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一 选题的缘起
词义和句法是现代汉语研究的两个重要内容，也被学界认为分属两个不同的层面。因此，词义学和句法学长期以来都在各自认定的领域里发展着，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回顾20世纪的现代汉语研究历程，不难发现，以句法学为重要内容的语法学发展势头强劲，无论在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然而，以词义学为重要内容的词汇学和语义学跟语法学比较起来则相对滞后，尽管词义学、词汇学、语义学也各自结出了硕果。当我们探究词义学相对滞后甚至式微的原因时，以下三点也许值得深思。[1]
第一，20世纪词义研究滞后于句法研究的历史似乎迫使我们相信，和语言研究的其他领域相比，词义学、词汇学和语义学研究也许真的要艰难一些。二十多年前，张志公先生（1988）就曾感言：“语汇重要，语汇难。”[2]陆俭明先生（2006）也认为词汇研究很难但很重要。难在两个方面，其一，词汇研究要求研究者要通古今，通文字、音韵、训诂，要了解历史，了解文化。而要做到这两个“通”和两个“了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二，研究词汇必然碰到意义问题，而意义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很难研究的东西。[3]所以说，尽管我们知道语言的意义研究很重要，但是实际研究起来却困难重重。长久以来，词义是什么或者什么是词义的问题之所以成为哲学和语言学中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也许就是因为其难。我们知道，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L.Bloomfield）（1933）曾用一套“刺激—反应”理论来说明言语行为和言语的意义，并用一个直观生动而典型的例子——琪儿饿了，想吃树上的苹果，于是叫杰克摘苹果给她吃——来说明他的观点。但是尽管这样，布龙菲尔德最后也不无遗憾地承认：“在语言研究中对‘意义’的说明是一个薄弱环节，这种情况一直要持续到人类的知识远远超过目前的情况为止。”[4]从布龙菲尔德（1933）对语义的“迷茫”算起，至今八十多年过去了，人类也已经进入了以语言（其核心是语义）为载体的信息时代，但是我们依然对语义是什么感觉“迷茫”。这种对语义的“迷茫”以及由此而来的“语义障碍”，既严重制约了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又严重影响着信息时代的纵深发展。这也启示我们：语言研究的困难在语义，而语言研究的核心价值也在语义。困难与价值同在，正因为语义研究难，方显语义研究的巨大价值。
第二，20世纪词义研究滞后于句法研究的历史似乎迫使我们相信，我们在语言核心要素的确认和语言研究观念的更新上也许存在问题。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具有帮助人类社会保存信息、传递信息、解读信息、获取信息的重要作用，但在语言的众多组成要素中，学界对什么是语言的核心和主导要素却存有歧见。事实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会直接决定我们对语言研究的观念和态度，而我们的语言研究观念和态度最终会影响和制约我们的研究能否深入，能否取得实质性成果。尤其是在信息时代，人类对语言的需求已经越来越巨大、越来越迫切，语言研究能否取得理想的实绩来满足自然语言处理的需要，能否解决时代发展遇到的语言问题，进而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最终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优质的语言服务，笔者认为关键在于我们对语言的核心和主导要素的准确把握和语言研究观念的更新。
关于语言的核心和主导要素以及语言研究的观念问题，历史上曾有过不同的看法。对此看法，赵世举先生（2008）曾经指出，传统语言学实际上是孤立地看待词汇，主要是关注词汇自身，而较少关注词汇与语法的关系；18到19世纪之交，用自然主义的方法研究人类语言本质的普遍唯理语法兴起，尤其是20世纪结构主义的盛行和以生成语法理论为中心内容的乔姆斯基革命的影响，语法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词汇与语法被剥离，词汇的价值被轻视。语言学界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语法是语言的主导和核心，词汇只是备用的材料，语言的运用只是根据语法规则对词汇进行组配的看法。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本末倒置的。[5]我们赞同赵世举先生的看法，词汇语义的确是语言的核心和主导要素，孤立地看待词汇语义甚至轻视词汇语义的做法和观念都是十分有害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当然，这种不良的语言研究观念是时代的产物，我们无意于诟病前人，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应该对语言研究的观念不断地做出有利于前行的反思和更新。
从世界语言研究的潮流和趋势可以看出，极端的形式主义排斥语义，认为语言学的中心任务是研究语法成分之间的形式关系，并不需要涉及这些成分的语义性质和语用性质；而极端的功能主义完全反对这样做，认为凡是形式必受意义的制约和影响，两者无法分开。非极端的形式主义和非极端的功能主义对语义在语言研究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语义在何种程度以何种角度切入语言研究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存在差异，其论争主要也在语义上。认知语言学也主要是从语义角度对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竖起了反动的大旗。转换生成语法认为，语法尤其是句法，是语言结构的一个独立部分，与词汇和语义有着根本的区别；而认知语言学认为，语义比句法更为基本，语义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句法，句法不能独立于语义而获得描述。事实上，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也确实遇到了难以克服的语义障碍。总之，对语义的不同态度决定了他们各自的研究行为和价值取向，任何一个语言学流派或思潮的形成都无法绕过语义或轻视语义，语义在语言中的核心和主导地位也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知道，语言的意义（语义）是以词为最基本的承载体的，因此，对词义的研究就成了语义研究的重要核心内容之一。词作为基本的语汇单位和语法单位，在语法研究和语义研究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价值。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词汇在语法研究和语义研究中的作用被发现、被认可，建立在词汇基础上的词汇语法理论、词汇语义学以及句法—语义界面研究方兴未艾。汉语学界的一些学者也逐渐认识到了语义在语言中的核心和主导地位，并做了很多有创建的探索。比如，苏新春先生（1997）坚持以语义为中心的语言研究观，认为语言的结构就是以语义为主以语形为辅的语言存在状态。[6]李葆嘉先生（2007）主张建立语义语法学，认为语义语法学的语言观就是认为自然语言系统是建立在认识符号的实体范畴化（聚合性义场）和范畴关联化（组合性义场）基础上的语义网络。[7]赵世举先生（2007）曾经非常明确地说：“意义是语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们表达时，首先是‘意’（想要表达的内容），然后才据‘意’择‘形’（表达形式），而‘形’随‘意’转，足意为度；从语言理解的角度说，则是据形索义。显然，意义才是语言运用的轴心。从意义和表达形式的关系而言，意义要求甚至规定着表达形式。形式是为意义的表达服务的，它只是语言运用者根据意义表达的需要所做出的一种手段选择。”[8]从以上这些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语义是语言的核心这一语言研究观念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在语义核心观的影响和主导下，语义研究和语法研究必将取得新进展和新成就。
第三，20世纪词义研究滞后于句法研究的历史似乎迫使我们相信，我们进行语义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也许应该重新审视。语言研究从传统的语文学时代走向现代意义的语言学时代，其动因之一就是研究目的的转变和方法的革新。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任何研究都必须先有个预期的目的和目标，否则无所谓成败。而有了目的和目标以后，方法的选择就至关重要了，因为研究的对象是客观的，其难易程度应该说也是相对的，但是用什么方法以及如何改进我们的研究方法却是人为的，受制于众多的主观因素。例如，从20世纪70年代起，研究者们就逐渐认识到词汇语义和句法之间有一种规律性的联系，句法结构是约定俗成了的语义结构或者概念结构，词汇语义对句法形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于是围绕词汇语义和句法结构之间的关系开始了句法—语义界面研究。可以说，句法—语义界面研究的兴起就是学者们对语义研究的目的和方法进行重新审视的结果，因为句法—语义界面研究融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为一体，实际上既是一种研究理论，也是一种分析方法。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最终对句法做出语义解释，这既是对句法的研究，也是对语义的研究；其方法很独特，就是要深入挖掘词汇语义的句法特征和句法信息，通过句法来思考词汇语义，通过词汇语义来观察句法。徐烈炯先生（2007）曾经说：“词义影响句法，这就是所谓的句法—语义界面问题。”[9]沈园（2007）也曾概括指出，“句法—语义界面研究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动词语义在很大程度上对句法形态有决定作用，‘……论元的句法实现——其句法范畴和语法作用——经证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动词的意义中预测出来’，但是并非动词意义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决定动词论元的句法实现”。[10]因此，分析说明词义的哪一部分影响句法，词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句法，以及词义如何具体地影响句法就成了句法—语义界面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性问题。也就是说，解决句法—语义界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挖掘词义所蕴涵的句法个性特征，描写词义的句法信息，因为“词语携带了丰富的句法语义信息，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所在的句子的句法语义结构。反过来，句子之所以表现出不同的句法语义结构，也正是因为其中所包含的关键词语不同。而进一步考虑，实质上也就是概念之间的关系制约问题。重视词语的具体意义（事实上是概念之间的关系）对句子意思理解的影响，重视词语的特征研究与描写，这可能是解决语义与句法接口问题的一条光明大道”。[11]此外，由于句子生成的基本规则最终都要由词汇来实现，而“语法规则并非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具有那么高的普适性。影响其普适程度的恰恰就是词汇单位的句法个性。换句话说，词汇单位的句法个性正是句子共现和共存变异的主要原因”。[12]“词语的组合选择更是直接受词汇语义的制约。语法学界所做的搭配研究、语义特征分析、范畴分析等都可以说明这一点”。[13]由此可见，词汇在语法研究中的作用极为重要，“词汇主义已经成为当今语言学研究的倾向之一，在整个语法理论中，词库的地位已变得越来越重要了。”[14]所以，我们认为，面向信息时代的语言研究应该更加重视和加强不同的语言层面的结合研究，尤其要重视句法—语义界面研究。因为，语言分层面研究以整体性为前提，着眼点和落脚点在局部；语言跨层面研究以局部性为前提，着眼点和落脚点在整体；而句法—语义界面研究的语言研究观，既体现了语言分层面各自研究的重要性，也体现了语言跨层面结合研究的重要性。
回顾世界语言学近二三百年的发展历程，可以说，19世纪是特别重视语音的世纪，通过探求不同语言之间词汇和语音的对应关系，构建了语言谱系，其代表性成就是历时比较语言学；20世纪是特别重视语法的世纪，通过探求自足的句法系统，创立了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等描写语法系统的分析模式，其代表性成就是共时描写语言学；21世纪应该是特别重视语义的世纪，通过深入描写词汇语义所蕴涵的句法特征和句法信息来探求语义和句法之间的接口规律，以最终揭示自然语言的运作机制，为科学地描写语言、解释语言和自然语言的机器处理作出贡献，推动信息时代全面深入发展。
二 选题的意义
我们知道，语言研究尤其是语义研究的观念更新、方法选择和目标确立，其中的每一步都充满艰辛。句法—语义界面研究的兴起是学者们艰辛探索的结果，是学者们在语言研究的海洋中激起的一朵浪花。本书基于句法—词义界面，探讨现代汉语实词词义的结构以及各个结构要素的句法功能。其研究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基于句法—词义界面的现代汉语实词词义研究，有利于从新的视角和思路来审视并推动词义研究。我们知道，传统的词义研究主要局限于对词义、词义的引申分化、词义之间的关联、词义的历史发展演变、多义词等的研究，而且对词义的性质和词义内部的构成成分的分解也缺乏客观的标准。例如，传统语言学和中国小学中的训诂学主要是对词义变化的考据；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对词义变化类型的考察与比较；结构主义语言学对词义的研究则强调处于共时关系中的词与词之间的意义关系，比如同义词、反义词、上下位词，等等；认知语言学的词义研究注重认知方式和认知过程对词义构成和词义变化的影响。而基于句法—词义界面的现代汉语实词词义研究是通过深入比较和分析不同词的词义结构要素的组合特征，从词义中分离出那些影响句法的词义要素，也就是对论元的句法实现有决定作用的词义成分来研究词义。很显然，这种做法革新了先前研究词义主要以直觉为主的局面，主张以词义的句法结构特征为主要依据来研究词义。尽管句法结构不是词义研究的唯一依据，但这毕竟有利于推动词义研究的形式化进程，也使得词义研究的局面和状况大为改观，而且这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无论是对词义研究还是句法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
第二，基于句法—词义界面的现代汉语实词词义研究，通过挖掘词义蕴涵的句法特征和句法信息，可以很好地阐释句法结构的词义基础，有利于改变词义研究和句法研究各自为政的不良局面，进一步明确词义和句法这两个语言层面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利于现代汉语词义学和句法学各自检点自己的历史，进一步明确在信息时代的前进方向，从而更加深入有力地开拓各自新的研究领域，最终推动语言学朝向信息时代的要求快速发展；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语言的基础性核心要素是语义，语义的基础性核心要素是词义，词义就是语言的基础性核心要素——这一语言学思想，从而从新的角度对语言做出新的理解与阐释。
第三，基于句法—词义界面的现代汉语实词词义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本书对词义内部结构要素所做的分析与描写以及由此建构的词义球结构理论模型，不仅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词义知识和词义理论，而且在词汇语法教学以及词典编纂、机器词典研究、语义知识资源库建设、新的词类体系构建以及自动句法分析等方面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