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对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研究鲜有专门著作，主要是散见于各科研机构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之中，如黄楠森、施德福、林利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2]等，因此，对于马克思这部著作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各类期刊的近百篇学术论文之中（论文的数量在近年有明显激增的趋向）。与中文文献相比，外文的著述较多，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英文文献有：尤利叶斯·卡勒巴赫：《卡尔·马克思及其对犹太教的激进评论》，劳特利奇—基根·保罗出版公司，1978（Julius Carlebach：Karl Marx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Judaism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8）；埃兹拉·门德尔松主编：《关于犹太人及其左派的主要论文》，纽约大学，1997（Ezra Mendelsohn ed.Essential Papers on Jewsand The Left ，New York University，1997）；D.K.费斯科曼：《流亡中的政治演讲：卡尔·马克思和犹太人问题》，马萨诸塞州大学出版社，1991（Dennis K.Fischman，Political Discourse in Exile：Karl Marx andJewish Question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1）等。这些论著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进行了解读。大体上说，国内学者较注重对于马克思思想的注释继承，国外学者主要集中在对马克思思想的研讨反思；国内学者较注重马克思思想的现代启示，国外学者更关心对马克思思想进行历史与现实的比较。具体地说，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的犹太出身和他与犹太人的关系，尤其是马克思对犹太人的态度，马克思与反犹主义关系的问题，是国外《论犹太人问题》研究领域争论最激烈、最突出的问题。虽然在马克思公开出版的著作和私人信件中，马克思没有犹太人自我意识的痕迹，但是，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与卢格、蒲鲁东、巴枯宁、杜林的论战中，他的犹太人身份常常被这些强劲的对手讽刺与嘲笑。学者们对于马克思本人对犹太人的态度、马克思是否具有反犹倾向等问题，强烈肯定者有之，大力否定者有之，游走于肯定和否定之间的“调和派”有之，莫衷一是，引起了很多争论。持马克思属于反犹主义者观点的学者为数不少，影响很大，其中以1949年埃德蒙·西尔伯纳（EdmundSiberner）对于马克思与反犹主义存在密切联系的观点最有影响。在引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全文约1800字，引文达220条），作者在详细地分析了马克思的犹太背景及其对犹太问题的观点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不仅可以而且必须被看作是反犹太主义的代言人之一，他对犹太人的厌恶扎根于他内心的深处并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3]“马克思在近代社会主义的反犹太传统中占据着毫无疑问的中心位置。”[4]
当代英国研究反犹主义的著名犹太学者希姆姆·马可比（Hyam Maccoby）认为，从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来看，他是一个早期的反犹主义者。由本·沙逊主编的在犹太问题研究领域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犹太民族史》认为：“我们不仅发现马克思将犹太教的本质归结为商业和金钱的观点，而且对犹太教创造精神进行了极度的贬低、将消灭犹太教作为人类解放（包括犹太人）的必要条件。这是早期一个犹太自恨者（Jew-haters）谨慎小心需要的翻版。”[5]还有一些学者同意以上观点，如伯尔纳·路易斯、爱德华·弗兰瑞等。
反对马克思与反犹主义存在关联的学者则认为，前面的观点并不能成立，甚至是有意歪曲，认为马克思的批判对象不仅针对犹太教，而且是包括基督教的所有宗教。当代英国犹太正统派大拉比乔纳森·萨克斯（Jonathan Sacks）认为，将“反犹主义（anti-Semitism）”这个词语应用在马克思身上是不合时宜的。因为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表达的观点，不仅与那个时代主要哲学家的观点相一致，而且当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欧洲人对犹太人的偏见[6]。E.弗洛姆在为《卡尔·马克思的早期作品集》所作序言中，曾指出马克思早期有关犹太人问题的文论经常被人们所歪曲和故意加以误读，它被宣扬为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反犹主义源泉，其目的是将马克思故意与一种不名誉的迫害人的教义联系起来：“把马克思定义为反犹主义，这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冷战的宣传。”[7]赫尔穆特·赫希更是对埃德蒙·西尔伯纳以上观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文献学、历史学方面的反驳，认为“未来的哲学文库不会把《论犹太人问题》一文描绘成：‘马克思的残忍梦想——一个非犹太人的世界’”[8]。尤利叶斯·卡勒巴赫在经过一番仔细地对于什么是“反犹主义”、路德与希特勒的反犹与马克思的区别后，将马克思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态度分成四个阶段（其中《论犹太人问题》是第一个阶段，即“攻击的敌视”阶段），最后，他的结论是“如果作为一个个人，既没有可能，也没有事实，将马克思看成反犹主义者”[9]。
在国内，以马克思与犹太教之间的关系、他对犹太人的态度、他与反犹主义的关系为研究重点的文章很少。张倩红指出，“《论犹太人问题》不能作为马克思反对犹太人的檄文，相反，恰恰体现了马克思对犹太人命运的深切关注”。[10]肖宪则认为，马克思作为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那些浅薄、庸俗的反犹主义“与他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11]。王志军认为，犹太教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存在的，这种影响体现在马克思的精神气质、现实理想、价值追求与生活方式中，人们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既不能无视，也不应过分夸大这种影响[12]。
第二，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现代性与犹太人问题、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关系作为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中心问题来研究，这是国内研究的主流。在国内现有评析《论犹太人问题》的文章中，这方面的论文数量在整个研究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一半。这些文章对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表达出的政治观点进行了梳理，言明了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关系，描述了在国家与宗教之间存在着的内在同构性关系，指出正是这种同构性关系使得政治解放只能在表面上促成政教分离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宗教问题。这些问题又与近年来学界争论较热的现代性问题纠结在一起，形成了一股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崭新的解读思潮。在这种思潮中，赞扬马克思者有之，反省马克思者有之。有意思的是，虽然许多学者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人的解放、现代性视角来解读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但是对其评价结果中外学者却有着很大的区别。如在著名思想家科拉克夫斯基看来，《论犹太人问题》所反映出的仍然是一种乌托邦，因为它只是在想象中将人的分裂的二重性，以抽象的词句统一起来。
犹太思想家布洛克（Jochanan Bloch）把马克思的观点比作漂亮的玩笑。赛亚·柏林认为马克思对鲍威尔的反驳不得要领，这是一篇无聊的和浅薄的文章。尤利叶斯·卡勒巴赫认为“无论马克思对于人类思想的贡献多么巨大，但是他对于犹太人问题没有任何贡献”[13]。与此相反，国内学者对之大加赞赏，如刘增明认为，马克思“从宗教批判到国家批判，进而指向社会批判，这些深刻批判为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真正统一提供了理论启示和可能的实现道路”。[14]张振鹏认为：“《论犹太人问题》展示的几乎是马克思所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幅整体图景，而对这幅整体图景的认识和批判是马克思毕生的事业，这个历史性的起点就在《论犹太人问题》中。”[15]探讨中外学者产生分歧的原因，我们认为，除去学者自身对这篇文章的文本解读存在个体性的差异之外，另一个无法回避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的意识形态，国内学者更关注经典作家的某些思想对于解决当前国内社会发展存在问题的理论启发。
第三，马克思对于犹太教与金钱、犹太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沿袭着德文“Jude”除了“犹太人”、“犹太教徒”这个基本的含义之外，还有“高利贷者”、“商人”的含义；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犹太教与资本主义金钱崇拜相联系的话语，例如，“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16]，期票是犹太人的真正的神，犹太人的神只是幻想的期票，等等。
在一些学者的思想中，由于资产阶级社会彻头彻尾地渗透了商业犹太人的本质，马克思将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中获得解放。由此出发，美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认为，马克思的整个革命学说都是建立在他对犹太人的宗教与金钱关系的论述之上：“不劳而获的犹太人只是一种症状，而不是疾病本身。真正的疾病是对金钱的崇拜，在当代的表现形式便是资本主义。对工人和农民进行剥削不仅仅是犹太人，而是整个资产阶级。因此，这个阶段必将被消灭。”[17]在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威廉·布兰察德看来，“他（马克思——笔者注）实际上是抛开了对犹太人的特别敌意，而选择资本主义作为进攻靶子”。[18]同样，杰罗尔德·济格尔试图将犹太人和马克思思想中的无产者联系起来，把马克思变成了为被剥夺了公民权的犹太人而战的斗士。他认为马克思对“犹太性”的仇恨，无疑刺激了其形成有关资本的观念，因为，在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中，他再也没有将资本主义与“犹太人”的贪财本性联系起来。弗·梅林亦是这样说道：“他（马克思——笔者注）指出犹太教的发展不在于宗教理论之中，而在于变形为犹太教的工商业务之中。实际的犹太教不过是充分发展了的基督教世界（观）。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是一种完全商业的犹太性质的，犹太人当然隶属于它而且能够要求政治解放，正如他能够要求一般‘人权’一样。然而，人性的解放是要把社会诸势力组织成一种新体系，使人成为他赖以生存的物资的主宰。由此，我们看见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的模糊轮廓正在开始形成。”[19]有关马克思对于金钱与犹太教关系的思想渊源，许多学者倾向于马克思这种思想来源于赫斯的《论金钱的本质》。也有学者认为来自于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
第四，马克思思想与犹太传统两者之间关系问题。英国犹太裔马克思主义作家、社会活动家以撤·多伊砌在比较了马克思与那些犹太血统的异端思想家，例如巴鲁赫·斯宾诺莎、亨利希·海涅、罗莎·卢森堡、利奥·托洛斯基和希格蒙多·弗洛伊德等后，认为这些思想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犹太文化，但仍然属于犹太传统。多伊砌说：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念、无阶级和无政府的社会理念”与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和上帝是一样的[20]。这个问题在我们以上的论述中，以及其他一些思想家（如罗素、别尔嘉耶夫等）也有所涉及，但是从理论的针对性、系统性、全面性上，D.K.费斯科曼《流亡中的政治演讲：卡尔·马克思和犹太人问题》无疑更具代表性。费氏着重讨论了马克思的犹太文化背景在其论述犹太人问题时所发挥的作用，详尽分析了在马克思的社会政治理论背后所隐含的犹太文明的人道主义情怀，并通过两希文明的对比来确证他的理论。他认为在处理马克思与犹太人关系问题时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重点是“马克思的这种对自身犹太身份的冲突如何影响他接受犹太思想”[21]。他指出，尽管马克思本人也许并未意识到，但是正是犹太民族与犹太教为马克思政治观念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象征，它既是马克思的批判目标，又是他发起大胆的批判与变革的动力。在面对犹太教时，马克思表现出的是一种矛盾的情感。我们可以隐隐看到在马克思精心建构的理论背后，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马克思是在批判犹太教，倒不如说马克思是“站在希伯来文明的视角上对注重理性过甚的希腊思想的清扫”[22]，是力图将命运从“神”的手中夺回到“人”的手中的努力。这个过程也可以被视作希伯来文化对希腊文明的重要修正与补充。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的立场表明，“他的观点因此并不是与欧洲的传统背道而驰，而只是代表一种重新评价的犹太教、基督教和现代自由主义”。[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