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全球变暖正变得越来越现实。根据一些气候科学家的最新成果，人类已经处于整个星球危机的边缘。地球的三个生态系统（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氮循环干预）可能都已经跨越了安全线^[1]。地球大气的碳浓度于2008年已经达到385ppm（超过前工业革命时期105ppm），即便2030年之后全球实现了零排放，地球温度升高2摄氏度（公认的气候灾变极值）仍然存在25%的可能性^[2]。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全球气候增暖的速率将比过去100年还要快，未来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上升1.4到5.8摄氏度，人类将完全进入一个变暖的世界^[3]。人类环境在工业化的摧残下已经越来越不堪重负，已无法为人类提供基本的生存环境，尤其是全球变暖令人类居住的地球正面临“末日”式的挑战：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极地冰雪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频发等。面对人类可能遭受毁灭的命运，国际社会展开了抑制全球变暖的气候外交。

由于气候变暖涉及全球所有的国家，无论是超级大国还是海岛小国，都不得不一起共同面对。国际社会第一次召开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大会是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会上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公约缔约方自1995年德国柏林会议开始了全球气候减排的外交谈判。全球气候外交是当代最重要的外交舞台之一，所有大国都在气候外交的舞台上展示了自己的外交风格和外交能力。

全球气候外交，顾名思义，其重要特征蕴涵在这个词当中。首先，它具有全球性。全球几乎所有国家，不管是超级强国美国还是海岛国家马尔代夫，都必须参与到全球气候外交中。不管是什么组织，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到八国集团、金砖国家，再到基层的NGO和普通民众，都逐渐将自身跟全球气候外交相连。因为其所具有的全球性，所以谈判对手众多，从而将形成多样化的谈判组合。相对于双边外交或区域多边外交来说，全球性外交更加复杂多变，更加难以把握，也更加难以达成共识。其次，它是一种气候外交。相对于全球无核化等军事领域的外交谈判，气候外交谈判主要面对的是一个非传统安全问题。国际社会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主要手段是外交，因此其谈判特征更明显，国家的军事实力和技术实力在外交谈判中并不占有绝对重要的分量，即使脆弱如马尔代夫、图瓦卢等海岛国家，依然可以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对国际社会施加重大压力，因为在这些脆弱国家的背后，还存在一个支撑它们的全球公民社会。因此全球气候外交最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外交能力高低，气候外交也最容易看到一个国家外交的优点和缺点。

中国在国际气候外交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中国在1992年就批准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自1995年开始积极参与公约缔约方气候大会、设计国际气候治理机制、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等。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中国在国际气候外交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气候公共外交手段的运用越来越纯熟。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在国际气候外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话语权仍然需要得到大力提升；虽然中国为国际气候治理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气候政策仍然存在误解和偏见；虽然中国提出了宏伟的减排目标，但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份额减排的责任压力越来越大。中国气候外交需要对此作出正确的积极应对。

本书主要分析中国在气候外交领域的成就和问题，并着重探讨气候外交的相关能力建设，以提升中国在气候治理领域的外交话语权。本书主要考察了中国自1995年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谈判以来的外交表现。本书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尽量从更加具体、更加微观的角度来分析外交能力建设，并尽力提供外交能力建设的行动框架。全书分析了气候外交中的四大能力建设：强化伙伴关系的协作能力、以技术合作为主的国际合作能力、以话语权为核心的议题创造能力和传播中国形象的公共外交能力。

[1] Johan Rockstrom，A Safe Operating Space for Humanity，Nature，Vol.461，24 September 2009.

[2] Ian Allison，The Copenhagen Diagnosis：Updating the World on the Latest Climate Science，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Australia，2009，p.26.

[3] 《全球气候变暖向人类敲响警钟》，载http://www.china.com.cn/chinese/huanjing/52231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