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与作家协会——在冯积岐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陕西作协为即将退休的最后一位专业作家同时也是专业创作组组长的冯积岐举行这个“冯积岐作品研讨会”，我很高兴也很感慨。会前，冯积岐给我打了电话，要我一定参加，说我是多年关心他的创作的，而他则是退休前的一番“垂死挣扎”。我知道，冯积岐为开这样一个研讨会，纠结了好几年，努力了好几年，终于，在作协新书记上任后，愿望得以实现。我的发言可以概括为“三个一”：一声叹息，一个遗憾，一点看法。

一声叹息。冯积岐是陕西作协的最后一位专业作家，某种意义上，也是最后一位作家。今天这个会是冯积岐的作品研讨会，其实也是冯积岐的送别会，送别最后一位作家离开省作协。作家与作家协会的关系，说来话长，其历史，其现状，有着许多让人深思的问题。陕西省作协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前，陕西省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来作协指导如何办好会，召集作协全体人员参加，主任讲话说，不要看你们都是作家如何如何。我听了举目一望，哪里有作家啊？陕西作协到明年就正式成立60年了，我受省作协安排正在撰写陕西作协的大事记，也读了山西作协的一些历史资料，包括山西作家张石山写的《穿越——文坛行走三十年》，对秦晋两省的作家协会历史发展有了一个总体印象。陕西作协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4年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作协瘫痪，其特点是作家们成立作家协会并依靠作家协会专心创作。

1953年10月4日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作家协会章程》，关于“中国作家协会的任务”，一共提了六条：“1.组织作家创造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和高度艺术性的文学作品，藉以教育广大劳动人民，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精神品质，鼓舞他们的劳动和战斗的热情，为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国家、争取我们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胜利而斗争。2.领导作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学习党和政府的政策，研究社会生活，并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不断地改造和提高作家的思想。3.领导积极的、建设性的文学批评工作，研究和分析作家的作品，在创作和批评中贯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提高作品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促进文学形式、文学风格的多样性的发展。4.指导文学普及工作，培养青年作家，尤其是工农兵群众的作家，进行对群众文艺团体和初学写作者的指导，将成熟的作家的经验传播给他们，并发展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事业。5.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批判地接受中国的和世界的文学遗产。整理和研究古代和近代的中国文学，发扬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6.加强国际间的文学交流，介绍苏联的文学、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学、亚洲各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文学，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和进步文化的斗争。”这些“任务”概括起来主要是四点：一是组织作家创造文学作品；二是领导作家学习既定的理论和政策；三是培养青年作家，尤其是工农兵群众的作家；四是进行国际间的文学交流。陕西的作家协会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之西安分会，自然也是按总会的“任务”要求进行工作实施的。而从历史的实绩看，这个阶段陕西作协的主要成就一是创作丰收，出了柳青、王汶石、杜鹏程三位大家，二是《延河》办得卓有影响，有小《人民文学》之誉。

1954年11月，一批曾经跟随共产党打天下的作家和文化人在战争结束后，在和平时期，成立作家协会，目的明确，就是给自己建立一个平台，静下心来专心搞创作。马健翎在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成立大会开幕词中说：本会的任务是领导会员学习马列主义、党的政策，深入生活，努力创作，培养青年作家和兄弟民族作家。分会成立后，先后调入的驻会专业作家有柳青、王汶石、杜鹏程、戈壁舟、魏钢焰、王宗元、胡征、李古北、汤洛、李若冰、余念、高敏夫、王琳、王丕祥等。这些作家基本上都创造了完成了他们可以载入陕西当代文学史或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作品。

第二个阶段，从1973年“文化大革命”后期《陕西文艺》创刊开始，至1993年文坛所谓的“陕军东征”时期，由于老作家的倾心扶持，一批文学新锐走上新时期文坛，成为陕西文学乃至中国文坛的中坚。

1983年9月陕西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章程》在“总则”中，除了继续列举学习、创作和交流任务外，在第五条特别强调说：“采取有效方式，积极辅导青年作者，培养新生力量，努力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文学队伍。”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并兼任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的李若冰，在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题目就是《继续发现和培养人才问题》，他在讲话中说，“我们陕西文学界，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人才辈出，势力雄厚，潜力很大”，“中国作协的同志对我说，陕西中青年作家队伍发展很快，已经形成了一个作家群”，各方关注，“我想特别强调一下，我们应该把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作为我们陕西分会一项首要任务”。作为省委宣传部和省作协的一位领导，李若冰强调：“我们陕西分会应该有这样一个长远的战略考虑，在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和爱惜人才方面，作出更多的贡献。”对于发现和培养人才，除了强调和呼吁，李若冰在讲话中还讲了许多切实有效的措施。

“文化大革命”后期以至新时期，胡采、王汶石、杜鹏程、李若冰这些作家领导着作家协会，他们中有些人已经不再搞创作了，但他们关心文学，热心扶持青年作家。如王汶石，面对新的社会现实，他虽然不再写小说了，但他写了很多创作经验谈，注重与青年作家交流，关心青年作家的成长。作为作家协会的领导，老作家们更是注重并热心发现、培养青年作者。当时是从工农兵业余作者中发现和培养文学苗子，陈忠实、路遥、贾平凹等人就是这样被发现和培养出来的，陈忠实、路遥先后被调到省作家协会，贾平凹被调到了西安市文联。白描、晓雷、闻频、王晓新、王观胜、韩起、李天芳等也都是这样，因为发表了有影响或有实力的作品而受到省作协作家领导的关注，被先后从各个基层单位调进了陕西作协，最终成为新时期陕西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中坚力量。

山西省文联和作协也是由被称为“西李马胡孙”（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这样的作家党员掌握权力，曾做过中国作协山西分会主席、山西省文联主席也做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马烽说过，作家协会要由“作家党员”领导，在这样的作家党员领导下，他们注重发现和培养作家，火车头司炉工张石山、炼钢工李锐、矿工周宗奇、小学教师韩石山、农村基层干部成一，包括当时还在上学念书的郑义、蒋韵都在被关心、培养之列，这些当年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和普通的业余作者后来都被调进了太原市南华门的山西作协，成为新时期山西文坛的中坚力量和代表人物。

还要说到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经历过严峻的革命战争或严酷的革命斗争考验的党员作家领导，他们热爱文学，尊重作家，能写作有自己艺术风格的作品和评论，同时还有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很高的领导水平。以陕西作协领导胡采等人为例，“文化大革命”以后，为了保证作协机关有一个良好的文学环境，他们禁绝某些投机钻营者到作协，比如他们就坚决反对原作协同事、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司令李孑等人重新回到作协。

第三个阶段，1993年至今，作家协会的职能被明确阐释为“协调、联络和服务”。2007年9月通过的《陕西省作家协会章程》在作家协会的“任务”中除继续提到有关学习、创作和培养新人等项任务之外，在第十二条中还说：“加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并与政府有关部门密切合作，为会员从事创作、评论和其他文学活动营造良好环境和氛围，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服务，举办作家的福利事业，积极帮助会员解决生活、工作、学习等方面的困难。”2013年5月9日《西安晚报》刊载了陕西省作协贾平凹主席在省作协六次作代会后的一段话，他在回答记者提问“作协的职能”是否“也在发生转变”时说：“作协不是养作家的地方，只是沟通、联络作家的组织和桥梁。”“作协就是召集大家，提供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目前作协几乎没有专业作家，大部分都是签约作家。而作协的工作就是尽力免除作家们的后顾之忧，如为他们的创作提供帮助，包括和作家所在的单位沟通，为他们提供经济帮助，推荐作家去鲁迅文学院深造等。”贾主席的答言，并非自创，几乎是当前中国所有的作家协会关于作协职能的标准答案式的回答。

从这第三步开始，作家协会在不知不觉间由“作家的协会”变而为所谓的“为作家服务的协会”。其实这个服务，也只是说着容易，做到难。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以来，作协的领导层逐渐由党员作家变成了从不同领域派来的党政官员，作家协会很快由“作家协会”蜕变为行政化部门，以量化考核、政绩亮点为特色的行政化、官僚化管理方式，迅即取代了作家团体以研究文学为时务、主抓创作为核心、培养青年作家为任务的工作职能，特别是以抓钱为中心替换了以抓创作为中心，大会上公开提出的口号就是“梅花三弄：弄钱、弄人、弄事”。

让我们再回到冯积岐这个话题。当冯积岐这个陕西作家协会目前硕果仅存的最后的一位专业作家退休之后，——贾主席也只是兼职作家，我就有一个疑虑，俗话说，家有梧桐招凤凰，当作家协会没有了作家的时候，你光说给作家协调啊服务啊，谁会到你作家协会来？谁会理你作家协会呢？“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而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这里说的是“陋室”，其实也可以用来言说作家协会。有什么主人就会招什么样的客人，作家协会应该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而不应该是“座上皆官商，往来无作家”。已经去世的前陕西作协专业作家、创作组组长王观胜就曾经不止一次地调侃过，“你在作协大门口看，那些穿得脏嘛咕咚、人显得没神败呆的进作协，不用问，就是找某某某的”。现在的局面是，文学在民间，作家在民间，文学中的大才高手都在民间，你跟作家们协调啊联络啊，缺乏了作家彼此之间的文学情谊、艺术趣味和共同的价值指向，你凭什么给人协调？所谓的“服务”职能如果仅仅止于“经济帮助”和“推荐”之类，在当今这种权力独断并且滥用而缺乏民主管理和有效监督的机制下，其最有可能的结果是：极少数人会趋之若鹜，而大批作家则耻食周粟，不屑于嗟来之食。

那么，这是不是说我就一定主张或者赞同作家协会要设专业作家呢？非也。我只是觉得，一个号称作家协会的地方，出出进进，扰攘一片，居然没有作家，岂不荒诞？岂非咄咄怪事？作家也不一定要是专业作家，民国以来甚至是共和国以来，杂志社的编辑也可以是作家，甚至跑腿打杂的也可以是作家。冯积岐当年来作协，多年都还是农民身份，一方面帮着徐岳编刊物，另一方面不也干很多跑腿打杂的事？且不说鲁迅、巴金诸人，就是路遥、贾平凹、白描、晓雷、闻频、王观胜包括冯积岐当年还不都是编辑？张石山、韩石山、李锐、周宗奇、成一当年还不都是编辑？我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假如作家协会还存在，有作家还是比没有作家好，至少名副其实一些，好看一些，好听一些，不是挂的羊头卖的狗肉。再至少，有那么一个半个真正像样的作家，就是拿上二千多元至多三千来元的工资（此非夸张虚构，乃作协作家工资实情）被养了起来，他在作协昂然一站，也不会使堂堂作家协会的价值导向以及趣味格调只朝着一边倒去，弄得认钱不认人，认官不认文。不然就像今天这样，作家协会分成了两种人，一种是公务员，享受着体制内的种种好处，除了一二弱病之外，人人皆有官，个个有级别，尊卑有序，等级分明，关键是论级别拿钱，一个一个都想着向上向上再向上；另一种人乃事业编制，前主席亦属此类，拿的钱还不如他的司机多，众书生皆敢怒不敢言，敢言吃老拳——把你打回老家去，或者把你的头摁在水里绝不让你浮出水面（也并非虚构）。而况，以陕西作协来说，你设或不设专业作家，那十几个专业作家的编制就在那里。而且冯积岐退去之后，这些编制并不是就空出来了，人去制息，而是有些人就占着那些编制，只是不是作家罢了。

感于冯积岐这最后一个专业作家的退休离去，想到作家协会的前世今生，我这里发出一声叹息！

我说的一个遗憾是：冯积岐是一个没有被充分认识和重视的作家。其实，说谁在文坛上受重视谁不被重视，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一个作家应该被重视却没有被重视，应该分析原因。首先，我同意“运气”说，有时候某个人写了一个并不怎么样的作品，但是运气好，各种原因凑在了一起，引起重视甚至轰动。冯积岐可能是运气不佳，但也奇怪，他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搞创作，至今也有三十年了，运气怎么会这么差，一直都没有撞上好运呢？冯积岐冒头、创作上有大的跨越是90年代以后的事，而在这以后，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趋向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研讨会的外面悬挂着冯积岐写作的座右铭，说写作是他的癌症，只有死亡才能中止他的写作，这话说得精彩，但这个时代大家都忙着挣钱当官，你搞文学，闷着头搞纯文学，官小，没钱，也不运作，不活动，你这样的人是吃不开的，所以没有人重视在这个时代也是理所当然。这是时代的价值趋向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我们陕西文坛有三座大山，贾平凹，路遥，陈忠实，都是成了大名的作家，得过全国大奖，大家的眼光、领导的重视以及评论家的研究，主要都盯着这三座大山。当然，这三个作家也是当之无愧，他们的作品是光芒万丈。古人有句话说，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像我这样的从心里肯定冯积岐创作的人，也只给冯积岐写过一篇评论文章，还是应人之约写的，主动性就很不够。

一点看法是：冯积岐是一个重要的优秀的作家，是有文学品格和艺术个性的作家，是陕西作家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可以放在全国文学格局里来考量、研究和评价。有人用“领军”一词来说冯积岐，我觉得“领军”这个词具有战争和暴力的色彩，我不喜欢。我们是弄文的，能不能找一个文雅一点的词来形容？有人说贾平凹、陈忠实他们是陕西文学的“帅”，冯积岐是“主将”，对此我也不以为然。所谓“帅”肯定比“将”哪怕是“主将”要高，但我认为武无第二，文无第一，时移境迁，很难说现在所谓的“帅”在文学史的长河里永远都是“帅”，而冯积岐就永远只能是“将”。这个表达很不准确。我也从来不认为写散文的成就一定比写小说的要小，要低人一等。每一个作家都是“这一个”，谁都不能代替谁。

冯积岐的文学世界是丰富的甚至是复杂的。路遥确实是一个大作家，他的文学世界是丰富的，甚至也是深厚的，但从某个角度来看，路遥的作品又显得单纯了些，现实加理想，文学向度单了些。冯积岐既有现实主义的创作，也有现代主义的探索；既有传统的一面，又有现代的一面，现代中含有传统；既有直面现实的勇气，更有直面阴暗、丑恶的艺术勇气。他不是一个只会抒情的单薄的作家，而是一个有思想、有深度、有艺术个性的作家。比如他的《村子》，我认为就是现实主义的，他对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土地承包到户之后这二十多年的历史，乡村社会的变化，农业文明的变化，乡村人际关系间的变化，农民心理的变化，他的观察和描写，非常真实和准确，其他如人物形象的塑造，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语言艺术，都有可圈可点之处。而像《曾经失明过的唢呐王三》这样的短篇小说，就是现代主义的，意深味长，艺术表现手法新颖独到，非常精彩。我认为冯积岐还有一点，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和重视，这就是作家直面苦难、阴暗和丑恶的勇气和犀利，这是真正的艺术家必须具备的素质。冯积岐的作品中有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忧郁和犀利，这是他深刻的地方，这种深刻性是我们很多作家所不具备的。

冯积岐直到1994年8月，才从一个农民变成了一个国家干部，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一岁了。这还是当时的省作协主席陈忠实拉着他找省人事厅厅长，才解决了他的身份问题。1995年元月才领到国家给的工资，这时他当了《延河》的正式编辑。这可能就成就了一个作家。很多作家很早就成名，也许是因为运气好，又很早就上到了一个显赫的位置上，到后来，或养尊处优，或把自己封闭起来，总之，他们在现实面前变得麻木起来，或者丧失了面对现实的勇气。一个作家，他与现实不发生碰撞，就没有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受包括一些疼痛感受，也就没有思考的动力，没有创作的激情。这些名人或大人一动笔，一发言，他就想我是个什么什么，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最后只好写一些东拉西扯、内容贫乏的东西，只能说一些言不由衷、不知所云的话。这就是名和位对一个作家的腐蚀和毒害。而冯积岐你什么都不是，你是农民你怕什么？你一无所有你怕什么？你整天面对着沉重的现实，令人伤痛的现实，你不面对都不行，所以你观察也细，体验也深；现实的问题刺激你，你不思考都不行，这可能也就成就了你，成就了你的创作。所以你说，写作是你的癌症，只有死亡才能中止你的写作，这个话，只有你这样的作家才能说得出，因为这是你的真切的感受，是你在心里说了无数次的话。

还有，冯积岐是有经历的作家，他几十年的苦难生活，他生活积累的深度和厚度，我们很多作家都不具备；与很多从乡土传统一路走来的陕西作家不同，冯积岐对西方文学特别是对20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文学，兴趣很大，读得很多，钻研也深，这使他的作品，至少在陕西作家里头，具有一些先锋性、现代性的文学品质。这一点，我们要认识到并给以重视。

冯积岐虽然退休了，但他的文学道路并未终止，六十岁对一个作家来说并不算老，也许正是一个作家最为成熟的时期。而我们对他的文学的认知和研究，我相信，也将会愈来愈深化。

（原刊《秦岭》2013年夏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