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当前文学信息化的新闻品格

关于当前的信息化写作，黄发有指出[11]：20世纪90年代以来媒体文化的繁荣，媒体趣味对于文学创作的深层渗透，必然导致文学生产的审美转型与结构调整。文学在文体上与消息、通讯等新闻文体越来越接近，信息化写作成为一种时尚；同时也指出了文学创作向新闻通稿的靠拢，催生了备份式写作，抄袭、自我重复、以经典文本或其他形式的文本为前文本的超文性写作日渐流行。这在一定程度概括了文学信息化写作特征。

黄发有列举了大量信息化创作事实，认为：文学的新闻化倾向，在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新写实”小说中便初露端倪。像池莉的《烦恼人生》和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纤毫毕现的自然主义笔法和叙述人的旁观视角赋予作品一种煞有介事的客观性，这与将客观性和公正性视为生命的新闻文体在表象层次上不谋而合。而且，“新写实”对于灰色人生的显微式的凸显手法，和新闻特写所擅长的“放大”与“再现”技法如出一辙。有趣的是，刘震云在1993年推出了中篇《新闻》，标题与正文相得益彰。“新写实”所传递的信息不是那种能够载入史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而是平淡无奇、无关紧要的家长里短。这种事件恰恰是90年代以后纷纷创办的都市晚报所关注的话题。把“新写实”的新闻化倾向往前推进的是《北京文学》所倡导的“新体验小说”。“新体验”以追求现时性、亲历性和主观性为鹄的，但就其创作实践而言，作家过分地拘泥于现实生活状态，捆绑住了想象的翅膀。曾经风靡大江南北的“留学生文学”同样具有“新闻”或“纪实”的品格。“新都市小说”或“新市民小说”为信息化写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令人眼花缭乱的都市使作家顺手拈来便是题材，对效率的追求致使他们无法潜心地提炼和沉淀，对市场的迁就也逼迫他们保留素材鲜活、粗糙和趣味的一面。因而“新都市”的纪实性与新闻性既蕴含着作家的几分刻意，又渗透着几分无奈。如果说“新写实”、“新体验”与“新都市”关注平凡人生和世俗百态的作品借鉴了“软新闻”的笔法，那么，“反腐小说”则容纳了与人们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题材重大、行文较为严肃和庄重的“硬新闻”的某些文体要素。例如周梅森、陆天明、张平等人的“反腐小说”，虽然有的作品打着“反腐”的旗帜，其实却远离生活，都热切关注社会政治的敏感点和大众心理的兴奋点。周梅森的“电视小说”，从《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绝对权力》到《至高利益》、《国家公诉》、《我主沉浮》，每一部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不容忽视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记者为职业的作家让人刮目相看。刘震云、邱华栋、东西、何申、刘庆邦、须一瓜等都有供职于报社的经历，都有过采访报道的工作历练。而像邓一光一样由记者转为专业作家或由记者转为文学编辑的同样不在少数，若算上那些从事过文学编辑工作和有过基层报道经验的小说作家，这支队伍真可谓蔚为壮观。

对于过分新闻性和依赖材料的新闻价值，或者以新闻信息代替文学形象塑造和文体蕴藉的审美特性的创作现象，黄发有特别提醒身为记者的一些作家：屯驻于信息的集散地，身为记者的作家得天独厚，在题材的新颖性和视野的宽广度上都胜人一筹，而对各式新闻文体的烂熟也使他们的小说不由自主地濡染上新闻性。使作品具有明显的信息化文体特征。这就使小说的审美性让位于信息传输功能，成了一种与其他新闻文体争锋的准新闻文体。记者的职业身份使作家置身于信息的旋涡，光怪陆离的信息撞击出支离破碎的灵感火花，堆砌信息的写作模式决定了作家必须以滚烫的激情之流来聚合这些五花八门的信息，一旦激情之链出现松弛迹象，作品尤其是长篇作品各部分便呈现出相互游离的板块状态。须一瓜是《厦门晚报》的记者，她的创作有明显的信息化的痕迹，《淡绿色的月亮》的素材就来自她对一起抢劫案的采访。而《蛇宫》、《04：22，谁打出了电话》、《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穿过欲望的洒水车》、《毛毛雨飘在没有记忆的地方》、《鸽子飞翔在眼睛深处》等作，采用的多是出人意料的奇闻叙事，而结尾也擅长运用陡转手法。张欣的小说《深喉》刊登在《收获》2004年第1期，因涉及广州报业竞争，发表后引起了媒体的普遍关注，名字的见报率骤然飞升，也带火了《收获》杂志在广州的零售。以重大新闻事件作为背景切入小说，对于相信“生活远远精彩于小说”的张欣而言，已经不是首次，此前以广州电视台女主持人陈旭然被害案为背景创作的《沉星档案》和以远华案为创作由头的《浮华背后》，都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取得了商业上不错的成功。同时，黄有发指出，尽管这些作品中都包含着冤案、腐败、爱情、欲望等戏剧性因素，情节曲折离奇，但作家对新闻事件的简单处理、流于表面化的艺术手段很难让读者倾听到事件背后更深层次的声音，容易在迎合大众的文化消费中冲淡事件本身的悲剧意义。

90年代以来的信息化写作与媒体时代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作家们对于现代传媒的运作方式日益熟稔，他们能够巧妙地利用传媒来谋求广阔的生存空间。信息化写作意味着文学的生产与传播被逐渐纳入新闻的生产与传播体系，文学在艺术上的独立性逐渐弱化，成为文化工业的产物。媒体时代对于速度和数量的强调，使奉独创性和经典性为圭臬的文学观念凋零为明日黄花。创作是对生活加工概括，经过反复抽象具象后的形象创造，也是作家人格和个性的展示，过于依附新闻，丧失主体性，在高产中泡沫化、批量化和平面化就成为信息化写作的先天性残缺。当作家与媒体在磨合中形成共谋关系时，作家在传播方面的自由就只能以服从控制为代价。就表象而言，信息化写作顺应了现代人对真实的日益迫切的渴求。在世界急剧变化的背后，仍然掩藏着许多陈陈相因的精神秩序和集体无意识。当小说主体沉醉于浮光掠影的捕猎时，就很容易远离责任和义务，掩蔽现实真相。社会的发展并非都是日行千里的断裂，其中有持续中的变化，也有变化中的持续。真正主导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发展大势的，往往是那些潜隐于社会机体深处的稳定性力量。小说的新闻化如果沿着堆砌物象的道路愈走愈远，作家与现实之间如果一直保持松弛的、相互妥协的关系，主体的心灵没有了与现实之间的紧张状态和审视距离，作家的心智就容易被蒙蔽。没有主体性的光照就没有经得起考验的真实。信息化写作作为一种文体现象可能会日益显耀，然而，如果拒绝承担与真实孪生的苦难和良知，它就只能不断地蒸腾出过眼烟云，而与杰作和经典无缘。黄有发的分析让我们深思新闻化创作模式潜在的思想上和美学上的不足。

另一方面，历史地考察，文学写作的新闻化往往是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急剧演变赋予的文化品格，也是文学担负社会责任的正当选择和适应。这个时期，作家往往在热切、浮躁和缺乏积淀的快餐式创作中开拓出一种顺应未来文化模式的文学潮流。“快餐”中不一定没有营养，胡适《尝试集》中体现的“尝试”的幼稚，无碍于对中国新诗建设的卓越功绩。媒介关注的趋新并不与富有前景的文体创新相悖。信息化和媒介技术化处理的快餐文学不一定就没有使人身心健康的作品，应该说小说创造本身就诞生于时事新闻性很强的道听途说、街谈巷语中。《世说新语》搜集的是当时的奇人异事；唐传奇的素材取之于今天所谓的软新闻；宋代话本的楔子可以想见在宣讲的时候，很有点记者招待会的意味。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小说的现代性演进离不开对报刊和新闻的倚重，离不开对时髦、先锋的社会思潮的热切关照。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与晚清小说的繁荣分不开，而晚清小说的现代转型孕育着中国现代小说现代性的新生。维新派和革命派知识分子大多有创办报刊的经历，他们无不利用现代传播媒介来扩大宣传自己的主张。报章文体成为文学观念变革最重要的“新文体”品种。毫不夸张地说，梁启超的政论成就与报刊密不可分，没有大众传媒的发达，没有近现代文化演进中的新闻化趋向，就没有梁启超。他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图解他的政治主张，从文学欣赏角度确实让人不堪卒读。新文学建设初期的问题小说，倾情抒写诸如妇女缠足、扫除迷信、立宪、华工和男女平等、反对帝国主义等问题，在当时看来也颇具新闻性质，因为这些小说本身触及的问题就是当时社会的热门话题。梁启超对报章文字的要求是：“一曰宗旨定的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12]可以说，“宗旨高”、“思想新而正”也是问题小说后整个中国文学现代性演进的理路。鲁迅杂文所从事的激烈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运用材料“富而当”反映现实“确而速”，正是其批判力量的来源和鲜明的艺术特色。

今天看来，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无论是否是当时文学建设的主流，从文学本体而言，是非曲直自不待言，无疑它是中国文学历史上最为悲壮的文学思潮，它的悲壮在于作家和作品为了一个高尚的事业，自愿陷入于硝烟弥漫的真实战场的前沿阵地，几乎来不及思考地成为新闻事件而不是文学作品。40年代的抗战文学，50年代颂歌时代的“17年”文学，“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文学思潮和创作无不与社会即时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密切关联，这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抑或偏颇所在，需要站在当前的文化价值立场和文学理想主义期待视野中言说、批判。总之，中国文学史，源远流长；中国新闻史，也已经超过了一个半世纪。在新闻观念、写作方法、报纸副刊和社会文化的影响下，中国的近、现、当代文学和新闻传播方式之间发生了长期的融合和渗透，这种情况的直接结果就是出现了兼具新闻性、时效性和文学性的新闻文学。粗略地勾画“新闻文学的产生、发展和走向的历史背景及大致轮廓，对于研究作家创作怎样受制于报纸新闻传播习惯的影响、对于新闻界人物的文学评价和文学界人物的新闻评价、对于审定近、现代和当代作家的群体构成以及确认各类作家的综合性贡献，都具有启发意义。此外，‘中国新闻文学史’的建立，为新闻学和文学、新闻史和文学史之间搭建了一座互通有无的桥梁，将更便于两者之间的交流和来往。”[13]

“中国新闻文学史”[14]的叙述也许不尽妥当，因为新闻与文学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闻具有文学的品质，文学具有新闻的性质，两者的关联分别是看待新闻和文学的不同视角和分析彼此交叉的文化成分的性质所形成。新闻和文学的关系没有一个发生、发展和成熟的演变过程，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有不同文化背景下疏密、远近程度之间的差异，不会融合成严谨独立的、具有稳固的内涵和外延的规律性的人文体系。从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新闻和文学关注点截然不同，具有彼此的完整统一性和独立性，缺乏形成“史”的观念形态的实践基础。另外可以说，只要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没有淡出文学创作原则，文学的新闻性就应当成为文学观照生活和现实人生百态的应有品质。实际上使现代主义文学，或者当代看似远离现实生活的纯虚构类武侠、言情、玄幻和穿越等类型文学，真正优秀之作指涉现实，或者材料和价值倾向直接来源于现实的色彩一般都比较浓厚。

从传播媒介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近代报刊业兴起的背景看，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之间，关联的密切程度不同寻常。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建设与中国社会革命的历史背景，中国传统文学所赋有的儒家文化思想，都把中国文学的诞生和发展推向中国社会激烈变迁、文化转型带来的新思潮的浪尖上。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不同于西方国家，很可能不单在于报刊业、媒介技术如机械印刷技术进步起主要推动作用，还在于民族国家意识萌生后科学和民主的思潮唤醒大众，由大众对民主的期待和压制的反抗带来了近代报刊业、新闻事业的勃兴。具体说来，首先近代社会转型时期梁启超的“新民”、“开民智”思想和南社的近代教育思想是推动文化民间化、平民化的近代民主思想的体现。由思想文化的引领，促进传媒的民间化，甚至媒介的技术革新由此获得动力和现代属性。因为，中国活字印刷技术发明于宋代，却主要用来印刷宗教经典和束之高阁的典章，而只有德国古登堡活字印刷技术才带来了近代传媒的革命，带来了近代报刊的兴起，并在普及文化教育上起到划时代的作用，这显然与资本主义民主平等观念的强化、平民意识的觉醒、民间文化的召唤分不开。因此，固然近代传媒推动了文学的平民化、民间化进程，但民间化、平民化意识也是加速传媒民间化的内在思想动力和促进传播民间化的文化思潮。中国文学与新思潮、“新闻事件”的关联须臾不可分离。

当前的社会转型，新媒介迭出与文化思潮多元化之间的互相推动也与此相类。现代文化思潮的兴起，教育的普及，平等、民主观念的日益深化，民间意识的加强，日常化的消费社会形成，汇聚成文学民间化、大众化潮流；“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主流化的强劲内驱力和传媒技术的进步相依附，呈现出新的极其繁荣的民间化文学生态。然而，在当前繁荣而驳杂的文学状态下，似乎只有体制内的文学坚守着民族国家意识的现代传统，把文学与社会生活中关切民生、有关国家政治、经济命运的新闻事件联系在一起，构成一道精英知识分子文学的风景线，尽管没有呈现出应该显露的亮丽色彩，但其苦心和理想主义值得延续发展。如果放弃对现实的密切关注和反应，《桃花源记》固然蕴含着人格高洁和无言的启示，而放弃责任和担当也令人颇感遗憾和惋惜。依附于媒体的商业规则不是出产坏作品的必然条件，我们应相信民众的选择和人性对真善美的倾向内在地制约着文学的演变轨道，也应相信国家意识大于一切和民族主流文化建设的“潜规则”力量的主导作用。

当前文化正处在信息化境遇之下，文学的观念转变是必然潮流，新的文学形态无论如何在文化冲突中构建，但决定文学价值的，对创作来说，关键在于高贵心灵对美好事物的期盼，在于民间理想的艺术表达和价值目标对群体意识的关怀；对作品来说，关键看寄寓的情感的健康、旨趣的高尚和美感的充沛。但文学观念的变革，没有媒介的积极参与，没有信息化社会新闻产生的效应是不可能的，没有新闻信息影响下的最为广泛的民间参与的热情也是不可能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