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笔记小说研究综述

笔记小说的研究得从笔记文献的整理谈起。“笔记小说”作为小说的类目，源于20世纪20年代由上海进步书局编印的《笔记小说大观》，此书行世之后，“笔记小说”作为小说文体概念渐被广泛采用。这部丛书系汇辑先秦至清的小说和野史笔记二百余种而成，内容十分庞杂。由于出版质量不高，新中国成立后，由江苏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重新整理，分三十五册（简装本）于1983年出版。[1]但此书仍有不少缺憾，后经扬州周光培广泛搜罗，收书逾千余种，辑为《历代笔记小说汇编》，是为继《笔记小说大观》之后又一部大型笔记小说丛书。[2]台北的新兴书局有限公司也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先后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搜求辑补，辑为四十五编、收书近两千种的《笔记小说大观丛刊》。[3]这几部《笔记小说大观》的最大特点是搜罗宏富，诸子百家、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天文历算、博物记忆、医药卫生、典章制度、金石考据、人物传记以及宫廷琐记、鬼神志怪无所不包。搜辑者的本意在于汇集文献资料，发挥其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补正史之不足，以供在消遣中而达研究史学之目的”，[4]沿用的仍然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古小说概念，因而也疏于简择，造就了一个没有经过严谨论证的含混不清、争议不息的“笔记小说”概念。但从嗣后学界对这一概念的运用越来越广泛的事实来看，其作为特定小说文体研究的价值是存在的。

新中国成立后，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陆续组织整理出版了大量笔记或笔记小说作品，为研究工作打下了文献基础。中华书局自1994年起陆续重印推出一套《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其中有唐五代笔记《明皇杂录》、《东观奏记》、《隋唐嘉话》、《朝野佥载》、《大唐新语》、《北梦琐言》等数种，从选录标准的定位来看，这些“史料笔记”并不作为小说看待。[5]2000年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侧重于收录记人记事类的具有故事性的作品。这部《大观》的“笔记小说”仍然是一个宽泛的小说文体概念，但将纯学术性的笔记剔除出了小说范畴，较前几部《笔记小说大观》更为合理。

宋人李昉等编修的《太平广记》是一部专门收集汉代至宋初野史小说的大型类书，其中关于唐五代笔记小说作品的收录颇为详备，也是笔记小说文献整理的重要资料来源。该书1959年经人民文学出版社点校出版，中华书局1961年再版重印。1996年，由王秀梅、王泓水编制的《太平广记索引》，附随《太平广记》由中华书局出版，是为通行本。由个人编纂的唐人小说总集有王汝涛《全唐小说》、李时人《全唐五代小说》，为全面收罗唐五代小说的断代小说总集，卷帙宏大，搜罗详备。前者“按唐代的概念去选择作品”，将唐代小说分为传奇、志怪、杂录三大类，显然考虑到古典目录学的“小说”概念，也将一些非小说的笔记收罗其中，略显芜杂；[6]后者建立在新的小说理论探讨的基础上，收录唐代小说中的优秀作品，对小说与非小说的别择采取了“宁宽勿严”的态度，注重唐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统一性。[7]这两部小说总集并没有采纳“笔记小说”的概念，但可作为唐代笔记小说研究的资料来源。唐五代笔记小说相关索引的编纂除上文提到的《太平广记索引》外，尚有方积六、吴冬秀《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8]

笔记小说的研究探讨，在20世纪前期即已展开，这些研究成果重在开创，多致力于笔记小说概念、分类的探讨和作品的分析介绍。就在上海进步书局版《笔记小说大观》出版后不久的1929年，郑振铎先生撰文阐述了自己对“笔记小说”的看法，认为只有像干宝《搜神记》、吴均《续齐谐记》、谷神子《博异志》、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一类“具有多量的琐杂的或神异的‘故事’总集”，才能称为“笔记小说”，他将“故事集”或者一集之中故事是否占据大多数作为认定笔记小说的标准。[9]这样就将单篇的唐传奇排除在外，而且特意强调笔记小说的“故事性”，并未绳之以现代小说概念，无疑是妥当的。当然疑问也在所难免：如何判断一集之中那些少量的“故事”？被排除在外的“杂事”一类的《唐摭言》、《北梦琐言》、《云溪友议》中也存在相当数量的“故事”，何以不能视为“笔记小说”？这些均是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1933年，姜亮夫先生在其编选的《笔记选》中，概括笔记的特点是随笔而记，篇幅短，本质比较松闲、安雅，简练而且能够显露一点“事实的真”。他将古代笔记分为六类，即（一）论学的笔记，如《困学纪闻》、《日知录》；（二）修身养性的笔记，如《论语》、《退庵随笔》、《容斋随笔》以及理学家的语录等；（三）记事的笔记，如《隋唐嘉话》、《开元天宝遗事》、《朝野佥载》等；（四）闲话的笔记，属于游戏隽语小说等，如《世说新语》、《衍世说》等；（五）记人的笔记，如《海岳志林》、《栾城遗言》等；（六）小说的笔记。[10]其中第一、二类相当于中华版的“学术笔记”，第三类相当于中华书局的“史料笔记”，而后三类则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笔记小说”。1940年，王季思先生发表《中国笔记小说略述》一文，认为笔记小说出于文人的手笔，跟出于说书人口说的诸如《大宋宣和遗事》以及“三言”、“二拍”之类的平话小说和白话小说分道扬镳，也与纯学术的讨论与考订的笔记不同，可以分为轶闻类、怪异类、诙谐类。该文没有提到唐传奇与笔记小说的关系，从文章的论述来看，似乎传奇亦属于笔记小说的范畴。[11]

新中国成立后，笔记小说的研究转入全面而深入的探讨，理论建设取得长足进展。刘叶秋先生是较早从事笔记研究并给予较高文体定位的学者之一，所著《历代笔记概述》一书出版于1980年，将笔记分为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考据辩证类等三种，其中第一类就是“笔记小说”。这样的分类照顾到了现代小说观念，也合理处置了非小说作品的归属问题，但他同时也将唐传奇作为一支纳入了“笔记小说”范畴之内，如此一来所谓的“笔记小说”就是包罗所有小说作品的文体概念，这自然不利于唐代小说的分体研究。[12]周勋初先生的笔记小说研究，则建立在文献整理和传统考据的基础上，其《唐代笔记小说叙录》、《唐人笔记小说考索》两书，侧重于历史琐闻类笔记小说的研究，从传统目录学出发，采取学术史与文化史视野，文史结合，考论并重，对笔记小说的内涵与特点、兴起与传播、文献整理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的考订，都取得丰硕的成果。[13]周先生的笔记小说研究是围绕宋人王谠所撰《唐语林》的整理校注工作展开的，其目的在于考证笔记小说文献真伪，为史学研究提供较为可靠的文献资料，而非通常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唐语林》乃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书》之一种，这样就产生了文体观念上的冲突：《唐语林》究竟是小说还是史料笔记？台湾学者章群的笔记小说研究与周勋初先生比较接近，但观念却要保守得多。章群著有《通鉴、新唐书引用笔记小说研究》，其“小说”概念全袭传统目录学关于“小说”的界定，而且将“笔记”等同于传统的“札记”、“札录”，[14]因而受到程毅中先生的质疑。程先生旗帜鲜明地反对“笔记小说”的提法，认为这一概念于古于今均缺乏科学依据，“笔记”和“小说”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连称则造成了目录学上的混乱。他认为因《笔记小说大观》收罗相当庞杂，所以导致“笔记小说”的范围泛滥无边，以至于这个概念也被人用滥了，所以今后不宜继续推广。[15]实事求是地讲，周勋初和章群先生的笔记小说概念与当前学界所认为的笔记小说概念是有一定差距，而且《笔记小说大观》在起初提出这一概念的时候，在收录范围和标准方面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这一概念并没有因为这些弊端而消亡，却“被人用得越来越滥”，正说明其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顽强的生命力。既然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小说概念，不妨进一步规范、界定之，以求符合小说文体的标准，让其具有科学依据。

自90年代起，笔记小说的研究迈入了笔记小说史的研究和撰写阶段。1993年吴礼权先生《中国笔记小说史》在台湾地区出版，1997年于大陆重印。这是一部洋溢着才情、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拓荒”之作，也是第一部从现代小说观念出发以笔记小说为独立研究对象的论著。作者认为笔记小说在描写内容上应该有人物活动，有必要的甚至是最简单的故事情节；形式上是用文言书写、五千字以下篇幅短小的作品；记叙文字中应该有故事发生的时代、地点、人物。[16]虽然以“五千字”作为判定笔记小说的界限似无典据，但筚路蓝缕之功实不可没。嗣后不久，陈文新先生《中国笔记小说史》问世于台湾，作者未有套用现代小说观念，而是立足实际，对笔记小说自身的文体特征、学术渊源和艺术价值进行系统研究。作者在其他几部论著中，也系统阐述了自己对“笔记小说”文体概念的成熟认识，认为中国文言小说可以分为笔记小说与传奇小说两大类，前者脱胎于子、史，并形成了独立品格，与后者热衷“文辞华艳，叙述宛转”所不同的是注重哲理和知识的传达；“小”是笔记小说的审美品格，包含轻实用而重情趣、篇幅短小等几个审美属性；笔记小说以随笔形式写作，其首要任务是议，可以虚构；笔记小说是小说前形态，并非成熟小说。[17]重要的是，作者为中国古代的笔记小说给出了明确的类型划分：笔记小说可划分为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前者又可分为“搜神”体、“博物”体、“拾遗”体三类；轶事小说即志人小说，可分为“世说”体（琐言体）、“杂记”体（逸事体）、“笑林”体（排调体）。对笔记小说美学特征的探讨和文体分类、来源的学理阐释，是陈文新先生研究的特色。然而，一连两部由大陆学者撰著的《中国笔记小说史》均在台湾地区出版，实则折射出大陆笔记小说研究的寂寞。1998年，苗壮《笔记小说史》作为“中国小说史丛书”之一种，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也是笔记小说研究在大陆渐受重视的表现。此著于笔记小说的收录范围和取舍标准均较为严格，作者认为笔记小说的特点是基于耳闻目睹的现实性、“杂”与内容的丰富性、“小说”、“小语”与形式的灵活性。与陈文新先生一样，作者认为笔记小说是与传奇小说相对的文言小说两大门类。[18]

2003年，《文学遗产》发表陶敏、刘再华的文章《“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代表了近年来学界关于笔记及笔记小说研究的新动向。文章反对用“笔记小说”来指称全部笔记，认为“笔记小说”应该严格限定为“笔记体小说”，指介乎笔记和小说之间的作品；对那些虽具有较强叙事成分，但作者原本是为忠实地记录见闻的笔记，就不能作为小说来看，此类作品纵涉语怪，也意在传信、不加虚构，非“有意为小说”。[19]文章的鲜明倾向在于以笔记取代传统的“笔记小说”概念，并将前者作为独立文体进行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将主观虚构与否作为判定笔记小说的标准，则唐以前几无笔记小说，仅余笔记而已，反而更不利于笔记和笔记小说的研究。傅璇琮先生在由朱易安等先生主编的《全宋笔记》序言中认为，笔记总集的整理、出版，“将会引起对笔记这一传统门类作现代科学含义的总体探索。……我们应当把笔记的系统研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前的笔记研究，可以考虑的，一是将笔记的分类如何从传统框架走向现代规范化的梳理，二是如何建立科学体系，加强学科意识，把笔记作为相对独立的门类文体进行学科性的探究”。[20]此乃近年来笔记研究的新变化。2005年后问世的关于唐五代笔记小说研究的相关成果，有蔡静波《唐五代笔记小说研究》[21]、严杰《唐五代笔记考论》[22]等。

需要特别一提的是新时期在当代文学领域出现的“新笔记小说”，这也是传统的笔记小说研究中被忽视了的一个环节，因为其关乎笔记小说概念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新笔记小说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代表作家有孙犁、汪曾祺、林斤澜、李庆西、韩少功、贾平凹等。他们吸取古代笔记小说的创作手法，加以变化创新，锻造出一种篇幅短小精悍、叙事简洁质朴、内涵丰富隽永的短篇小说，为沉寂的新时期小说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孙犁的《芸斋小说》甚至在小说外在形式上刻意模仿古代笔记小说，在篇尾缀以“芸斋主人曰”的评语。[23]但新笔记小说创作的先行者汪曾祺先生对小说文体概念的认识则要模糊得多：

小说是一种生活的样式或生命的样式。那么新笔记小说可以说是随笔写下来的一种生活，一种生活或生命的样式。

他认为“新笔记小说”是一个宽泛、含混的概念，“初无定质，五花八门，无所不包”是其特点。[24]其创作的灵感来自古代笔记体文献，尤从刘义庆《世说新语》、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借镜最多。《世说新语》是公认的“世说”体小说，但《梦溪笔谈》、《容斋随笔》内容庞杂，以史料兼学术笔记为主，故事并不占据主要部分，所以说，“新笔记小说”的作者自身对古代笔记小说的认识还停留在《笔记小说大观》的基础上，没有进行严格的学理探讨，因为洪迈同样创作了笔记小说体《夷坚志》，却似乎没有引起汪曾祺先生的注意，可见他所理解的“笔记小说”概念确实很含混。20世纪90年代后期，韩少功先生创作了引起巨大争议的“词典体”小说《马桥词典》，在接受崔卫平的访谈时，韩少功先生认为这部小说的创作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笔记小说，这种“小说散文化”的努力，实际就是“新笔记小说”。[25]汪、韩两先生的创作实践，是在小说创作走向低谷时的文体创新，而这种创新正是借鉴了古代笔记小说（或笔记）的文体特点，促成了“新笔记小说”的“散文化”叙述笔法。遗憾的是他们将古代“笔记”和“笔记小说”混为一谈，更增加了笔记小说概念的含混程度，倒是小说评论界的研究为其给出了较为科学的界定。庞守英《新时期小说文体论》以汪曾祺新笔记小说创作为例，论述了这种笔记体小说的特点：“不编织情节，反戏剧巧合，无悬念，无高潮——与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的结构反其道而行之。”[26]强调情节结构、戏剧冲突、悬念设置等，正是现代小说的特点和要素，这些是古代笔记小说所不具备的，也正是笔记小说不同于短篇小说唐传奇的本质特点。新笔记小说虽然借鉴了古代笔记小说的创作特点，但毕竟是现代短篇小说，因而也具备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如篇幅较长，在平静淡泊的叙述下或隐或现地蕴含表露了审美主体的情绪，结构上的多单元组合体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等。[27]新笔记小说的出现，充分说明“笔记小说”作为小说文体存在的合理性。如果批评者认为古代笔记小说不符合现代小说观念，姑且不论用此观念衡量古代笔记小说有削足适履之嫌，那也总不至于连在现代小说观念浸润下成长起来的新笔记小说也一起否决了。

关于笔记小说的其他研究有王锳《唐宋笔记小说语词释义》等，[28]兹不赘述。

纵观百余年的“笔记小说”研究史，“笔记小说”一直是一个含混不清而运用极其广泛的文体概念。争议产生的根源在于现代小说观念与古代小说观念的冲突，学界的观点也分为截然相反的两派，一方在现代小说观念指导下，否定将笔记小说作为小说文体看待，甚至否定了“笔记小说”的名称；另一方肯定笔记小说的价值，尽管其目的存在差异，毕竟将其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了一定的探索研究工作，为笔记小说的文体独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也推动了笔记小说文献的整理工作。所以在“笔记小说”的名义下，国内的一些著名出版社整理出版了大量的笔记小说丛刊，如上海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等。“新笔记小说”的出现，使得传统笔记小说获得了新生，这就产生了一个现实问题，面对一个约定俗成、深入人心而争议广泛的文体概念，取缔它似乎并不符合文学发展演进的潮流。本书将在绪论第三部分作出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