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特征及影响因素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及提出背景

1.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

关于我国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的学者对其有不同的理解，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温家宝总理在《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报告中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有市场需求前景，具备资源能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等特点的新兴产业。万钢认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战略性”是针对结构调整而言的，在国民经济中具有战略地位，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大和长远影响，这些产业是着眼未来的，它必须具有能够成为一个国家未来经济发展支柱产业的可能性；“新兴”主要在于技术的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1]姜大鹏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那些代表着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和方向，具有广大的市场前景、经济技术效益和产业带动效用，并且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国家安全的新兴产业。[2]龚惠群等人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大和长远影响，有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未来经济发展的支柱，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中具有主导性地位，并处于成长过程的产业。[3]郑江淮则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战略性产业和新兴产业的结合，其中，战略性产业具有社会收益，即不简单体现为它本身的收益规模，对一个国家来说，应当是“好”的产业，即能够吸引民营企业愿意大量投资的产业，能够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能为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的产业；新兴产业则是属于产业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的产业。[4]综合目前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理解和认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处于成长过程中的产业；第二，是代表着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和方向，具有广大的市场前景、经济技术效益和产业带动效用的产业；第三，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大和长远影响的产业。

基于对现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各方认识的梳理，在此认为，对战略性产业和新兴产业不应割裂地加以看待，战略性新兴产业首先应是处于成长过程中的新兴产业，同时，由于这些产业符合未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前沿和方向，代表着科技和产业的发展方向，同时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性和带动性等多方面原因，因而具有较强的战略性，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安全具有重大和长远影响。因此，国家或地区会将这些产业作为未来应重点发展的产业对其进行培育和发展，使其尽快成长为地区的支柱产业。

2.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的背景

从世界范围看，并没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提法，但是却有新兴产业的概念，现在世界上所称的新兴产业（Emerging industries），主要是指随着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海洋、空间等新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系列新兴产业部门。[5]其实，这些产业并不是在21世纪的今天才出现的，这其中的大多数产业都有相当长的发展历史。例如，电子、信息、新材料等产业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已经出现，生物产业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新能源、海洋和空间技术产业虽然起步相对较晚，但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这些产业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世界性新兴产业，主要在于以下两点原因：

（1）人类可持续发展环境的恶化。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能源的消耗迅速增加。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在德国法兰克福发布的《2004地球生存报告》批评说，人类生活使地球上自然资源的消耗速度大大超过了其恢复速度，尤其是在西方工业国家。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如果当前的能源政策持续不变，2030年全世界的能源需求将比2004年增加大约60％。与此同时，污染物尤其是温室气体的排放，对自然界的影响也日益显著，对人类的生存构成极大威胁，甚至可能对某些经济部门（如农业）以及沿海地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能够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减少对资源的巨大消耗，或者能源需求较低等的产业成为发展的重点。许多国家和地区为这些产业的发展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才，以期早日在这些领域能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2）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从表面上看是美国金融机构创新过度，金融监管不力所导致的，实际上其根源是世界产业发展方向不明确的结果。金碚就曾指出，从美国房地产次贷业务开始诱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尽管因其主要爆发于金融领域而被称为“金融危机”，但却深刻反映了实体经济特别是产业经济中所存在的深刻机制缺陷，即反映了各国产业发展的创新机制、成本控制机制和市场渗透机制存在严重的问题。世界经济似乎发生了不知向何处去的困惑，尽管所有的人都在呼吁“创新”，但却因创新机制缺陷而看不明创新的方向。[6]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迫切需要重振制造业的昔日雄风，需要有新的产业能够取代计算机产业曾经的支柱地位，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术以及海洋、空间技术等引发的产业由于其发展空间的相对广阔成为选择的对象，并成为美国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3.南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性

中国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也日趋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面对世界新一轮的技术革新和各国的产业升级，把握住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在这一背景下，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通过新的产业体系的构建，进而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的转变，提高经济可持续能力的提升，显得尤为关键。我国在2009年9月22—23日，温家宝总理连续主持召开了三次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座谈会，正式提出了新能源等七大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并最终将战略性新兴产业明确界定为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生物医药、信息产业以及空间、海洋和地球深部开发等六大领域，同时制定了较为详细的科技攻关路线图和战略部署。

南京的发展也同样存在着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首先，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提出需要南京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步伐，通过新兴产业的带动谋求产业发展上的新突破，促使南京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走在全省及全国同类城市的前列。其次，南京目前的产业发展态势也需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带动。世界产业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新旧产业的更替是经济持续繁荣的关键。南京原有的支柱产业附加价值已逐渐减少，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可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助于使南京经济继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再次，长期快速发展形成的资源环境约束，需要南京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减少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和消耗，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益、高产出的特点，发展这类产业有助于南京突破资源和环境约束的瓶颈，加快产业的优化和升级。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起步阶段的四大特征

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自身特点，可以总结出其在起步阶段的主要特征，概况来讲，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技术创新高度活跃，创新性破坏频繁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主导技术路线尚不明朗，存在着多种技术路线选择，如新能源汽车就有电动车、燃料电池车、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等多种技术，太阳能发电也有晶硅电池、薄膜、光热发电等技术，主导技术存在不确定性；其二是频繁出现颠覆性创新，从而对此前的技术造成“创新性破坏”，使原有产能短时间内变成不良资产。如果不注重掌握核心技术，只注重扩大投资、上项目的做法，就会放大技术上的风险。无锡尚德的发展就是其中的典型事例，在技术不稳定的情况下，产能的不断放大，将扩大新技术对原有技术的创新性破坏的程度，最终将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

2.现实需求有限，潜在市场规模较大

从此次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情况看，市场需求的培育十分重要，现实的需求不足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导致的：

一是在新兴产品替代传统产品时，遇到传统产品性能几乎完美以及服务设施完善的市场障碍，如电动车替代汽油车。石油工业经过长期的发展，其技术性能、产品价格以及市场的配套等已经被广大消费者所认同，并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这样的情况下，改变原有的资源基础，发展以新的替代资源为主的产品，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产品技术性能上的障碍，更重要的是来自于消费者的认同，以及整个市场结构体系重新构筑所形成的障碍，这将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有效突破的。

二是部分领域有着供给创造需求的特点，也就是说，提供了有效的供给才能形成需求，如物联网。在供给难以保证的情况下，即使市场具有较大的需求潜力，也仍旧无法形成充足的市场规模。

三是新兴产品在市场化初期成本偏高，在现有规则下市场竞争力较弱，如新能源产业。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起步阶段技术创新投入较多，而限于技术和需求不稳定等情况，难以扩大生产规模，形成规模经济，此时会导致这些新兴产业成本过高，广大消费者难以承受。这也是大多数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都会面临的一大障碍。目前中国新能源等产业发展上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成本偏高导致的市场规模有限。因此，政府的资金扶持对这些产业就显得尤为重要。

3.企业更新活跃，产业组织结构变化剧烈

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起步阶段，大多是由一些创新型小企业所推动，这些企业技术创新十分活跃，大量的原始性创新来自新兴企业。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革命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微软、思科、雅虎等仅用了数年的时间就从创立成长为世界IT巨头。但是，这也导致了企业之间成功与失败的快速交替，成功与失败往往在一夜之间就会发生转换。因此，产业的微观组织结构十分不稳定，处于快速变化的阶段。

同时，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尚未形成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企业间分工尚不明确，企业必须自己解决产品生产过程中的配套问题，因而垂直一体化成为这一时期的企业主要组织方式，也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产业组织政策就不能沿用“求大”的传统做法。

此外，由于技术更新快，企业组织结构变化快，因此面对新的市场机遇的巨大诱惑，投资容易呈现“蜂聚”现象，造成投资的集中涌入，这样也会导致投资风险的加大。

4.创新压力较大，体制机制处于滞后状态

新兴产业的出现一方面会对既得利益集团形成挑战，另一方面，新技术、新的产业发展态势、新的产业业态的涌现使原有的体系机制、政策、措施等难以适应，对既有体制、机制会带来挑战。如信息技术革命对电信业监管制度的挑战，以及现有的产业政策在面对产业融合等新兴产业态势时表现出的监管上的滞后等，都对新兴产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产业体制、机制的创新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而言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如果准确和深入地把握产业发展的新态势、新趋势，制定出既适合本地发展需要，又能够加快新兴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

（三）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从世界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看，一个产业的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这些因素同样也是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和发展的因素。其中，创新、市场需求、政策推动等是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和发展的主要因素。

1.技术创新

创新是影响产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一个综合概念，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创新更多的是指技术上的创新。产业经济学的学者研究了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指出，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兴起、发展的主导力量。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会经历“兴起—扩张—减速—收缩”的历程。库兹涅茨对世界各国产业发展进行的大量分析结果显示，生产中大多数部门的增长都会经历趋缓的过程，导致产出部门增长趋缓的原因有来自与其他产业部门的竞争、产业扩张资金规模的下降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相同产业的竞争等多方面因素，而技术进步速度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技术进步速度的缓慢是导致产业增长趋缓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他认为，技术革新常常引向建立起一个新兴的工业（部门），来与过去曾受益的工业（部门）相竞争，从而进一步限制了后者的增长潜力。[7]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一些学者开始从动态、演化的视角来探讨技术创新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Abernathy和Utterback提出的A-U模型是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在企业所处产业的各个阶段创新的不同类型，认为企业的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是相互关联的，企业的创新类型及创新频率取决于企业所处产业的成长阶段，[8]从而为理解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新熊彼特主义者们的研究进一步拓宽了创新与产业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视野，从更为宽广的角度分析了创新对整个产业体系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创新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和地区整体产业竞争力的大小。从世界范围来看，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同时存在着不同的（“较好”或者“较坏”）技术、产品和企业，而且这些企业的技术吸收、积累和创新的能力也是不同的，一些国家比较先进，一些国家比较落后；或者在一个国家内一些产业部门比较先进，另一些产业部门比较落后。一旦各种各样的经济诱发创新的条件（如市场诱发、科技推动、价格诱发等）导致新兴产业出现时，那些技术水平高、技术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就会纷纷通过自主技术创新向市场推出新产品，这样就在世界范围内导致了国家（地区）之间和国家（地区）之内的两个基本调整过程：一是新技术在那些技术水平高和技术创新能力强的“比较优势”的企业和部门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使某一地区的相关产业部门技术平台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新兴产业部门中的新技术相对于其他国家（地区）相应传统产业部门中的老技术，形成了明显的“技术平台差距”，促使这些国家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使其处于领先地位。二是国际市场上贸易份额的分配产生了调整，那些产业技术水平及其创新能力领先的国家（地区）在世界市场上就会逐步取得更多的份额，从而形成更多的利润。这样就导致了国家（地区）与国家（地区）在经济增长方面的差距。[9]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建立在新技术的突破和应用基础之上的产业，创新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壮大的首要条件。由于这些产业是以科技创新和核心技术重大突破为发展动力和基本支撑的未来高新技术产业，其高成长性、高回报率需要以可持续创新的研发实力和能力为前提。[10]因此，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要将创新作为最关键的要素加以重点培育。

2.市场需求

任何一个产业出现以后，都受到市场需求程度的巨大影响，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这些产业处于生命周期的初期阶段，其需求市场还处于起步和培育阶段，需求量相对较小，需要进行充分的引导。但是新兴产业由于技术还不够成熟，创新需求大，而创新又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些投入一方面可以来自于政府的扶持，但更重要的则应来自于市场。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规模的扩大，消费者对其产品的认同，往往是决定这一产业能否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姜江通过对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政策的研究后指出，以往的政策更加重视通过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内生增长，与此对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这一轮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计划中，各国在产业发展初始就非常重视从需求端引导产业发展。从手段上来看，除传统的政府采购、试点示范、设立技术准入门槛、鼓励外部市场开拓等措施之外，主要发达国家还通过将智能电网、新能源发电、新一代交通体系、物联网等新兴产业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分，加大发展力度。[11]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现象，从根本上讲是因为目前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基础不牢，市场需求的规模不大，消费习惯还没有形成。从前几轮新兴产业的发展来看，蒸汽机、电力技术以及电子技术的发展都具有技术相对成熟、产业应用普及快等特点，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形成了较大的市场规模。但是此次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除新兴信息产业是在现有计算机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技术基础较好，市场已经逐渐形成规模外，其余的几个产业，如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技术还相对不够成熟，目前大多正处于研发设计阶段，产品成本较高，其市场的需求还需要加以引导，尚不具备大规模生产的条件。而且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以往石油工业的一种替代式产业，需要人们改变以往的消费习惯，使用新的替代式能源，这更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也是此次西方发达国家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后大力培育市场需求的重要原因。

3.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是经济构成的基本单位，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主体，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更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熊彼特将企业家精神定义为实施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包括开发新产品、引入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获取原料的新来源、建立新的组织形式），而垄断租金的获得则构成了企业家不断创新的动力源泉。在大多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或新兴产业发展动力的研究中，企业及企业家并没有被纳入研究的范围之内，其实一个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新兴产业的发展，固然受到技术创新以及市场需求的极大影响，但是该产业能否最终成为一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归根到底是一种企业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是否选择该产业所依赖的新兴技术，是否愿意投入资金发展这一产业等都取决于企业家的抉择，企业家不仅决定着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决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新兴产业发展的方向等。

J.B.萨伊认为，企业家的职能是把生产要素组合起来，把它们带到一起。而熊彼特则将企业家严格地定义为那些职能是实现上述五种新组合的人，而一旦这个人只是安定地经营这个企业的时候，则失去了这种资格，因此，任何一个人很少能总是企业家。所以更准确地说，熊彼特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也就是那些具有创新性的人才能被称为真正的企业家。[12]我国学者傅家骥在其著作《技术创新学》一书中也曾指出，技术创新是企业家抓住市场的潜在盈利机会，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重新组织生产条件和要素，建立起效能更强、效应更高和费用更低的生产经营系统，从而推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工艺）方法，开辟新的市场，获得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供给来源或建立企业的新的组织。由此可以看出，企业家（或企业家精神）是技术创新得以实现的重要推手，而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过程中，技术创新又是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这也说明了企业家（或企业家精神）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过程中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

4.政策推动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是重要的推动力量。从世界各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经验看，在这些产业的发展初期，各个国家都会通过一些适当的产业政策推动这些产业的发展。通过产业政策的积极引导，可以促进各种要素资源向这些产业的集中和倾斜，这确实是发展新兴产业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这些政策包括产业发展的规划、法律强制、财政支持、税收优惠、人才培养和引进、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的政策，确切来讲，是形成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有效政策体系。

以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为主的美国，在克林顿政府之前对产业政策并不是十分重视，但是克林顿总统上台后，将制定具有前瞻性、整体性的产业政策作为美国产业振兴的关键，这也是克林顿政府在寻求“政府功能”与“市场经济”平衡点上的结果。为了实现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高美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美国进行了广泛的政府干预，由以往不直接干预产业发展转为推行一系列积极并卓有成效的产业政策，如联邦政府通过促进高新技术的发展来引导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换代，加大政府在研究与开发上的投入特别是在民用方面的投入；克林顿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计划，其中最著名的是“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从而强有力地推动了美国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新兴产业的飞速发展；1993年9月克林顿总统公布国家出口战略，确定半导体、电脑、通信、环境保护、咨询软件工业及服务业等高科技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为六大重点出口产业；对“军民两用”的技术如计算机程序、电子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与开发给予扶持等。这些有效的产业政策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再度繁荣，使以信息产业为主的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以后几届的联邦政府也越来越重视产业政策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小布什政府的能源战略和能源法案预计就对能源技术创新和能源产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奥巴马政府对新兴产业的扶持政策则更加具体、明确。

在东亚国家中，产业政策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更加明显。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省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都认真研究本国和本地区的发展条件，积极采纳专家和学者的建议，制定了详细的产业发展政策，明确每一发展阶段的重要出口导向型产业和进口替代型产业，并制定每一阶段的发展策略。日本作为产业政策的最早提出国，产业政策一直在日本的经济政策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它对促进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起到了重要作用。1945—1960年间，日本采取了倾斜生产方式、产业合理化、产业扶持与振兴政策等一系列产业政策，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全面复苏和起飞。进入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后，日本政府及时出台了《关于产业结构的长期展望》，把发展重化学工业、提高产业的竞争能力作为实施产业政策的重要目标。20世纪70年代以后，针对重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所带来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日本又提出了“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政策。90年代之后日本提出了“创造性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政策，并先后确立了“新技术立国”和“科学技术立国”的战略方针。但由于这一时期产业政策实施不力，而且随后的政府一直没能拿出更加有效的产业政策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导致日本经济陷于停顿。

由此可见，适当的产业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对于广大后发国家和地区而言，在不同的时期，针对产业发展的未来趋势，制定切实可行的产业政策，可以有效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进步，促进产业的跨越式发展。[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