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核心修辞学的修辞观

一　修辞的本质

修辞是修辞主体有意通过优化设计表达以更好、更有效地达到交际目的的言语行为，亦即修辞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一种优化行为，一言以蔽之，一种择手段而达目的的行为。因此修辞的本质就是对语言运用的自觉的优化创新。

对修辞本质的理解关键有二：第一，修辞是一种自觉行为。第二，修辞是一种优化创新行为。

（一）修辞是自觉行为

修辞是一种语言行为，但不是所有的语言行为都是修辞行为。非正常人的喃喃自语、正常人的梦呓等虽然都是语言行为，但因为属于无意识控制状态的语言行为，所以不能看成修辞行为。

一个正常人的语言表达，不管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应该说一般情况下都会有把话说好些、把文章写漂亮些的意识，都有追求好的表达效果的意识，即修辞努力、修辞追求的意识。因而宽泛地说，一个正常人的语言表达行为一般情况下也就是其修辞行为。当然，一个正常人的语言表达行为，其修辞努力、修辞追求的意识会有或强或弱的差异，修辞学更为关注的是正常人一般情况下语言表达中的较为强烈的修辞努力、修辞追求行为。严格说来修辞努力、修辞追求意识较为强烈的语言表达行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修辞行为，或者说狭义的修辞行为。

修辞作为一种语言运用行为，无论是宏观调控还是微观斟酌，都是在修辞目的支配下的主体自觉意识行为、有意行为。修辞行为生发于并且完成于修辞目的的支配之下，表现为一定的修辞努力、修辞追求。在某些时候表达者的某种表达是否出自修辞努力、修辞追求的愿望将会决定这种表达是修辞行为（暂时不论成功与否）还是非修辞行为。如：

少“点”字趣话

山东曲阜孔府大门上对联：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联中“富”字头上少了一点，取“富贵无顶”之意。

明代文学家徐渭在为绍兴一个点心店题写招牌时，有意不写“心”字中间那个点。意为：肚子空了，需进“点心”。

黄浦江畔矗立着安徽在上海招商引资的窗口——裕安大厦。“裕安大厦”四个字乃赵朴初手笔，其中“裕”字左偏旁少了一点。赵朴初是安徽人，他在题字时，感到家乡离富裕还差一点，就少写了一个点，意在激励乡亲们正视现实，加倍补上这“一点”。

郭沫若题写的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展览馆牌匾，“国”字少了一点。有说郭沫若对洪秀全没有继续进军，致使“天国”不完整，而深感惋惜，故而有意把“国”字少写了一点。（《晚晴报》2007年9月3日）

这种汉字运用中的少“点”行为并非因为是名家的“缺失”而成趣话，而是因为这是名家们的一种有意缺失。它们是一种表情达意的故意行为，是一种修辞追求、修辞努力行为，是语言运用的创新行为，换言之，是一种修辞行为（这种故意减少笔画的修辞方法属于析字修辞格），所以成趣。但如果是一个文盲在墙壁上的照葫芦画瓢或小学生在作文中的偶然书写，因无意也就成了缺胳膊少腿的写字失误，是一种写错别字行为而非修辞行为了。

某些时候表达者的某种表达是否出自修辞努力、修辞追求的强烈愿望将会决定这种表达是积极修辞行为，还是消极修辞行为。如，联边是一种积极修辞方法，表现为三个或三个以上相同偏旁汉字的连用，但不能简单地把凡是三个或三个以上相同偏旁汉字的连用，一律都看成联边。只有属于说写者有意安排，有意借助同旁的表义作用加深接受者对字义的理解，同时产生形象上的联想由此带来视觉审美效果的，才是联边修辞方法的运用，否则只能是一般的语言文字运用现象——消极修辞现象。又如：有位女子抱着年幼的孩子上了公交车。因为人多找不到座位，女子只好抱着孩子站着。售票员看到了，喊了几次“哪位同志发扬一下风格，给这位抱小孩的女同志让个座”？但无人应答，而且女子身旁的一个小伙子马上紧闭双目进入了梦乡。乘务员摆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姿势，女子说：“没关系，我儿子睡着了。”那小伙子临下车时瞪了女子一眼：“真倒霉，大清早让儿媳妇骂了一顿。”女子不乐意了，于是空气里又多了几句污秽的语言。在这特定的情景之下，女子说的“我儿子睡着了”是不是双关？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如果女子有意借自己的小孩睡着了来骂那小伙子，一箭双雕，则是积极修辞手法双关的运用；如果不是有意，则只是消极修辞方式的运用——直接通过孩子睡着的事实表示没有座位也能对付的意思。但在这特定的情景之下，话有两歧，容易误解，没能做到表意的准确、清楚、明晰，违背了消极修辞的原则，修辞效果不好。

某些时候表达者的某种表达是否出自修辞努力、修辞追求的强烈愿望将会决定这种表达是运用特定修辞方法的积极行为，还是因为某种失误而产生的言语错误行为。我们曾经指出：“人们的言语行为有自觉与自发之别。自觉的有意行为和自发的无意行为有时能影响到同一语言现象能否作为辞格而存在。比如某些在意义、色彩、用法等方面背离了社会约定俗成的语言现象，作为辞格必须依赖于使用者（说者、作者）的自觉意识，使用者的言语有意违背社会的约定俗成方是辞格，如飞白、别解等；使用者的言语如果无意中违背了社会的约定俗成则是一种语言错误。因此相对于有些语言现象而言，言语主体的有意和无意就是辞格与非辞格的分水岭、国境线。”[6]

需要注意的是，强调修辞是一种有意行为，一种受修辞目的支配的自觉行为，并非将修辞等同于不顾内容的刻意雕琢，相反修辞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的技巧。那些对修辞语境洞达、把握能力和修辞话语模式习得能力极强的修辞主体，他们的修辞话语的创造常常给人不自觉产生出来的误会，其实他们的修辞话语依然是修辞目的支配下的产物，只不过了无修辞痕迹罢了。而这正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最高境界。

（二）修辞是优化创新行为

人是修辞的动物，修辞是人的本性之一。一个正常的人，其表达（无论是说话还是写作）都会有追求好的效果的意识，只不过用心、经意程度不同，实际效果有优劣、高下之别罢了。

我们说修辞是语言运用的优化创新行为，“优化”侧重于语言运用的日常化，更多体现的是语言的常规选择；“创新”侧重于语言运用的陌生化，更多体现的是语言的变异选择、语言的创造。当然，语言的常规选择的优化和语言变异选择的优化，语言的优化与语言的创造是难以截然分开的，而且语言的创造无可否认也是语言的优化，甚至是更高层次的优化，所以简单地说修辞就是语言运用的优化行为。

1.修辞是语言的优化选择

修辞主体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会围绕一定的修辞目的来选择语言材料、方式、方法等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追求理想的修辞效果。这语言材料的选择和方式、方法的运用首先讲究的就是语言的优化选择。如汉语交际中常见的询问：“您（你）贵姓？”对此回答可供选择的语言形式有多种，如：

（1）赵。

（2）姓赵。

（3）我姓赵。

（4）免贵，姓赵。

例（1）、（2）、（3）的回答中答话人只接收了问话人的理性信息（这是主要信息：询问自己姓什么），忽视了情感信息（这是次要信息：对方对自己的礼貌、尊敬）。这些“答”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就不得体，而且“赵”为单音节的姓，单用给人音节失衡之感，因此例（1）更不宜选择。按我们的文化要求，一般来说，得体的选择应该是例（4），答“免贵，姓赵”，“免贵”对应了对方的情感信息，“姓赵”对应了对方的理性信息。当然，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某些情境之下，优化的回答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因为语言的优化选择必须紧紧围绕修辞的目的进行，取得最佳效果应是优化选择最为理想的追求。有这么一则小幽默：

某人和朋友一起吃饭，席间举杯向一个女孩劝酒，并问：“你贵姓？”

女孩说：“干！”那人一口气把酒喝了，又问：“你贵姓？”女孩又说：“干！”

那人感慨：“这位美女真豪爽！”谁知女孩说：“我姓甘……”

女孩出于让对方喝酒的目的，不选择表意明确的“我姓甘”、“姓甘”、“免贵，姓甘”等语言形式，故意选择在席间容易误解的“甘”（容易误会为劝酒语“干！”——喝干杯中酒），应该说更好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甘”在此时的修辞语境下是最佳的优化选择。

语言的优化选择有许多表现，如追求表达的简洁精练、准确明晰、和谐畅达、衔接连贯、恰当得体等等。

2.修辞是语言的优化创新

修辞在优化选择基础上更高层次的追求就是语言的优化创新，即语言的创造。语言的创造最忌照抄硬搬、生吞活剥、重复他人、平庸无奇，而贵标新立异、别出心裁。鲁迅曾经说过：第一个把姑娘比作鲜花的人是天才，第二个把姑娘比成花的人是庸才，如果第三个人还用花儿去比喻姑娘的话，那他就是蠢材了。由此亦可见，最美的修辞一定是最具创新性、最具智慧的修辞。

2010年4月四川遂宁市的旅游宣传语与湖南凤凰古城宣传语雷同一事，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湖南凤凰古城的是“为了你，这座古城已等了千年”，四川遂宁的是“为了您，这座城市等待了1660年”。凤凰古城方面表示，自己的宣传语是凤凰古城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叶文智在2004年喊出来的，遂宁宣传语的提出却是在3年后。曾有媒体报道，凤凰古城将对遂宁提起3亿元的天价索赔。遂宁市旅游服务中心曾回应说，他们的宣传语出自专家的集体智慧，不存在抄袭了谁，“旅游宣传语相互借鉴，这样的例子很多，譬如都江堰的‘问道青城山，拜水都江堰’问世后，武当山又来了个‘问道武当山，养生太极湖’。”并且该中心认为凤凰古城的维权之举有“小题大做”之嫌。此事后来不了了之。从广告创意来说，凤凰与遂宁的广告语确有相似之处，因为这两座美丽的城市都令人神往，也许她们都能借此获得更大的关注。从修辞学的角度来说，如果“为了你，这座古城已等了千年”这句修辞话语先有，那“为了您，这座城市等待了1660年”这句修辞话语的创新性就大打折扣了。

写别人没有写过的内容，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用独到的视角，独到的言语形式表达出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这就是修辞的优化创新，这就是语言的创造。请看一位离异女子的征婚词：“我一生的路是笔直的，转弯只是为了遇见你。”这句话变“离异”为“遇你”，说出了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读来令人温馨，最能打动素质较高的知识男性，表现的是一种语言的创新。钱锺书《围城》中的很多比喻，标新立异，精彩绝伦，妙趣横生，展示了作者高超的修辞能力。如写妓女王美玉：“忽然发现顾先生的注意，便对他一笑。满嘴鲜红的牙根肉，块垒不平像侠客的胸襟”，“牙根肉”怎么能像“侠客的胸襟”呢？但仔细一想，侠客不是爱打抱不平吗？原来这是比喻牙根肉不平，实在让人意想不到。对外国买办“说话里嵌的英文字”，不比“嘴里嵌的金牙”，比作“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的好，此外全无用处”。以肉屑相喻，不仅新鲜，而且含讽，趣味顿生。又如说老头子恋爱像“老房子着了火，烧起来没有救的”；“科学家像酒，愈老愈珍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这些新颖独特的比喻随处可见，让人耳目一新，又带给人深深的思考。

语言的创造不仅体现在书面表达中，也展现于口语交际里。如：

（1）再逼我，再逼我就装死给你看！

（2）我不但有车，还是自行的！

这些话语，幽默诙谐、极富情趣。例（1）模因于“再逼我，再逼我就死给你看”，这是一种格式话语，言之凿凿，决心重重，不过多数时候是吓人的伎俩。此处以“装死给你看”的变异形式出现，新颖但又说出了该格式话语的实质。例（2）几个人在一起显摆，一个说自己有辆宝马；一个说自己有辆奔驰；第三个什么轿车都没有，只有一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可如果说自己有一辆自行车，那将多么寡淡！现在采用类别求同的办法，故意将自行车与轿车混同，还刻意强调不用能源动力的优越——“自行、自动”，“自行车”的语义临时变化为自动的轿车，令人在低廉的简单交通工具与昂贵的带有一定身份标志的轿车、脚力与动力的差异比较中联想，从而使自己的表达跌宕起伏，活泼多姿，这样的表达无疑属语言的创新。以下两例充满情趣、精彩绝伦，也是如此：

（3）帅有个P用？搞不好还不是被卒子给吃掉！

（4）够不着吧，左脚踩右脚上试试。（《新安晚报》2009年2月15日）

二　修辞是语言运用的过程本身

修辞并非只是语言运用的附属形式，而是语言运用的过程本身。修辞并非纯技巧形式，不涉及内容，修辞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许多人认为修辞是衣服上的花边，是建筑的装潢，这是不妥当的。这种认识将修辞当作了语言运用的附属、点缀。我们认为修辞是语言运用行为本身，是语言运用的过程本身，不是语言运用的点缀，不是衣服上的花边、建筑的装潢，而是服装本身、建筑本身。作为语言运用的优化设计行为，修辞介入修辞主体的思维，参与话语表达的意义创造。修辞主体在优化设计语言表达的同时也在优化设计自己的思想内容，因为语言运用的过程同时也是思想内容明晰、丰富、凝练的实现过程。人们对语言运用的优化创新过程伴随在思想内容的丰富、发展，明确与明晰的话语化过程之中，伴随在话语表达的意义创造过程之中，无论是宏观地谋划整体布局、整章结构，还是微观地斟酌词语、设格择句、组合话语都是如此。2005年7月初，闻名遐迩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创立时期（1978年入学的一、二期，统称为78级少年班）的学生27年后重新聚会于合肥。聚会参加者之一的吴向东曾著文记叙了此次大聚会的过程，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中午专家楼停电，我们干脆提前来到少年班教室，正在听高峰侃上海房价和政治的关系，手机响了，是王永，他和卡佳、彭兴正在“梦都”点晚上的菜，说是想题个对联，做成横幅，点题并烘托气氛。还说已草拟了一个：

廿七年前华夏神童科大初聚首

一万日后环球英杰合肥再言欢

虽说是通俗易懂，但总觉得文字上太过平直，希望我能拟一个更能代表少年班水平的。我心中感叹：连吃饭都要题个联，还得原创，实在是雅兴！现如今，恐怕也就少年班的孩子们能有这样的兴致！好啊，恭敬不如从命，我临时凑一个吧！屋里吵，我下了楼。中午的空气潮湿、闷热，我想，这联应该算是个纪念，干脆嵌几个字：七、八、少、年、班，可惜是奇数，只好把“少年”并用了。我想起了曹植，古时的神童；想起我们刚到科大的岁数，正是古人所谓豆蔻年华；要表现当年意气飞扬的张力，还不能工对，干脆压个韵脚。但这地点还是要的，“合肥”二字太俗，不好入联，于是想起淝水，淝水之战，当年东晋八万精兵大破苻坚百万之师，很好的联想，赶紧打手机跟王永确认：“这淝水是在合肥边上吗？”“没错！”好运气。于是用手机写下：“七步何妨？少年意气豆蔻闲；八方再来，班师万日淝水边。”

赶紧发，王永电话催了两遍了。刚上楼，王永电话又追来了：“郭元林说这联挺好，但‘豆蔻闲’不妥，要换！”好家伙，这么精益求精啊？我猜他肯定是嫌“豆蔻”太女性化了，也是，“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确实太柔。想了想，说：“要不你换‘煮酒’吧！”这回是俩大老爷们儿，应该能通过了。果然，卡佳回话：“煮酒，好！I like it！”领导批准了！几经周折，我们的晚宴对联终于隆重定稿：

七步何妨？少年意气煮酒闲

八方再来，班师万日淝水边

（吴向东《“班师万日淝水边”——科大78级少年班2005聚会侧记》，http://scgy.ustc.edu.cn/thirdpage.do?wzgl=WZ2008042200008＆mkdm=LM2007122600008）

从“廿七年前华夏神童科大初聚首　一万日后环球英杰合肥再言欢”到“七步何妨？少年意气豆蔻闲；八方再来，班师万日淝水边”是语言形式的变化，不可置疑，也是思想内容的变化；从“七步何妨？少年意气豆蔻闲；八方再来，班师万日淝水边”到“七步何妨？少年意气煮酒闲；八方再来，班师万日淝水边”虽然只有“豆蔻”与“煮酒”的词语变易，但这词语的变易，是语言形式的变易，也是内容的变易、意境的变化。由此亦可见，优化语言的过程，同时也是锤炼思想的过程，参与意义创造的过程。总之，修辞所追求的不是点缀，不是外在的装饰，而是追求内在思想内容与外在语言形式的完美统一，追求语意两工。而语意两工的统一追求始终伴随于语言运用的过程之中，因此修辞便是语言运用的过程本身。

三　修辞是表达行为

修辞是表达行为。修辞学以表达为立足点，是语言表达之学。

修辞是运用语言表达思想情感时对语言及其行为的有意调节控制与斟酌选择，是语言的优化设计。修辞体现的是在表达思想情感时对语言及其行为的调整修饰和调节控制。因此修辞行为是一种语言表达行为，而不是语言接受行为。语言表达是语言运用行为，只有语言表达，才有“辞”可“修”，其“辞”才需要“修”；语言接受是听读行为，是以理解为核心的语言信息的输入过程，通过听读理解、把握表达的意图、信息与情感，并非运用语言表达思想情感，它无“辞”可“修”（当接受者接受了表达的信息，用语言来进行反馈，此时的接受者就转化为表达者，其行为就变成了表达行为，此时就有“辞”可“修”了）。所以作为研究修辞的学科，修辞学的立足点应该是表达。美国学者P.B.邓斯和E.N.平森在《言语链——说和听的科学》一书中，描述过说听的机理：“从说话人传递到听话人的信息，首先是以言语形式排列的；说话人选择恰当的词和句子来表述他想说的话。然后这些信息经过一系列的转换，成为生理学的和物理学的形态，并最终在听话人一端又重新变成语言形式。听话人使他的听觉去适应一系列的词和句子；在他听懂了说话人所说的话的时候，这个过程就完成了。”[7]“说话人选择恰当的词和句子来表述他想说的话”表明了表达行为有“辞”可“修”，其“辞”才需要“修”的特征，从而也表明了表达行为是修辞行为；“听话人使他的听觉去适应一系列的词和句子”表明了接受行为无“辞”可“修”的特征，从而也表明了接受行为不是修辞行为。因此我们认为修辞学是表达之学，它研究运用语言表达思想情感的优化创新的规律、规则与方法、技巧，其立足点是语言表达。

当然，我们说修辞学是语言表达之学，并不排斥修辞学对语言接受的关注，并不排斥修辞学对语言接受的研究，因为要想取得好的表达效果，必须顾及语言接受，不过修辞学对语言接受的关注，对语言接受的研究，应以表达为立足点，其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表达，更好地总结、概括表达的规律、规则，因为表达是交际的关键，是交际的重中之重。

语言接受值得单独研究，甚至建立语言接受学，以揭示语言接受的规律、规则与方法、技巧，但语言接受学不属于修辞学。

四　修辞既是微观的斟词酌句，更是宏观的谋划设计

修辞是语言的调节控制行为与调整修饰行为，如果说调整修饰偏向于微观斟酌选择的话，那么调节控制着眼的就是宏观的谋划设计。传统修辞学比较关注选词炼字之类的局部细节，以致招人误会修辞就是字词句的推敲。核心修辞学认为字词句的推敲斟酌等是修辞，因为它是修辞行为的微观设计；表达的方针思考与谋略设计，如布局谋篇、语体风格的确定等同样也是修辞，因为它是修辞行为的宏观设计。修辞不能只看局部而不管整体，相反应该是整体调控下的局部精雕。

清代的李渔论述文章写作，有一句名言，叫做“袖手于前，始能疾书于后”。“袖手于前”就是打腹稿，主要就是谋划文章的整体布局、整章结构。文章写作如此，口头表达亦然。整体布局问题解决了，局部的细刻描画才会奔涌畅达，即“疾书于后”。

修辞既是微观的斟词酌句，更是宏观的谋划设计。核心修辞学不仅要研究微观修辞方法，更要研究宏观调控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