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考察
人类自诞生以来似乎就永远失去了为人类准备的伊甸园，来自自然的各种灾害时常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人类活动往往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破坏自然为民族生存需要的代价，环境问题如影随形贯穿人类的整个历史。人与自然关系作为哲学史上永恒而又常新的课题，每一时代的哲学家们都依据其生存的现实环境，探讨人在自然界的位置，形成各具时代特色的不同见解，提供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思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萌生于19世纪，历史与现实的环境问题引起了他们的高度关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仅考察了历史上环境问题对于人类生存的破坏性影响，而且以其新哲学的历史洞察力分析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探讨了造成环境问题的社会历史因素，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现实环境问题进行了分析批判，反思作为人类的环境与活动要素而纳入社会历史进程的自然与作为自然对立物而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人类两者之间的互相关系，为其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第一节 环境问题的形成演化
地球生物系统进化过程中出现的飞跃与质变诞生了宇宙中最美丽的花朵——具有理性思维的人类，开启地球自然发展演化的新篇章，标志着地球自然史的新纪元的到来。在地球生存竞争的舞台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构成了新时代的主旋律，赋予地球自然以全新的含义，使其成为与人类相对应的对象性存在。人类活动在自然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造成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一 环境问题的历史视野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人类诞生于工具的制造和使用，社会发展得益于工具的不断进步与完善。作为物质代谢的人类生活，通过生产劳动不断地与外部自然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来满足其生存发展的社会性需要，实现人与自然交往的社会目的。然而，人类使用工具——从简单的锄头到核反应堆——进行与自然的物质变换，都意味着改变、干扰自然界已有的联系，随着人类干扰自然行为规模的扩张和强度的提升，往往会在相应的地域造成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危及自身生存的环境问题。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环境问题进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视野，工业文明时期环境问题的加重引起他们的关注和思考，成为他们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基础。
1.采集狩猎生产方式：被动适应与主动影响
人类在物种关系方面把自己从动物界提升出来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人类一经出现，就以其对抗自然力的实践活动作用并改变着周围的自然，同时改变了作为生态食物链高级物种的自然生存状态。早期人类通过简陋的砾石工具、弓箭、火的发明使用获得了对抗强大自然力的手段，借助自然力来支配周围自然，改变着周围的自然环境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人类成为唯一能够威胁以至于摧毁自己生存所依赖的环境的生物，唯一能够通过不断扩展进入了陆地所有生态系统之中的生物。早期人类在改变自然的同时力图保持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通过采取最为成功、最具灵活性，也是对自然生态系统损害最小的生存方式，不仅在容易获得食物的有利地区能够生存，而且在北极、冰期欧洲的苔原和澳大利亚及南非这样干燥地区的严酷条件中也可以生存。近期研究成果表明，早期采集狩猎的生存方式往往能够以比较少的劳动很轻松地从外部自然界中获取足够丰富的、多种多样的食物，这不仅仅得益于在自然压力或人为强制下对人口数量的控制，同时也得益于人们的需要很少，绝大多数群体依靠很少的物质就可以生存下来。在基本上还没有采用农业耕种方式的1万年前，全世界的人口总数，最高的估计不会超过400万，而在更早的时期，还会比这个数字要少得多。尽管采集狩猎群体在许多情况下都避免过分榨取自然资源以减轻施加在自然环境上的压力，但是，作为地球生物链的高级物种，人类通过不加控制地捕杀野兽，不仅对整个大陆范围内的动物数量产生影响，甚至造成了若干物种的灭绝，北美平原的野牛、阿留申群岛的海獭、欧亚大陆的毛象、长毛犀牛、巨型爱尔兰麋鹿、麝牛、干草原野牛，在人类的追杀下已经灭绝，仅给后人留下化石。[4]
19世纪，关于早期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干扰与破坏的研究成果尚属罕见，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集中进行专门研究，但是，他们通过劳动的社会目的性、人类支配自然的必然性，强调了人与动物存在本质的区别，阐述了早期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特点。一方面，人类劳动，包括早期的人类劳动，都能够在自然界打下自己意志的印记，主动地影响周围自然，改变生存环境原有的物种和面貌；另一方面，受制于强大的自然力，人类被动地适应于自然界，只能借助于神话与巫术在想象中对抗自然力。
2.农业生产方式：自然物增殖与表土资源的耗竭
农业生产方式开启了人类支配自然力的现实进程，实现了自然物的增殖，对人类和自然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农业文明的到来标志着人类从物种关系脱离动物界的进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逐渐被揭开神秘面纱的自然成为人类理性可以认识、实践可以征服的对象性存在，袪魅的自然愈来愈成为现实的自然界。马克思1857—1858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肯定了农业生产方式推进了人与自然关系由想象向现实的转变，“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5]。与采集和狩猎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相比，农业的明显优势在于可以在相同的土地面积上提供更多的食物，尽管它要求人们付出更多的艰辛劳动：清理耕地、耕种、田间管理与收割和照管家畜。通过土地耕种实现自然物增殖，生产出相对丰裕的生活资料，直接带来了两种后果——定居社会和逐渐增加的人口，对于居住地周边环境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定居社会的人口压力一开始只是局部的，但是随着农业的扩展，它的效应也在扩展。人类砍树、开荒造田生产粮食改变了已有的环境，这种改变对自然系统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影响：砍伐森林导致森林被毁，破坏植被导致土壤被侵蚀，扰乱土壤营养循环过程造成土地贫瘠，不当灌溉造成土地盐碱化。不断增多的定居社会不仅把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集中到一起来了，而且也意味着对人类社会来说，要逃脱自己活动所带来的后果是更为困难得多了。在那些特别敏感的生态系统中，在那些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干扰特别集中的地区，社会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逐渐被破坏，最终导致它的崩溃。[6]相对于工业文明而言，农业文明的发展无疑是缓慢的，然而，相对自然演进的进程，其造成的变化却足以糟蹋或者毁坏帮助人们发展文明的环境，往往以耗尽或破坏定居点周围表土自然资源为代价，一些曾经灿烂的古代文明失去了必要的资源而衰弱、乃至消亡。1955年，美国学者卡特和戴尔考察了6000年来人类文明兴衰与表土资源的关系，对人类历史上20多个古代文明地区的兴衰过程及其原因进行探讨，得出令人震惊的结论：历史上绝大多数文明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糟蹋或者毁坏了文明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耗尽或破坏表土自然资源。除了少数例外情况（尼罗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文明人从未能在一个地区持续文明进步长达30—60代人以上，即800—1500年，并且文明越是灿烂，其持续存在的时间就越短。巴哈马文明、玛雅文明的消失所留下的废墟似乎印证了这样的结论：“文明人跨越过地球表面，在他们足迹所过之处留下一片荒漠。”[7]
农业文明时代人类支配自然的行为由于违背了自然规律而遭受自然报复的典型案例给马克思恩格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列举了与农耕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开垦耕地、砍伐森林、传播物种等造成的环境恶化的悲剧，“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那同一种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随同这种含粉的块茎一起把瘰疬症也传播进来了”。[8]
3.工业生产方式：征服自然与自然的报复
近代发端于欧洲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开启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时代。18世纪末，瓦特改进后的蒸汽机显著提高了热效率、提供了稳定的动力，成为可以用于一般机械的“万能”原动机。古老的人力、畜力和水力被蒸汽动力所代替，蒸汽机改变整个世界的时代正式到来。19世纪中叶，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而成为了“世界工厂”，紧接着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开始了工业革命进程。工业文明“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9]，大规模利用自然力以支配自然，以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财富与人口的急剧增长而开启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新时代。
机器大工业创造的人类历史空前的生产力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令人惊叹，资本追逐利润不择手段掠夺自然，造成环境污染公害频频，资源消耗直线上升，生态破坏日益加剧，触目惊心。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征服—惩罚”的特点更加突出。“征服自然”、“控制自然”，全面开发、利用各类自然资源，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产品不断被制造出来，财富像泉水般从地下不断涌现出来，土地的人口承载能力达到了160人/平方千米。生产力的进步却以人类与自然尖锐的对立与对抗为代价，产生于与现代工业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当代生态环境危机几乎与前者同步，至少经历了同样长时期的积累演化过程。自然的惩罚使人类由于面临生存、发展的危机而处在历史转折点上。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了平衡，正处于潜在的深刻矛盾之中，人类千百年来所发展的文明有毁于一旦之虞，而这种矛盾恰恰是人类自己造成的。
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学者对工业文明的破坏性后果有详尽的描述，并在对工业文明的批判中表达了回归自然的强烈情感。如，美国人乔治·P.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 1801—1882）在其《人与自然》一书中首次详尽描述了人类文明对自然的破坏性影响。[10]“达尔文以前的达尔文主义者”[11]德国人卡尔·弗腊斯积极地倡导国家要保护森林[12]，在其著作《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中得出结论：人类在同自然打交道时，如果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的荒芜。又如，美国学者亨利·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8—1862）厌恶工业文明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分离，为逃避工业城市的喧嚣，隐居于瓦尔登湖畔的荒野之中，直接融入自然，在简朴的生活中静心反思人生、享受自然，写下一部品读自然 “寂寞的书、孤独的书、一个人的书”——《瓦尔登湖》，记载了作者两年多的观察与亲身体验，对工业化进程中毁林开荒筑路、破坏自然的批判与忧心忡忡。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工业时代的反自然性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实地的考察，从社会制度的视角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根据人类作用自然的后果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恩格斯批判了人们一味追求眼前利益的愚蠢而又短视的行为，提醒人们必须警惕自然界的报复：“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13]
二 大工业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特点
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创造了神奇的生产力，引起了人与自然互相作用关系的巨大变革。1853年，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写道：“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14]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创造了新文明的物质条件，也创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特点，在其关于资本主义时代的不同角度的考察批判中，辩证地分析了这一系列新特点的利与弊，奠定了其生态哲学思想的现实基础。
1.主观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
工业文明借助日益完善的工具—技术系统以利用自然力，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展现，人类实践在人与自然系统发展进化中发挥的主导作用日益增强。然而，随着人类越来越多地利用自然力，自然规律对人类行为的制约程度也将越来越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视为人类生存的基础，文明进步的动力，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出发，他们高度肯定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巨大创造力，认为工业文明的生产力进步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物质结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凭借日益完善的工具—技术系统，使长期以来人类控制、支配自然力的愿望日益成为现实，大工业的巨大创造力高扬了人类的主体能动作用。“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5]
工业革命直接推进生产力的大解放，盗得“普罗米修斯之火”的文明人获得了利用、改造、征服自然的现实力量，似乎改变了在与自然交往中屈从自然的仆人的地位而可以主导地球自然的演化进程。但是，人类在生存竞争舞台的优势仅仅在于我们能够认识自然界的规律、遵循自然界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复强调人类主动作用自然的行为是以受动性为前提和基础的。其一，人类创造性的生产活动依赖于特定的客观条件，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神圣家族》，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鲍威尔兄弟，明确指出，绝不是观念决定人们的历史，而是人们的物质生产决定人们的历史，同时强调人类生产总是以某种客观条件为前提的，“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有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16]其二，人类高于动物界的奥秘在于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7]其三，随着人对自然作用的强度的提升，自然因素对制约人类社会的强度也在提升。因此，工业革命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一个特点就在于人类主观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
2.环境整体化开发与局部恶化同现
地球自然界本来就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各组成要素构成的综合整体，前工业文明时代，受到交通工具与人类行为能力的制约，具体的人类群体的生存环境具有局部性的特点。长期以来，人类作用自然的行为及其影响局限于被大陆、海洋、流域、山脉、沙漠等地理因素分割起来的不同的局部空间，从资源与环境的角度看，整体化地球自然对早期的人们而言只是想象的产物，缺乏具体内容的抽象。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8]资本主义大工业使世界性的交往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需。资产阶级在海盗式的海外贸易中拓展市场、攫取资源，已经跨越了不同群体生存的局部空间的地理界限，作为人类的无机身体的自然，地球环境日益成为全球性的整体，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构成的统一整体成为世界的历史性存在的重要内涵。
率先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通过经济或非经济的手段掠夺全球性资源加速工业化进程，而且利用全球性环境容量缓冲了工业化早期的外延式发展造成环境污染与破坏的全球性影响。但是，源源不断集中输出生产和生活废弃物已经在工业与人口集中的局部地区超过了自然系统的净化能力，造成一系列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危害着新兴无产阶级的生活与健康、乃至生命。局部性生态环境问题恶化不仅可能对整体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而且可能对人类社会造成长远而持久的危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深入考察了早期工业城市的环境问题，分析了局部环境恶化对人与自然的危害，告诫人们，由于拥有了征服与掠夺自然的手段，资产者似乎取得了像“征服者统治异邦民族那样”对自然界的胜利，但是，环境在利润的榨取下已经伤痕累累：森林资源和野生物种的破坏，城市的空气、水源和生活环境的污染，公害频频，资源消耗直线上升，生态破坏日益加剧，自然界的“飞来器”效应以铁的必然性反作用于人类，侵蚀人类的生存空间，危害人类的未来发展。
3.资源深度开发与无度掠夺并存
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一个历史过程，随着工具—技术系统的完善、进步，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外延不断扩张，内涵不断丰富，资源开发利用的重心发生了转移。对早期人类而言，作为生活资料的自然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开发的重点以生物及与其相关水土资源为主；工业化进程使作为劳动资料的自然资源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各种矿物资源成为扩大生产、创造大量财富的基础，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相对于工业革命初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全球可资开发利用的矿产资源似乎是无限的。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相互制约关系出发，在人类开发自然的深度与广度的发展中强调了矿产资源丰饶性的一方面。据环境经济学家研究，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的年代里，富足可能比稀缺更真实。有很多理由可以提出来支撑其解释。第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会走在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生产部门（包括农业在内）遭遇的实际困难前面。因为农业技术的进步，贫瘠的土壤可以转化为有生产能力的土地。随着自然资源提取技术的发展，难以开采的矿藏可能被投入运营。第二，进步的交通手段，可以使更好的土壤，也可以使更富饶的矿藏投入使用。第三，制度变革能够发展生产。例如，从前不耕种的土地可以获得使用”[19]。
地球整体资源是有限的，深度开发无疑有助于加速把地球有限的自然资源转化为日益膨胀的财富，但是，人类发展活动从自然界攫取的负熵不能越过自然界所能正常提供的量。过度掠夺造成资源枯竭，不仅将导致自然的危机和人类生存的危机，而且是对他人和后人享有资源的机会的剥夺。李比希对关于老牌资本主义英国掠夺他国资源时曾说到，通过掠夺欧洲其余部分的土地养分，包括骨骼化石，大不列颠的人口能够维持强健的骨骼和更好的体格上的均衡，然而，这些本来是要归还到并滋养着它们取之于其中的土壤的，这将使得他们的人口也能达到与英国人一样的体格水平。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土地作为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引起了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李嘉图、马尔萨斯等人提出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和人口按指数增长规律，对于自然资源满足人口需求增长的丰裕性忧心忡忡。马克思尽管采取了乐观主义立场，但是他对资源的有限性和枯竭的可能性还是给予高度的重视，对资本无度掠夺资源持批判态度。马克思恩格斯把人与之进行相互作用的自然对象确定为人类现实的自然界，这是以地球自然为中心的有限的系统；自然资源和劳动构成财富的源泉，没有自然资源劳动就失去了对象而无法进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掠夺性必会使土壤肥力下降、加速自然资源枯竭，“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20]。
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经济是人类社会的基础，生产力的进步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文明的进步总是以某些方面的退步为代价，工业文明带来生产力进步无疑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是，这种进步带着浓浓的血腥味——人类与自然之血。马克思恩格斯亲眼目睹了社会变革给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重大影响，他们为人类“征服自然”、“控制自然”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所震撼。1856年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21]
文明进步的反面不仅是对工人的摧残，而且是对自然的摧残，并且，工业文明进步造成自然破坏的飞来器效应会伤及人类自身。近代以来，欧洲引种美洲高产的马铃薯曾经提供给饥肠辘辘的民众以大量的食物，同时却潜藏着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1845年和1846年发生的马铃薯病虫害造成马铃薯大面积减产，乃至绝收，粮食短缺引起了欧洲普遍的饥荒。饥饿的人们难以等待到政府的食品援助，要么坐以待毙，要么通过社会斗争争取填饱肚子的权利。马克思总结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经验时，清醒地看到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对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影响。“最后，两起世界性的经济事件使普遍不满爆发成了起义。这两个事件中的第一件是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害和歉收。1847年的那个接近于饥荒的局面，在法国和在欧洲大陆其他各国都引起了流血的冲突。” [22]
分析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特点，提供了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的现实性与可能性，构成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依据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主要文本，从历史的角度，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创立过程中不断发展，自成体系。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是以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为中心内容，以实践的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逻辑起点的科学体系。它揭示了自然与人、自然与社会、自然与历史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把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确立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三者关系的最高价值目标。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认为：“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3]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产生同样离不开其现实的环境和解决环境问题的历史任务。
第二节 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环境危害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立足于社会现实，关注城市环境问题，对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生存环境进行了实地考察，直接感受到城市化进程中环境急剧恶化的严重危害性。他们亲眼目睹了社会变革给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重大影响，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导致的近代环境污染的发生过程、涉及领域及其所造成的危害等一系列问题，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追逐利润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异化，通过加剧对自然的掠夺，造成剥夺工人健康的恶劣环境，形成人与人的异化。
一 急剧增长的城市环境污染
充满着血腥味的原始资本积累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对工人的剥削，而且还是对自然的榨取。早期资本主义通过“羊吃人”等各种野蛮行径驱使农村人口离开乡村，推动人口向城镇工业中心加速集中，以满足工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城市在资本推动下的急剧扩展与城市环境在资本剥夺下的急剧恶化是同一个进程的两个方面，生活和工作环境不断增长的严重污染侵蚀着工人的健康、嘲弄着生命的尊严。广大工人阶级的生活环境日趋恶劣，给马克思恩格斯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撼。
马克思目睹了“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里面充满了污泥和废弃物，河水把这些东西冲积在右边的较平坦的河岸上。天气干燥的时候，这个岸上就留下一长串龌龊透顶的暗绿色的淤泥坑，臭气泡经常不断地从坑底冒上来，散布着臭气，甚至在高出水面四五十英尺的桥上也使人感到受不了。……桥以上是制革厂；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厂和瓦斯厂，这些工厂的脏水和废弃物统统汇集在艾尔克河里，此外，这条小河还要接纳附近污水沟和厕所里的东西。这就容易想到这条河里留下的沉积物是些什么东西”。[24]肮脏的城市贫民区中恶劣的环境严重损害工人的健康。“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火炉挤在三四平方德里的面积上，消耗着大量的氧气，要补充这些氧气是很困难的，因为城市建筑形式本来就阻碍了通风。呼吸和燃烧所产生的碳酸气，由于本身比重大，都滞留在街道上，而大气的主流只从屋顶掠过。居民的肺得不到足够的氧气，结果肢体疲劳，生命力减退。大城市的居民虽然患急性病的，特别是各种炎症的，比生活在清新空气里的农村居民少得多，但是患慢性病的却多得多。”[25]在这样难以想象的肮脏恶臭环境中和似乎是被毒化了的空气中，生活于工业时代的工人们在资本的驱使下不能不降到人类的最低阶段，社会的进步似乎以人生存条件的倒退为代价。
恩格斯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考察了伦敦、曼彻斯特、都柏林等大工业城市的环境变化，对工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的污染状况和危害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深深为工人生产环境与生活环境的恶劣状况所震惊。在1845年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用纪实、白描的手法，具体而详细地描述伦敦、曼彻斯特、都柏林等大工业城市的工人的生产、生活环境，特别是居住环境的状况，真实地对资本主义早期环境破坏与污染的类型、状况及其对工人造成的严重危害做了深刻的分析：揭示产业革命造成环境污染的严重状况及其危害，批判了早期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夺的一个重要方面——生存环境的剥夺，指出其造成的人与自然的不和谐,进一步加剧了无产者与资产者的冲突与对立。
其一，空气污染，恩格斯认为当时工业煤烟与生活煤烟是造成空气污染的重磅“杀手”，“曼彻斯特周围的城市……到处都弥漫着煤烟”。曼彻斯特小爱尔兰工人贫民窟中，“这里的空气由于成打的工厂烟囱冒着黑烟，本来就够污浊沉闷的了。……在这种难以想象的肮脏恶臭的环境中，在这种似乎是被敌意毒化了的空气中，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们，的确不能不下降到人类的最低阶段”。[26]在波尔顿“即使在天气最好的时候，这个城市也是一个阴森森的讨厌的大窟窿”。[27]
其二，居住环境的污染，“英国一切城市中的这些贫民窟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这是城市中最糟糕的地区的最糟糕的房屋……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城市中这些地区的不合理的杂乱无章的建筑形式妨碍了空气的流通，由于很多人住在这一个不大的空间里，所以这些工人区的空气如何，是容易想象的”[28]。
恩格斯引用了当时的材料“城市的这一部分没有下水道，房子附件没有渗水井，也没有厕所，因此，每天夜里至少有5万人的全部脏东西，即全部垃圾和粪便要倒到沟里面去。因此无论街道怎么打扫，总有大量晒干的脏东西发出可怕的臭气，既难看，又难闻，而且严重地损害居民的健康”[29] 。
其三，河流的污染，恩格斯描述了当时的材料并相信工业城市造成对河流的严重污染；“在艾尔河泛滥的时候（顺便说一说，这条河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入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住房和地下室常常积满了水，不得不把它舀到街上去；在这种时候，甚至在有排水沟的地方，水都会从这些水沟里涌上来流入地下室，形成瘴气一样的饱含硫化氢的水蒸气，并留下对健康非常有害的令人作呕的沉淀物”。[30]
恩格斯不仅详细考察了工人生活环境的全方位污染，而且描述了工作环境严重污染状况：“矿井坑道内氧气不足，空气中充满尘土、炸药烟、碳酸气和含硫的瓦斯”，[31]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强调，工人是恶劣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的直接受害者。一方面，工人的健康受到环境的伤害，“我们从各方面都可以证明：位于城市中最糟糕的区域里的工人住宅，和这个阶级的一般生活条件结合起来，就成为百病丛生的根源”。[32]另一方面，恶劣的环境使工人丧失了人的尊严，“在这种半倒塌的小宅子里，在蒙上一层油布的破窗后面，在门框已经半腐朽了的裂开的门后面或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在这种难以想象的肮脏恶臭的环境中，在这种似乎被故意毒化了的空气中，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们，的确不能不降到人类的最低阶段”[33]。
二 土壤肥力的枯竭
19世纪，资本主义“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一起发生作用”给土地带来严重的危害，土壤肥力的枯竭是整个欧洲和北美资本主义社会主要关注的环境问题。德国化学家李比希在1862年出版的科学著作《有机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中从农业生产过程中物质循环的视角批判了资本主义大农业的掠夺性，他认为，英国农业的那种集约或“高级耕作”的方式是一个“掠夺系统”，是违背合理的农业的。一方面，它们使得食物和纤维由农村到城市的长距离运输成为必要——这没有为社会养料如氮、磷、钾的再循环提供应有的成分，而是最终以人和动物的废物的形式构成了城市垃圾和污染物。另一方面，它们剥夺了所有国家的肥沃环境，掠夺了整个农村土地中的养分。在李比希看来，工业革命带来农业的集约化经营改进了人类（大农场主）对土地的掠夺技术，造成土壤肥力的枯竭，这是大英帝国掠夺其他国家土地资源（包括骨头）政策的一部分。他批评大英帝国像一个吸血鬼吸允自然的血液，耗尽自然长期积累的养分，剥夺了所有国家的肥沃环境。
马克思考察分析了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为农业提供各种手段，使土地日益贫瘠”的现状。一方面，他批判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运用日趋进步的农业技术以满足资本追逐利润的贪婪，加剧了对土地的掠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34]”另一方面，他批判了资本主义发展造成城乡分离加剧了人与土地物质变换链条的断裂。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人口集中的工业城市的出现为以分工为基础的工业生产发挥比较优势准备了条件，却割裂了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循环，造成了土壤肥力的枯竭，侵蚀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
三 森林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近代工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对能源、建筑材料、土地等的需求不断扩张，进一步加剧了对森林资源的掠夺性砍伐，造成森林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的恶化。18、19世纪，在资本主义还处于自由竞争阶段时，世界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先后出现过无林化现象。马克思恩格斯亲身感受着森林资源日渐枯竭对局部环境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我们在卡尔斯马德（这里最近六个星期没有下雨）从各方面听到的和亲身感受的是：热死人！此外还缺水，贴普尔河好像是被谁吸干了，由于两岸树木伐尽，因而造成了一种美妙的情况：这条小河在多雨时期（如1872年）就泛滥，在干旱年头就干涸。”[35]对于森林消失必将造成土地荒芜的历史教训却铭刻在心，告诫人们“……由于砍伐树木等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36]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系统阐述森林对于涵养水分与土壤、调节气候所发挥的重要功能，他们把无林化现象与资产阶级社会联系起来，指出无林化既是社会因素，也是社会后果：“至于说到无林化，那末，它和农民的破产一样，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重要条件之一。欧洲没有一个‘文明’国家没有出现过无林化。美国，无疑俄国也一样，目前正在发生无林化。因此，我看无林化实质上既是社会因素，也是社会后果。”[37]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森林砍伐和植树造林失去了平衡的社会原因在于资本。鉴于林木的生产周期长、利润率低的特点，由于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作用，资本家就只愿伐木而不愿造林。“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所起的作用则微乎其微。”[38]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当无林化趋势已经威胁到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并对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时，他们也会被迫改变这种状况，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森林覆盖率的普遍提高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是以其他发展中国家热带雨林的消失作为补偿，以全球性森林生态功能的损害为代价的。
工业文明不仅剥夺了自然环境的应有之美，而且造成人与环境的异化。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的生态环境问题从整体上看并不十分突出，但是，在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局部性的生态恶化、环境污染却是触目惊心的，对于新兴工人阶级的身心健康的影响是极其严重的，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重视。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在生态环境方面对劳动者的剥夺，使劳动者深陷于“文明的阴沟”而无力自拔。“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穴居，不过这穴居现在已被文明的污浊毒气污染，而且他在穴居中也只是朝不保夕，仿佛它是一个每天都可能离他而去的异己力量，如果他［ⅩⅤ］付不起房租，他每天都可能被赶走。他必须为这停尸房支付租金。明亮的居室，这个曾被埃斯库罗斯著作中的普罗米修斯称为使野蛮人变成人的伟大天赐之一，现在对工人来说已不再存在了。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都不再成其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39]
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环境恶化的危害进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视野，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产生的现实环境，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环境恶化的描述和论述，清楚表明了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在那个时代已经非常严重，人类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似乎正在失去平衡，并且已经引起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高度关注。虽然马克思着重从哲学层面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而恩格斯则侧重于现实的实地描述，但是他们的归宿点都是对工业革命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不按“美的规律”改造的痛斥，尤其是对这种报复的直接受害者——工人们，表示极大的同情，对只关心利润的资本家表示极大的愤慨。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认知基础
生态哲学以对人类与其现实自然界的整体认识为基础，在联系与发展中考察人类生产生活实践与自然的相互作用。19世纪，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进入到理论综合阶段，在思想方法、研究方法、科学范式上都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深化了人对自然的认识，为整体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奠定了深厚的认识基础。近代欧洲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高度关注发展生产、满足需要、创造价值的自然基础，他们关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联系及其相互作用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提供了生态哲学的经济学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关注着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关注吸取古典经济学的成果，及时从哲学上加以概括和总结，从而为他们关于生态哲学的相关思想奠定了实证科学的坚实基础。
一 理论自然科学的实证基础
在人类历史上，19世纪首次被誉为科学的世纪，自然科学各个主要学科领域在这一时期相继出现一系列划时代的重大发现，建立了系统的全面的实验科学代替以力学为中心的实验科学。康德—拉普拉斯提出了天体起源的星云假说，描述了发展演化着的具有统一性的宇宙天体，突破了上帝创世说和宇宙永远不变的观念。赖尔（1797—1875年）提出地质渐变论，论证了地球表面是屡经变化的舞台，而且至今还是一个缓慢的、但永不停息的变动物体，把理性带进地质学。维勒（1800—1882年）人工合成有机物标志着活力论的彻底破产，证明了化学定律对无机物和有机物同样适用，填平了无机物和有机物之间似乎不可逾越的鸿沟。施莱登—施旺的细胞学说把现存各种生物联系起来，揭开有机体产生、发展和构造的秘密，纷繁复杂的生命世界不再是奇迹，而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从而明确宣布动物和植物之间巨大的壁垒——结构区分完蛋了。巴斯德开创的微生物学领域，使生命演化的阶梯和生态系统的循环过程连接起来了。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了生物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论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或生存竞争中最适者生存》，这一生物学发展史“最大的和最统一的理论”，援引了大量的证据说明在自然选择作用下的物种变化规律，成功地以自然界自身的原因说明生物物种形成、进化之谜，系统阐述了生物进化的理论，论证了纷繁复杂的物种之间的联系与统一。“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地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40]19世纪40年代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以数学化形式、量化的精确性表述了在孤立系统中机械能的守恒；把能量的概念推广到热学、电磁学、天文学和生理学领域，提出能量的各种形式相互转化和守恒的思想。在19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是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联系——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的科学”。[41]科学整体发展由分门别类的研究过渡到考察自然界各个过程的联系；分析既成事实过渡到研究自然过程的发展；收集材料进入到整理材料的阶段；分析研究进入到理论综合的阶段。恩格斯依据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考察了“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从哲学上进行概括总结，并以理论思维的睿智探讨了揭示地球生命起源和人类起源这两大奥秘的途径，“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42]
自然科学划时代发现开拓了认识的视野，形成人类历史上空前严密和可靠的自然知识体系，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比以前的科学有更高程度的发展：在时间上，追溯太阳系的起源；在空间上，确立了微小的原子与庞大的银河系的存在；在深度上，已经涉及宇宙的未来、生命的本质与起源等深奥的理论科学。科学的整体发展呈现出牛顿时代所无法比拟的特点，系统的全面的实验科学代替以力学为中心的实验科学，提供了综合应用多种知识，多视角、全方位地观察研究本来就是统一体的客观世界的途径，已经不再用静止、孤立的方法来研究自然界，不再把自然界当成一个既成事物，不以描述各个自然现象的特点为满足，而是把自然界当成一个发展过程来研究；并进一步揭示各种自然现象之间的联系和发展历程。自然科学的革命变革深化了人们关于自然界的认识，“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43]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44]。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追踪科学的最新发展，进行哲学的概括，揭示了自然界普遍联系的各个环节，描绘了自然界辩证发展的过程和图景，推动了哲学自然观的变革，“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这一“伟大的基本思想”[45]已经深入一般人的意识，为人们所接受。科学事业的思想方法、研究方法、科学范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已经不再把自然界当成一个既成事物，而是当成一个发展过程来研究，进一步揭示各种自然现象之间的联系和发展历程。几乎达到完美水平的古典科学，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点来说已经完备：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46]。包括人类自身自然的自然界普遍联系的发展的观点为认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以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为基础，以普遍联系的、发展的辩证自然观考察人类现实的自然界，逐渐形成具有前瞻性的生态哲学思想。
理论自然科学为揭示外部世界整体性和过程性的特点奠定了基础，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提供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视角：人类现实的自然界纳入社会历史进程，人与自然构成统一的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任何忽视自然整体性的活动都将招致自然的报复；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类无机的身体，精神的无机的自然界；人类史和自然史相互制约的观念；人类作用自然的活动成为推动自然变化的力量，其后果又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自然的任何破坏也就是对社会的破坏。
二 生态学的形成发展
15世纪以后，由于农牧业的发展促使人们开展了环境因子对作物和家畜生理影响的实验研究。许多科学家通过科学考察积累了不少宏观生态学资料。19世纪初叶，现代生态学的轮廓开始出现。
如雷奥米尔撰写的6卷本的昆虫学著作中就有许多昆虫生态学方面的记述。瑞典博物学家林奈首先把物候学、生态学和地理学观点结合起来，综合描述外界环境条件对动物和植物的影响。法国博物学家布丰强调生物变异基于环境的影响。德国植物地理学家洪堡创造性地结合气候与地理因子的影响来描述物种的分布规律。费尔许尔斯特1833年以其著名的逻辑斯谛曲线描述人口增长速度与人口密度的关系，把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生态学。19世纪后期开展的对植物群落的定量描述也已经以统计学原理为基础。1857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自然选择学说，强调生物进化是生物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引起了人们对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重视，更促进了生态学的发展。
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进化论者海克尔（E.Haeckel，1834—1919）提出了生态学的概念。海克尔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深信不疑，大力宣传、勇敢捍卫达尔文进化论。在1866年出版的《普通形态学》一书中，以进化的观点阐明生物的形态结构，并以“系统树”的形式，表示出各类动物的进化历程和亲缘关系。他把生命起源和人类演变也纳入到进化体系之中。海克尔首次提出了生态学（Ecology）的概念：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特别是动物与其他生物之间的有益和有害关系。从此，揭开了生态学发展的序幕。在1874年出版的《人类发生或人的发展史》一书中提出“生物发生律”，认为“个体发育是系统发育简短而迅速的重演”；指出“生命是由无机物即死的材料产生的”、“人类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就像猿猴是由低等哺乳动物进化而来一样”。1877年，在慕尼黑举行的第50次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代表大会上，海克尔批评了他的老师微尔和关于禁止在学校中讲授进化论的错误主张，捍卫了达尔文的进化学说。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叶，人类所关心的农业、渔猎和直接与人类健康有关的环境卫生等问题，推动了农业生态学、野生动物种群生态学和媒介昆虫传播疾病行为的研究。由于当时组织的远洋科学考察中极其重视对生物资源的调查，极大丰富了水生生物学和水域生态学的内容。生态学目前已经发展为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形成了具有独特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的比较完整和独立的学科。早期生态学的研究方法经过描述—实验—物质定量三个发展过程。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态学吸收了数学、物理、化学工程技术科学的研究成果，向精确定量方向前进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概念和方法的引入，促进了生态学理论的发展。如今，生态学已经创立了自己独立研究的理论主体，即从生物个体与环境直接影响的小环境到生态系统不同层级的有机体与环境关系的理论。由于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紧密相关而产生了多个生态学的研究热点，如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研究、可持续发展研究等。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直接引证海克尔的观点来论证其生态哲学思想，但是他们对于海克尔的生态学思想是非常熟悉的，21世纪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福斯特的研究佐证了生态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产生影响的见解。“海克尔的‘生态学’概念慢慢地被人们所理解，但它并没有马上被包括在达尔文主义的文献之中，直到20世纪它才风行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非常熟悉海克尔的著作，他们运用进化论的观点把人类看作动物界的一部分（拒绝了那种把人类看成是世界中心的目的论观点）——后来采纳了‘自然历史’（正如海克尔所说，这一概念是他所创造的‘生态学’这个新词的同义词）这个旧概念而不是较新的‘生态学’本身。”[47]
三 北美环境保护思想的萌芽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人类作用自然的强度不断提升，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19世纪，在率先进入工业化进程的欧洲北美，出现了一批倡导环境保护的思想家，他们不仅关注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局部性污染和健康问题，而且关注日益提升的人类活动强度对于自然的干扰和破坏；他们不但批判了人类破坏自然的自私，而且阐述了人类尊重保护自然的理念。19世纪环境保护思想的出现至少表明了环境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已经成为理论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这个问题。
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乔治·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1801—1882）在1864年出版的《人与自然》（或译《被人类行为改变的自然地貌》）是美国第一本从伦理学角度探讨自然保护问题的名著。他在强调关注人的福利的同时，提到人对地球的看管是一个伦理或道德问题，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48]他认为，自然环境存在巨大的多样性、独立性和复杂性，它不能被还原为输出和输入；人类作为环境中生存的一部分，也不能被简化为生产者兼/或消费者。在人与自然不断地相互作用的过程里，如果说人类能够改变自然，自然也会变着法儿改变人。因此，对自然和人的平衡来说，有许多可能性。有些是好事，有些是坏事。[49]
美国学者约翰·缪尔 （John Muir，1838—1914） 提出了尊重自然的生态思想，这种善待自然的价值观，今天仍然给予人们诸多启迪。为了践行善待自然的主张，他创建了美国最重要的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the Sierra Club），成为美国早期环境保护运动的领袖。
第一，缪尔提出应当尊重自然界所有其他创造物的权利的重要思想，这是“大自然拥有权利”思想在美国的第一次表达，至少包括三个层面内涵：其一，自然的存在并不以人的存在为前提或条件或目的。缪尔显然接受了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关于“上帝创造其他存在物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人的便利”的观念，他认为，大自然创造出动物和植物的首要目的，是要使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获得幸福，而不是为了其中一个的幸福而创造出其余的一切，“我尚未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任何一个动物不是为了它自己，而是为了其他动物被创造出来的”。[50]其二，不仅动物，还有植物，甚至石头和水都是“圣灵的显现”（sparks of Divine Soul）。……在缪尔看来，“它们（指响尾蛇——引者）的一切，无论是头还是尾，都只对它们自身有益，但我们大可不必因为它们与我们分享生命而嫉恨它们”[51]。其三，上帝创造的其他存在物拥有与其管理者相似的权利。动物、植物因其分有上帝的圣灵不仅有生存的权利，而且与同样分有上帝圣灵的人类具有平等的权利。而人类竟只见到自己的权利，根本忽视了他物的权利。缪尔因而愤怒声讨人类自身：“我们这个自私、自负的物种的同情心是多么的狭隘！我们对于其他创造物的权利是多么的盲目无知！”[52]
第二，尊重大自然的基础是承认人类所属的共同体并不以人为界，大自然也是人所属的、由上帝创造的共同体的一部分。……缪尔在《走向海湾的一千里》中对人类自视为他物之上的观念提出质疑：“我们被告知，这个世界是特地为人而造的——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得到事实证明的假设……人为什么要高估自己作为一个伟大的整体创造物的渺小部分的价值呢？”[53] 1869年他在写作《我在塞拉的第一个夏天》的草稿中所表达的观点似乎更为清楚地表明了这个观念：“当我们试图拔掉任何一个事物时，我们发现，它被一千根看不见的绳子紧紧地绑在一起，以致我们很难打破宇宙中的任何一件事物。我幻想着，我能听到每一个水晶和每一粒沙子的心脏的跳动，能够在它们的产生、形成和流动中看到一种聪明的计划。所有的事物都依据神圣的音乐在跳舞。”[54]
第三，人类需要承担对自然的责任和义务。缪尔强烈指责人类破坏自然、滥砍滥伐的恶劣行径，他认为破坏自然将使人类走向自我毁灭，“他们（指西华盛顿的新居民——引者）在残杀树木的同时，也在画地为牢，作法自毙”[55]。同时，他强调拯救自然必须依靠人类自己，在《我们的国家公园》的最后一页总结道：“自从耶稣时代，在所有美妙而沧桑的世纪里，长久以来一直是上帝照看着这些树，把它们从干旱、疾病、雪崩以及上千次毁灭性的风暴与洪水中拯救出来；然而现在他却无法从白痴手中拯救它们了，能够拯救它们的只有山姆大叔。”[56]
19世纪下半叶，英国、美国的一些思想家论述了人与动物、人与自然资源的伦理关系，如，英国学者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在1789年出版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引论》中提出：在判断人的行为的对错时，必须把动物的苦乐也考虑进去。塞尔特（Henry S.Salt）1892年出版的《动物权利与社会进步》是19世纪论述动物权利最杰出的著作。伊文斯（Edwar Peisen Evans,1831—1919）在1894年发表的论文《人与兽类的伦理关系》在美国第一次提出一种可称为环境伦理学的观点，他主张纠正心理学和伦理学的“人类中心预设”。1897年在《进化论伦理学与动物心理学》中，他指出，那种试图把人从大自然中孤立出来的观点，在哲学上是错误的，在道德上是有害的。[57]此外，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时代的美国林业局局长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 ）是功利主义环境保护运动的领袖，他提出“明智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也影响了以后的生态运动和生态伦理思想。
诚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没有太多提及19世纪生态学理论和环境保护学主义的思想。但是，根据列宁评价马克思“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58]显然，用人类创造的所有知识财富武装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完全忽视上述思想，他们受后者影响的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至少从一个侧面印证这样的观点：生态环境问题和生态环境保护在19世纪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高度关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产生有其必然性。
四 古典经济学的忧虑与思考
在人类历史上，急功近利地滥用资源再三地引起环境恶化，也曾引发了多种文明在局部地域的崩溃。如果说，森林砍伐、土地侵蚀和过度盐碱化是人类导致的最早的环境问题。那么，近代以来人口增长、快速城市化、贫困和城市肮脏等则成为引人注目的新的环境问题，其对人类和自然危害的严重程度已经不容忽视。人口和自然资源问题一直是近代思想家们关注的重要问题，18世纪以来，古典经济学在探讨了与生产、需求高度相关的土地利用、资源开发与环境恶化等问题，就人与自然关系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
亚当·斯密（1723—1790）很乐观地认为自然资源是充裕的，不列颠和别的地方仍然可以得到大量土地以供农业扩张，并且更多已经开垦的土地未得到有效利用，可以改进土地耕作方式以充分实现其潜在价值，因此，通过农业生产部门的扩张和改进将开启通往更大的繁荣之路。但是，当时的许多思想家已经意识到，有限的自然已经无法为人类社会无限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保障。
马尔萨斯（1766—1834）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论》写道，他不无兴奋地听说关于人类未来的乐观主义观点。这样的理论温暖人心、令人兴奋，恰如有创造力的心灵正在描绘一幅迷人的图画。他真心祝愿有这样的进步，对这类作家的天才不存在怀疑，但是对他们的天真他不敢肯定。面对着近代以来持续不断的人口增长，马尔萨斯思考着土地和承载量问题，他认为，与土地生产出生活资料的能力相比，人口增长能力是无限大的。这两种不对称力量相互较量的结果，终究只能通过对人口施加强硬的、经常性的节制来达到平衡。他诚恳地相信，人口规模如果不加限制，在不太远的将来会变得极大，进而告诫人们，人类将会无法逃避地落入凄凉的生存状态陷阱，因为土地承载能力很快就将达到极限。[59]
经济学家李嘉图（1772—1823）赞同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和地租的基本原理，其经济学理论中蕴含着这样的理念：由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经济发展最终必定导致地球上相关资源的耗竭。
穆勒（1806—1873）研究了近代经济增长趋势，得出了增长不是无穷的过程的结论。他认为，任何增长，包括经济的，最终必将趋于长久的平衡。根据他的研究，因为人类狂热地争取物质进步，18 和19 世纪的确发生过持久增长，但是本质上这并非可持续的，也不值得向往。“我诚恳地希望，为了后代，不要等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们就能尽早对无增无减的稳恒状态知足常乐”。他认为，经济增长基本上只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而在发达国家，真正的问题是收入分配，而不是增长。他相信，人与人相互竞争、以物质产品为衡量标准的进步，既不合乎自然，也不值得人类追求，并且最后将会以失败告终。[60]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古典经济学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影响是必然的。恩格斯通过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实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他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现象，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揭示了社会革命的必然性，指出：只有“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消灭这种人类堕落”。[61]古典经济学家对于人口增长、资源可得性和经济进步所表达的忧虑，构成那个时期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思想资源，成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对象，尽管他们对上述思想中的一些见解持批判的态度。
生态哲学根植于社会实践，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以探索和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运动，具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与融合的特点。19世纪，自然科学的全面发展、生态学的形成、环境保护思想的萌芽、经济科学对于人口增加、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关系的思考，不仅提供了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视角，而且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为全方位思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成为孕育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沃土。“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62]马克思当年所预见的科学发展趋势当然也就是生态科学、生态哲学发展必然遵循的途径。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2] 任平：《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页。
[3] 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91页。
[4] ［英］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6] 参见［英］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7—78页。
[7] ［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表土与人类文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10] Roderich Frasize Nash，The Rights of Nature: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9，p.38，转引自张秀芹《关于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几个问题》，《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页。
[12] George Perkins Marsh，Man and Nature; or, Physical Geography as Modified by Human Action ，Cambridge,1963，xix，转引自张秀芹《关于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几个问题》，《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页。
[15] 同上书，第277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8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384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19] ［英］E.库拉，《环境经济学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0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4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1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9—410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2页。
[27] 同上书，第323—324页。
[28] 同上书，第306—307页。
[29] 同上书，第316页。
[30] 同上书，第320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1页。
[32] 同上书，第382页。
[33] 同上书，第342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79—580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7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0—341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3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3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1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页。
[46] 同上书，第270页。
[47] ［美］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版，第218页。
[48] Marsh G.P.,Man and Nature;Or,Physical Geography as Modified by Human Action ,London:Cambridge,Mass,1965；Nash R.F.,The Rights of Nature ,Wisoonsin:The Uviversity of Wisoonsin Press,1989,p.38.
[49] 参见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50] 纳什：《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51] 约翰·缪尔：《我们的国家公园》，长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52] 纳什：《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53] 同上书，第38页。
[54] 纳什：《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
[55] 约翰·缪尔：《我们的国家公园》，长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56] 同上书，第250页。
[57] Nash R.F.,The Rights of Nature ,Wisoonsin:The Uviversity of Wisoonsin Press,1989,p.38.
[58]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9页。
[59] 参见库拉《环境经济学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7页。
[60] 同上书，第45—47页。
[61] 同上书，第468页。
[6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