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27年的广州及中山大学
毋庸讳言，要想明了鲁迅与广州和中山大学的密切互动，我们有必要概述广州场域中的诸多权力、政治、社会网络的流变，当然也要简明扼要说明中山大学相关政策的更替。
（一）波诡云谲：1927年的广州
毫无疑问，1927年的广州场域可谓相当复杂多变，各色事件交叉层叠，令今人眼花缭乱，当然也会令生活其间的人相当困惑，许广平在忆及邀请鲁迅来穗时就写到，“我离开广州十年之后才于1926年毕业回去，已是沧桑大变。在当时国共合作下，已有一股反革命潜流正在形成，一到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忽而反脸相向，继之以屠杀来对付共产党人……就因为我那时年轻，阅世不深，受政治影响和教育不够的缘故，竭力向鲁迅表示乐观。因此，他之到广州来，论其实际我不能辞其责。”[17]我们不妨简明扼要，主要从大处[18]说明鲁迅生活在广州时的诸多权力、政治、文化运作。
1.罢工：反资与反帝。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罢工运动、示威游行可谓如火如荼。比如在鲁迅刚刚抵达广州后的第三天，1月20日，广东旅业总工会工人、广州鱼栏工人与土洋杂货店员要求加薪或改善待遇，均获解决。可以理解的是，当时罢工已经成为工人争取合法权益的方式，当然，罢工亦可成为爱国的民族主义表述方式，这也是彼时罢工的主要功能。
（1）反资。劳资纠纷始终是现代城市必须要面对的棘手问题，考察1927年1—7月的主要罢工，和此相关的主要有：
①1月23日，广州工人代表为反对商店资本家在农历正月初二有权自由开除工人（即“吃无情鸡”）向广东省政府请愿，遭到压制。此后，2月10日全市商店罢业；2月15日，工会与公安局冲突；2月17日继续请愿；2月28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呼吁广州20万工友必须为生存权和劳动权而奋斗，任何牺牲都在所不惜。这一事件完全可以看出彼时工人罢工的有组织性、有目的性和活跃度。
②6月15日，广东磨制糕粉工会要求加薪并罢工。
③7月2日，全省停办日货；7月8日各界积极抵制日货，日本领事向广州外交当局提出抗议，广州当局称“未便干涉”。当然，这样的反资中，也包含了反帝成分。
④9月14日，广州商人就反对抽征奢侈品印花税及一元以上单据印花税进行请愿。当然，这里的罢工或游行示威其实又指向了大资本家性质的权贵当局政府。
（2）反帝。彼时的广州，帝国主义耀武扬威，无论是英国，还是日本人都相当嚣张，而民族主义情绪也相当浓郁，觉醒较早的广州人也是经常为反帝而游行，乃至罢工。
①2月25日，广州30万人举行“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武力干涉中国大会”；2月28日，广州工人响应全国总工会号召，10时开始罢工一小时，以反对英国派兵来华。
②3月16日，各界尤其是工人团体联合发表对时局宣言，指出革命军们，“对于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的妥协，无论以任何口实，丝毫都不允许。”3月23日，广州各界又在东校场举行促汪（精卫）销假复职大会，其中又包括，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与帝国主义、军阀做坚决斗争。
③6月1日，广州总政治部为反对日本出兵山东一事召集各校校长及新闻记者等开会，决定示威；6月8日，各团体5万人举行反日出兵大会。
④6月23日，广州3万群众在东校场集会纪念“沙基惨案”两周年，会上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口号。
如上种种，不管是反资，还是反帝，都可以看出广州革命因素的活跃，百姓相关意识的相对觉醒。可以说，这些轰轰烈烈的举措既是一种抗议/诉说形式，又部分包含了情绪宣泄与理性诉求。
2.国共较力：从合作到清党。1927年也是国共关系发生龃龉的微妙变化的时期，随着北伐节节胜利，国共内部的冲突日益明显，两党之间就从之前的联合变成了对立，这其中尤以4月最为显著。
（1）“四·一五”事变。4月14日，广州当局就召开反共军事会议，第二天，国民党右派开始背叛之前的约定，李济深布置清党，实行大搜捕和大屠杀，持续了一周之久，计有2100多名工、农、干部、共产党员、学生牺牲，200多个农会被关闭。
4月21日，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广州铁路、汽车工人罢工；4 月23日，在广州工会组织下，广州海员、汽车、铁路、轮渡、印刷、油业等工人数千人罢工。
5月1日，广州工人阶级，继续示威游行，5月26日，蒋介石从上海预备队征调3000人归李济深指挥，以加强镇压。
（2）六月大搜捕。6月的罢工活动此起彼伏，尤其是以反日为主，但工人们也会为纪念省港大罢工、沙基惨案等举行集会、示威、游行。6月 29日，广州警备司令部和公安局借口工人在游行示威时高喊革命口号，散发拥护武汉政府、收复广东等标语传单等，进行第二次清党。广州50余家工会遭搜查，约200名工人被捕；6月30日，又以军队包围省港大罢工工人公共食堂，捕去工人200余名。
同样，8月12日，广州东沙角共产党机关被破坏，当局逮捕9名中共党员。
不难看出，鲁迅所生存的广州场域其实包含了来自各派的形形色色权力冲突、斗争与政治构建，这当然也给处于其中的鲁迅带来了震撼、疑惑、反省与批判等等。而就在“四·一五”惨案后，鲁迅也不得不调整策略，如李长之所言，“他造成一个使人以为不过是又要钻在故纸堆里的人物了，于是得到逃脱。林语堂便称这回是他第三次蛰伏时期，也是以装死得生。”[19]
3.文化语境一瞥。彼时的广州，在文化上其实也得风气之先，和当时的革命运动与余绪息息相关，当然，同时作为精英文化相对薄弱的历史传统，广州的文化构成也仍然有待改进之处。
在教育方面，广州在1927年迸发出良好的势头，比如1月16日，私立岭南大学交回中国人自办，新董事会推举钟荣光（1866—1942）为校长，虽然校产仍由美国基金会所有。而也是在1月，广东审检厅直辖的法官学校改名广东省司法厅法官学校。
到了3月，1日改制后的中山大学正式开学；私立广州大学也正式开学，校董会在3日成立，而在此月，私立统计学校成立。在4月29日，法国教会办的私立圣心中学交由中国接办；5月28日，南京国民政治会议通过学校实行校长制，任命戴传贤为国立中山大学校长；8月2日，私立广州大学批准设立。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3月10日，广东反文化侵略会召集各界召开收回教育权运动会议，显然这不仅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而且更是文化自由意识的初步觉醒。
而在妇女权利方面，也是有所强调。1月15日，广东省政府通令，自3月1日起执行“解放奴婢案”。3月8日，广州数万名妇女集会纪念自己的节日，她们还排队请愿，要求从速制定男女平等法律及妇女劳动法，女子享有财产继承权及受教育权，实行一夫一妻制，婚姻自由，禁止童养媳制度等。
除此之外，4月28日，广州无线电台成立，这也意味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因为此后沪粤之间可以直接通信，而无须像以前经由香港水线传递。而在1927年2月，中大筹建天文台，这当然呈现出古典中国科学传统和现代性的结合。[20]
总体而言，1927年的广州在整体语境上是多元的，相对宽松的，部分呈现出作为革命策源地的优势和进步性，比如当时的罢工可谓接二连三、轰轰烈烈，虽然相当一部分遭到了帝国主义或当局的干涉与镇压，但能够允许示威游行、罢工请愿提出诉求也可反映出时代的进步性，而在革命方面，也有其连续性，比如之前的省港大罢工，之后的广州起义及苏维埃成立。[21]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些喧嚣运动、罢工、示威中的表演性，乃至肤浅性，这其实又贴近鲁迅所敏锐感受到的“红中夹白”，革命与反革命的实质其实是极易因为目的不同而转化的。
（二）风云一瞥：1927年的中山大学
鲁迅能够和中山大学结缘，原因相对复杂。但其中特别重要的一条就是来自中大内部的需求，当时励精图治的中大求贤若渴。我们实在有必要考察1927年左右中山大学的制度建设情况。
1.委员制的确立及执行。1926年9月，中山大学代校长经享颐（1877—1938）及校长戴季陶（1891—1949）提出要将校长制改为委员制。10月16日，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发布政府令，“中山大学为中央最高学府，极应实施纯粹之党化教育，养成革命之先驱，以树建设之基础。从前广东大学，因循旧习，毫无成绩，人员既多失职，学生程度亦复不齐。政府决意振兴，已明令改中山大学为委员制，期集一时之人望，为根本之改造。应责成委员会努力前进，澈底改革，一切规章制度，重行厘定。先行停课，切实建设，期以下学期为新规之始业。全体学生，应一律复试，分别去取。所以教职员亦一律停职另任。其中小学等划出另办”。[22]
1926年10月17日，中大五人委员会举行就职典礼，之后分工合作，改革中大，议定六条办法：
（一）一切规章重新厘定；
（二）暂时停课；
（三）工业专门中“因其性质与本大学殊迥”，“应仍回复原有独立地位”，划归省办。附中划归省办，附小及幼稚园给市办；
（四）以下学期为新规之始业，以民国16年3月1日为中大正式开学日期；
（五）全体学生一律复试，分别去取；
（六）教职员一律停职，淘劣留良，按学校实际需要，重新聘定。
而针对上述办法，1926年10月22日，中大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作出具体决定：（一）组织考试（复试）委员会；（二）本学期暂停正式授业，免学费；（三）募集建图书馆和实验室基金；（四）修理图书馆和学生宿舍；（五）添聘教员。[23]
正是因为如此改制，学生的复试、补考才成为涉及面广且极其重要的一件大事，复试时，国民政府甚至派孙科（1891—1973）到场监考，戴季陶、朱家骅（1893—1963）亦到场。本科生966人于1926年11月9—10日复试，及格865人，不及格101人；预科生927人，11月13日复试，及格752人，不及格175人。根据当时的《广州民国日报》报道，“因学生普遍成绩殊低，特再改定，即本科生国文、英文、数学三科中有一科合最低标准者，预科生三科中有一科合格者，均予录取。”[24]为此，相关的补考、复试和编级考试及其相关辩论一直持续到1927年3月初，而当时兼任教务主任的鲁迅也因此必须接手如此繁杂琐屑的任务。
同样的，正是因为要增添人才，聘请名流担任教职亦成为中大当局的要事，据《广州民国日报》，“此次政府革新中大，中大委员会以周君（鲁迅）为中国文学巨子，特聘其来粤主持文科。函电敦促至三四次，兹得周君复函，允即南下，准年底可以到粤。北方旧学生，及厦门大学生，拟亦同彼转入中大，为数亦近百人。其余欧美京沪有名学者，如孙伏园、傅斯年、俞大维、陈瀚琴、张凤举、许德珩、顾颉刚、关应麟诸先生，及国外有名科学专家，均有电到，允日内启行。预计明年开校，四方学者，萃于一堂，当为中国各大学所未有。”[25]恰恰是在此背景下，经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1898—1927）推荐，鲁迅进入了校方的视野，并成为引人的重中之重。
2.相关改革措施与组织结构。需要说明的是，1927年6月10日，中大遵循国民政府规定又改回略微不同的校长制。但在此区间内，委员制确实发挥了其应有的重要作用。
1927年3月1日，《国立中山大学规程》公布，其中中大的宗旨是，“务以国民革命之精神振兴国民智力之开展，一方挥弘列种科学艺术以备国人之享受，一方挥弘教育之党化，以坚革命之工作，务洗他国学院与社会隔阂之弊，而成精神与学业为一致之方。”[26]易言之，中大是要培养既具有国际视野，同时又德才兼备的人才，与之相应的，中大亦有不少上佳的改革举措，但因为此处研究主题时间所限，只讲1927年的主要情况。
当时中山大学的学校委员会下设四大部门：1.教授会议及教务会议；2.事务系统；3.行政会议；4.图书馆。上述部门的设置让我们不难看出“教授治校”的理念雏形，其中的事务部门是执行部门，行政是管理部门，而图书馆则属于大学存在的核心物质基础设施。
同样，依据报告，到1927年3月，中山大学在师资方面可谓人才济济，计有“文史科教授十二人，讲师九人；自然科学教授十七人，讲师八人；社会科学科教授六人，讲师十二人；农林科教授十一人，讲师七人；医学科教授十二人，讲师四人；预科教授九人，讲师四五人”。[27]不难看出，对一流师资的强调是一流大学的根基之一，自立校不足三年来，师资方面就阵容鼎盛，“这批著名学者的到来，对学术优良学风的形成，学术水平的提高，扩大学校的影响，都起了很大的作用”。[28]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彼时的教授是必须到一线工作的，他们往往要讲授多门课程，课时繁重，但由于教授们多数是名师且学问广博，往往既可以造福学生，又可以给学校带来良好的社会声誉。当然，在彼时，也有相对完善的学生管理制度、奖励资助，这都有助于提升中山大学的综合水平和影响力。
不难看出，1927年的中大从整体上看，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新气象，但同时由于党化教育的影响，也往往会让学校遭受政治意识形态摇摆的左右。由于诸多事务都在尝试和摸索中，难免有反复和摆动，甚至是逆流。但从整体上说，民国时期的中大在成绩上是辉煌的，在发展上是突飞猛进的，如黄义祥所言，“比较自由的学术风气，多数基础学科和所有应用学科广泛以至长期与社会实践的结合，加上名师汇集之众，科学研究开展之早，学科门类之较齐全，促成中山大学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一起，于1935年5月成为全国首批成立研究院的研究型大学”。[29]
1927年的广州场域是复杂的，也是激荡的，正因为如此，它给鲁迅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反过来，鲁迅恰恰又给广州（尤其是今天看来）带来了独特的回应与财富，那么，请让我们拭目以待，仔细分析鲁迅与广州的1927年的精彩相遇。
[1]鲁迅：《而已集》，《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6页。本书中有关《鲁迅全集》如无特别说明，皆采用此版。
[2]梁艳燕：《鲁迅在广州过得最“柔软”到穗80年图片展开幕》，《南方都市报》2007年1月19日。或可参网络新闻http://news.qq.com/a/20070119/000703.htm。
[3]尸一：《可记的旧事》，原载1942年10月19—23、26日上海《中华副刊》，可参见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7页。
[4]李伟江：《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8—14页。
[5]李伟江：《“鲁迅在广东”研究的回顾与前瞻》，《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13页。
[6]涉及广州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曹聚仁著《鲁迅评传》、林贤治著《人间鲁迅》等，其他往往是一笔带过。
[7]朱寿桐：《孤绝的旗帜——论鲁迅传统及其资源意义》，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320页。
[8]［法］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美］华康德（Loic Wacquant）：《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
[9]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页。
[10]同上书，第142页。
[11]同上书，第62页。
[12]P.Bourdieu，L.D.Wacquant，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98.
[13]具体可参见李全生《布迪厄场域理论简析》，《烟台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辞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651页。
[15]这当然只是原因之一，其他主要原因还包括他与顾颉刚的私人恩怨与冲突，但辞职的做法和他营救无效之间看起来更密切和合拍。
[16]李伟江：《“鲁迅在广东”研究的回顾与前瞻》，《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15页。
[17]具体可参见马蹄疾编录《许广平忆鲁迅》，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43页。
[18]相关的历史事件描述主要参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东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百年大事记》（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3—383页；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卷一大事记），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193页。
[19]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20]有关天文学的传统及其意义可参见张柱林《一体化时代的文学想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21]具体可参见丘传英主编《广州近代经济史》，第三章，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6—277页。
[22]《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令》，《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18日。
[23]《中山大学之新气象》，《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25日。
[24]《中山大学复试已放榜》，《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24日。
[25]《中山大学聘得名教授多人》，《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16日。
[26]《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1927年版，第23页。
[27]《本校教务处概况报告》，《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1927年版，第35页。
[28]黄义祥编：《中山大学史稿（1924—1949）》，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
[29]黄义祥编：《中山大学史稿（1924—1949）》，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