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浩博厚重的家学“文化群落”

无锡钱家是世代以教书为业的书香人家，“世敦儒术，邑礼义家”，浓郁的读书氛围给钱钟书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成长环境。在《槐聚诗存》的序言中，他曾谈到自己幼时所受的家庭教育情况：

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独索冥行，渐解声律对偶，又发家藏清代名家诗集泛览焉。及毕业中学，居然自信成章，实则如鹦鹉猩猩之学人语，所谓“不离鸟兽”者也。[3]

由此可知，钱钟书幼时所受的家庭教育重在国学，涉及经、史、古文以及诗歌创作等多方面内容，这为其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厚实的国学功底。

身为秀才的伯父是钱钟书最初的启蒙者。从四岁起，伯父就教他识字，带他上茶馆、听说书，或向小书铺子及书摊儿租小说给他看，就这样，除了阅读家里收藏的《西游记》、《水浒传》等古典名著之外，书摊儿上的《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等不登大雅的俗小说也进入了他的视线。在这样不断的阅读中，钱钟书自然地养成了“嗜书”的习惯，而且这种嗜好不仅局限于古典文学，中与西、雅与俗、古与今、理论与创作等各种书籍他全部涉猎。杨绛曾经谈到钱钟书的这种嗜好：

他读书还是出于喜好，只似馋嘴佬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戏曲里的插科打诨，他不仅且看且笑，还一再搬演，笑得打跌。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大部著作，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诗歌更是他喜好的读物。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4]

这种“不择精粗”的博览对于钱钟书的文学研究极有助益，他之所以能够贯通古今、融会中西、兼顾雅俗，将各种理论话语“捉置一处”、进行相互之间的“对话”，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由常年阅读所积累起来的完备的知识储备。

除了伯父，父亲钱基博对钱钟书的影响也很大。如果说伯父的溺爱与包容给了钱钟书发展自我、自由幻想的个性空间，从而有助于其日后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那么，父亲的不断启发与考查则使他扎稳了极为坚实的古文根底，倾心的栽培和严格管教使他具备了约束自我、谨严沉潜的学者之质，对其日后的学术研究颇有助益。

钱基博曾任清华大学、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国立蓝田师范学院等校教授，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著有《韩愈志》、《后东塾读书记》、《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等多部专著。从治学特点上看，他涉猎广博，学识渊深，“务为浩博无涯涘，诂经谭史，旁涉百家”[5]。为了撰写《中国文学史》，他读遍了古今诗文集数千家，还把严可钧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丁福保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及清修《全唐诗》、《全唐文》等多部大总集通读一遍，并对每人都做了论评。这种对“集部之学”的偏好，极大地影响了钱钟书。在一则日记中，钱基博曾这样记述道：

儿子钟书能承余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氏（章学诚）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每叹世有知言，异日得余父子日记，取其中有系集部者，董理为篇，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氏（钱大昕）之史学以后先昭映，非夸语也。[6]

父亲“浩博无涯涘”的治学特点既影响了钱钟书对“集部之学”的偏好，使其“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也培养了他宏阔的眼光与视阈，使他得以在日后的研究中注重博观全览，纵横古今中西，打破体裁、学科的疆域界限，全方位地审视文学与文化。

当然，父亲的影响不仅限于治学特点，也渗透在学术思想及文学创作上。钱基博对新文学虽不排斥，但保持着观望的距离，这种倾向性对钱钟书“以古为新”的文学思想有着一定的影响。在文学批评中，他较少关涉新文学作品，而是把眼光投向古典，大多数的研究文本都是古代作品；在创作中，他的诗歌作品基本上以古体为主，小说作品虽吸收了一些新文学的长处，但无论是题材还是形式都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古典小说的特点。这些表现除了审美天性的驱动之外，也不能排除受父亲的一定影响。

除了伯父、父亲的影响之外，在家学“文化群落”中，王蕴章、陈衍等与父亲交游的亲戚、师友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南社”代表人物王蕴章，字莼农，别号西神残客，又称王西神，是著名的通俗小说家，《小说月报》的创办人。作为钱钟书的舅舅，王蕴章与钱钟书在很多方面颇为相似。

首先，二人都是文艺上的多面手。范烟桥曾说：“西神亦以词章写小说，尤善传奇、杂记，于文诗词及书法，俱精通。”王蕴章在传奇、笔记、诗词歌赋等方面无不擅长，著述十分丰富，兼具学者与作家之能。而钱钟书也是身兼学者与文人的“两栖人”，既有诗歌、散文、小说等不同文体的经典之作，也有文学与文化批评的研究之著，显示出了全面的文艺才能。

其次，二人的文学批评中都常见小说家的手眼。如王蕴章在评偶因道人的《盗事二则》时说：“文之至者必无火气，余论文持一隽字，隽即无火气也。尝见人纪武侠事如鹏惊海怒，如鹰隼霜高，作者既磊落，自喜读者亦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然皆东坡所谓少年文字也。”这种奇思妙想与小说化语言在钱钟书的文学批评著述中也俯拾皆是，如他曾把卜赖德雷的文笔形象地比作：“一种虚怯的勇。极紧张，又极充实，好比弩满未发的弓弦，雷雨欲来时突然静寂的空气，悲痛极了还没有下泪前一刹那的心境，更像遇见敌人时，弓起了背脊的猫。”[7]这一评价极为抒情化、具象化，是钱氏小说家手眼在批评实践中的鲜明显现。

再次，在学术倾向上，二人都重旧学，又不弃新学。在王蕴章的笔下，无论是承继我国古代白话小说传统的通俗小说创作，还是以古文眼光品评小说的批评小品，抑或录评古代诗词创作的词话，均显示出了作者深厚的旧学功底及学术趣味。然而，他虽青睐旧学，又并不是冥顽不化的守旧分子。在新文学兴起后，他在保持《小说月报》的传统特色之外，曾抱着“应文学之潮流，谋说部之改进”的想法力图改良，处心积虑地设置了“小说新潮”、“文学新潮”、“编辑余谈”等带有新文学特征的文学栏目，刊载新体小说、白话诗及新文学理论批评，走迎合新文学的道路，而不是像货真价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那样放弃文学追求，自觉踏上通俗乃至庸俗一路。这种学术理念与钱钟书以旧学为主又不弃新学的学术倾向颇为一致。依据这些相似或相通之处，我们不妨可以“武断”地认为，舅舅王蕴章的创作及批评活动不仅给少年钱钟书营造了一个很好的艺术氛围，同时对于他日后的文艺思想及学术理念的形成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如果说王蕴章对钱钟书的影响主要在通俗文学及小说理论方面，那么陈衍则是钱钟书诗歌创作及诗论思想的领路人。陈衍号石遗，是晚清同光体三大诗人之一，在清末民初的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著有《石遗室诗话》、《宋诗精华录》等多部著述。虽然钱钟书与陈衍在年龄上相差半百之多，但同为诗歌爱好者，二人因兴趣相投而成为忘年好友，钱钟书经常到陈衍处侃谈文学，请其指点自己的诗作。陈衍对钱钟书极为赏识，在《石遗室诗话续编》中，他不但收入钱钟书的一些诗句，还有“年方弱冠，精英文，诗文尤斐然可观，家学自有渊源也。性强记”等介绍性文字。在彼此的诗文酬唱中，针对钱钟书少作的“绮靡”之风，陈衍告诫他“汤卿谋不可为，黄仲则尤不可为”，又劝其“下笔”不宜“太矜持”，而应趁“年富力强”时，“下笔直干”，“虽拳曲臃肿，亦不妨有作耳”，指点他在意境与风骨上下功夫，并劝其“多读书少作诗”。这些都对钱钟书日后独树一帜的诗风之形成大有助益。除此之外，在学术研究上，钱钟书对宋诗、宗宋的诗人以及唐诗宋诗之争有相当的兴趣和了解，这多少也体现出了他与作为宋诗派代表的陈衍之间的诗文交谊的潜在影响。

总体来看，钱基博等这些老一代知识分子从小所接受的知识和道德教育决定了他们在情感方式上偏向传统的一方，无论在创作还是在治学方面，都显示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好。钱钟书虽然承继了家学文化群落中的国学根底，但在国学与西学的学术取舍上，却与这些老一辈文人的认识颇为不同。在陈衍等人看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固然技不如人，但文学却比洋人的尊贵，因而力主钱钟书专研国学。钱钟书曾记述说：

陈先生知道我懂外文，但不知道我学的专科是外国文学，以为准是理工或法政、经济之类有实用的科目。那一天，他查问明白了，就慨叹说：“文学又何必向外国去学呢！咱们中国文学不就很好么！”[8]

在注解中，他解释说：

好多老辈文人有这种看法，樊增祥的诗句足以代表：“经史外添无限学，欧罗所读是何诗？”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科学上不如西洋，就把文学作为民族优越感的根据。[9]

这些老一辈文人对于西学有着一种本能的排斥，他们眼中的文学已经不自觉地演变为反抗西洋文明的尖锐武器。钱钟书则不然，他虽深受国学的熏陶，但不弃新学，兼重中西，完全抛弃了传统的古今之争及中体西用的限制性眼光，而是以人类文化一体化的宏伟眼光来平等地看待各种不同的文化及文学传统，树立了“和而不同”的大文化理想，从而远远地超出了前辈学人。这种学术取向的形成，离不开他早年曾置身于其间的清华“文化群落”的耳濡目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