迹；而布迪厄则试图发现文化共享意识的形式和效果，这些共享意识既在当代社会也在传统社会型塑了一个人与其身体的关系及其对身体的感觉，也型塑了性差异的社会建构和一个人对其他人的性统治。埃瑞邦强调，面对1968年五月风暴后将性政治化的社会运动，布迪厄的方案是通过民族学的迂回清楚地显现当代社会隐藏的男性统治的机制，而福柯的工作则关注现在的历史，理解我们是怎样变成今天所是的样子的[174]。
（三）对权力、知识与分类图式的关系的研究
分类研究在西方社会科学中具有悠久的传统。施莫斯（Schmaus）指出，[175]类型（categories）概念在西方社会科学中存在七种含义。对涂尔干来说，类型指的是能确保人类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概念，分类行为及其内化对社会团结、社会秩序、社会再生产具有重要意义。[176]涂尔干将分类研究由先验图式、逻辑结构的探求转向社会分析。在涂尔干和莫斯看来，人们的社会关系为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提供了原型，最初的事物分类就是人的分类，事物在这些分类中被整合起来；“事物的本性之所以在不同的社会中会发生改变，是因为它们对群体情感的影响是不同的。”[177]而只有当构成社会的个体和事物都被划分成某些明确的群体，只有当这些群体按照其相互关系被分类以后，社会才有可能形成。[178]施莫斯认为，与涂尔干和莫斯强调分类的社会本体及其社会团结的功用、对各社会间的文化差异极为敏感不同，施特劳斯关注如何发现、修正及完善亲属制度、神话体系等分类现象背后稳定的、决定性的结构，致力于寻找人类的普遍特质。[179]
无论是福柯还是布迪厄都将施特劳斯作为批判的对象及激发灵感的中介。对施特劳斯的批评使布迪厄注意到分类研究不是单纯的知识探求，而是对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关系的反思[180]。在这种反思中，布迪厄抛弃了学究意识，致力于揭示分类使个体的社会实践变得可能及井然有序的机制[181]。而对施特劳斯的稳定的、本体性结构的解构，则是福柯研究断裂的、偶然的、非连续性的权力谱系的主要目的。
埃利亚斯、布迪厄与福柯的著作中充满丰富的分类图式：局内人对局外人的污名化，教育制度的学业分类，男性与女性在身体呈现与惯习上的不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审美区隔，理性对疯癫的甄别与隔离……分类图式是埃利亚斯、布迪厄与福柯处理权力、身体与知识问题时重要的切入点。
鉴于分类与分类图式重要的理论价值，一些研究者将布迪厄研究的理论关注点从场域、惯习、资本等概念转向对“信念”（doxa）与分类图式等概念的整合作用的分析。田耕指出，“信念”以不同的形式贯穿在布迪厄的著述史当中，它表示一种对“世界”习以为常的接纳关系。“信念”的意涵来自于实践理论中的常识世界，它反映出行动者在一种基于契合的“界感”中感知社会世界，“信念”的不言而喻实际上就在于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契合，可以称之为实践感意义上的“信念”。而这种基本信念也以成员知识的形式存在于场域的斗争中，斗争的根本后果是改变场域中利害关系的秩序，并产生某种符号权力的效果，即布迪厄所谓的知识效果。田耕认为，“信念”的操作改变了社会世界本身，分类图式就是信念的重要组成部分。[182]
刘拥华通过考察涂尔干的分类学、施特劳斯对原始思维的分析，梳理了“心智/分类”概念相对于“社会”概念的核心性地位，表明了社会心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性。刘拥华指出，布迪厄的社会世界以两种方式存在，一种存在于社会化的身体当中，表现为惯习；另一种存在于历史性制度当中，表现为场域。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就建立在社会双重性的结构（心智结构与社会结构的本体论契合），亦即这一双重性结构与象征性实践之间的种种构成性关系之上。刘拥华认为，这一基本预设直接为当代社会中社会支配的正当性提供了最为隐蔽的基础。行动者对社会的某种“信念”关系建立在社会双重结构的本体论契合之上，形成了社会与行动者的“同谋”关系。[183]
尽管学界对埃利亚斯的研究仍然集中在文明进程理论上，但埃利亚斯对局内人与局外人关系、古罗马男性与女性权力比率变化的研究[184]为丹宁（Eric Dunning）、忒贝尔（Annette Treibel）、斯多克和乌特斯（Bram van Stolk＆Cas Wouters）、斯万（Abram de Swaan）等学者对英国公立学校的权力与权威、西方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中男人与女人的权力平衡变动、性别与婚姻关系、情绪及关系管理等问题的经验研究提供了灵感[185]。埃利亚斯在The Established and the Outsiders导论[186]中指出，局内人与局外人的研究方法可以推广到男人与女人、白人与黑人、非犹太人与犹太人等权力关系的研究中，成为一种研究模型而不仅仅只适用于英国特定社区的经验研究，局内人群体与局外人群体关系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分析方法与分析步骤。[187]福柯对疯癫与文明的研究，特别是他在法兰西学院讲演录《不正常的人》中对身体分类的分析，[188]揭示了权力与话语如何勾结在一起参与了主体化的过程，福柯的分类研究直接对女性学及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对权力研究与价值判断的关系的反思
在朗看来，拥有不同价值观、不同信仰的人对权力的性质和定义的意见肯定不一致；[189]而沃特斯认为，当我们从理论上讨论权力时，其实是在论述整个社会世界的运作方式，也就是说在表达一种世界观；[190]美国哲学家彼特·莫里斯则指出，我们谈论权力的时候存在着三种情境，即实际的情境、道德的情境及评价的情境。[191]
在考察埃利亚斯与哈贝马斯权力理论的差异时，李洁文指出，学者们在如何界定权力概念的问题上存在的争论，与他们在价值取向上的分歧分不开[192]。埃利亚斯的研究目标是要对社会达致越来越与事实全面对等的理解，在此目标下，埃利亚斯要尽量对权力在社会生活中所表现的特性进行全面的和不偏不倚的探讨；而哈贝马斯则提醒我们注意理解与批判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为分辨具备认授性和缺乏认授性的权力运用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哈贝马斯试图赋予沟通理性以真诚性、真实性与有效性的价值，为我们在被系统殖民的生活世界中找到存在与意义的根基。对哈贝马斯而言，权力研究不是单纯的科学问题，而是批判与解放的问题。
以上研究为我们认识埃利亚斯、布迪厄与福柯权力理论的差异提供了启发。尽管埃利亚斯、布迪厄和福柯都显现出关系视角的权力观，但他们对权力运作、权力与价值、自由、解放等问题的看法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与这三位学者的社会观、方法论与价值关怀的关系是什么呢？从上述视角出发，对埃利亚斯、布迪厄和福柯的权力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知识社会学反思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考利沃特（Callewaert）对布迪厄对福柯的批判与质疑的梳理十分具有启发意义。[193]
考利沃特指出，在学术生涯的晚期，特别是福柯去世后，布迪厄越来越多地在著作中评论福柯。布迪厄对福柯的评论必须放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哲学危机中进行考察。福柯、德里达等新一代哲学家发现传统的哲学无法解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危机，与此同时哲学的霸权地位也面临着被结构主义人类学与语言学等社会科学取而代之的危险。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以福柯为代表的哲学家继续作为哲学的贵族从事哲学的反思，但他们哲学反思的对象与风格已经被政治行动的重新发现所影响，他们创造了一种策略的哲学以替代政治学。[194]考利沃特指出，布迪厄对以福柯为代表的新哲学所从事的双重游戏的质疑是：社会科学及社会现实给了新哲学以灵感，而新哲学却激烈地批评经验科学的可能性，从不试图去了解经验科学，从不把针对社会科学的批评本身同样地针对哲学自己。[195]尽管福柯反对传统的学院哲学，但他竭力维护哲学话语的有效性，并强烈地质疑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的有效性，推动了方法论与科学社会学领域中激进的相对主义的产生。[196]考利沃特认为，与借重社会科学却从不言明、从不学习社会科学技艺的哲学家相比，布迪厄坚信社会研究是一种严格的科学；哲学的双重游戏必须被抛弃，因为它既体现了社会的谬误、职业上的外行，也缺乏伦理及科学上的精确性[197]。
考利沃特探讨的是布迪厄对福柯理论的总体质疑，权力无疑是这种反思的重要内容。考利沃特启发我们，对权力的研究是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性质及学科属性的界定、进而对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反思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埃利亚斯、布迪厄与福柯权力理论的比较必须与知识社会学反思相结合，探讨不同研究路径互补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五）对文献的简单评价
目前，对埃利亚斯、布迪厄与福柯中任何一位思想家的单独研究都已积累了大量的文献，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然而将这三位思想家放置在特定的理论框架中、对他们的社会学理论特别是他们的权力观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
通过对现有有限文献的梳理，让人大受启发的不在于这些文献为研究埃利亚斯、布迪厄与福柯的权力思想提供了某些稳固的定论或平淡的常识，而在于这些文献让我们对在当代社会学理论发展趋势的语境中对埃利亚斯、布迪厄与福柯的权力思想进行比较的价值与维度保持着警醒。
在当代语境中，社会学正在发生身体的转向，为克服个体与社会、身体与精神等二元对立提供了灵感，身体维度的加入突破了将权力合法性局限在意识领域来探讨的局限；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在权力介入下以身体为载体、个体对外在世界的分类图式如何作为特殊的知识参与了社会世界的重构；话语分析与话语研究已形成相对完善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程序，为权力社会学的探讨提供了新视角；受后现代思潮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主要精力转向对在具体的历史及社会脉络中权力呈现出的多元面相的考察；社会学反思进一步表明，价值判断与价值规范是权力研究范式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书勾勒的上述理论语境在埃利亚斯、布迪厄与福柯权力思想的比较研究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它们与前文对埃利亚斯、布迪厄与福柯思想来源的知识社会学考察一道，为对这三位思想家进行比较研究确定了基本的路径，勾画了分析的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