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创新、教育创新和学术创新
当今时代，创新是最具时代精神的代名词。人们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创新是人类发展的不竭动力创新是新世纪发展的口号，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要求等。科技要创新，文化、教育、学术都要创新。我这里所谈的三个创新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应该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全面阐释。这里，限于时间，也限于个人的能力，只能作简略阐述，肯定有不对的地方，大家姑妄听之吧，听后欢迎批评指正。
先从科技创新说起。提法是“自主创新”。从党的十七大报告开始，国家就把它看作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一项重大任务”。为什么国家高度重视自主创新？请听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所说的观点和数字：“没有自主创新，我们在国际竞争中是站不住脚的。现在我们的自主创新和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例如，我国出口产品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不到10％，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4％，出口量中57％来自外资企业。”“现在我国很多生产都是贴牌生产，专利是外国的，钱他们赚了，污染留在了我们国内。”厉以宁认为，自主创新是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三大障碍之一（另两个障碍是环境承受能力，资源供给问题）。〔1〕中国的自主创新为什么落后？不外乎三个原因：1.硬件，投入不够；2.软环境不好；3.教育有问题。其中，软环境不好是周光召的直言，他说：“新中国的很多科技创新，都是在物质条件相当差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世界范围也是这样，20世纪科学界最重要的三个发现：相对论、量子力学、DNA的双螺旋结构，都是在相对困难的条件下产生的。”“现在一提到我们的科技创造力低，首先埋怨的就是投入不够。我认为，硬环境的创造，比如投资、设备、基础设施建设等，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更重要的是软环境的建设。我们要问现在的科研选题，是不是针对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我们是不是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了这些重大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建立能够激发所有人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创新环境？有没有一个目标能够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回顾‘两弹一星’的研究，那时候团队精神和学术民主的氛围都很好。……现在，这种情况很难看到了，反倒经常出现两种不开放的情况：一是缺乏学术民主的氛围，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了；二是实行不必要的封锁，大家都生怕自己的想法被别人知道了。”“现在，部门之间、学科之间的协作和交流越来越少了，更不用说激烈的争论。”这说明人的品德和境界有问题。
周光召说：“一般来说，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渐进性创新，一种是颠覆性创新。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颠覆性创新。”〔2〕周光召院士在这里所说的“颠覆性创新”主要是指科技创新。我认为，在上述的情况下，在科学技术方面提倡颠覆性创新是十分必要的，而文化创新、教育创新、人文学术创新，就不能采取颠覆性的创新，而要渐进性的创新和守正创新。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多次强调“守正创新”并把它作为北大中文系教学和研究的基调。这是非常有价值、有现实意义的观点，甚至可以把它作为整个文化、教育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准则。提出“守正创新”是针对现在那种浮躁的学风。北大及其所属的中文系，作为具有百年历史的老校、名校、老系、名系，多年来积淀下了自己的优良传统，形成了自己的“文脉”和“学统”，守住自己的传统，延续自己的“文脉”，使其保值、增值，发扬光大，这本身就意义重大。温儒敏教授认为，“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在“守正”基础上的创新，断不是甩开传统去盲目地跟风，去追求所谓的“新潮”。他强调“创新”不能离开自己的“根”，在功利的浮躁的时代，“守正”可能比“创新”更难。在当今社会大变革的情势下，讲创新比较多，但不应该是盲目地创新，也不是为创新而创新。尤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需要积累和承传。在许多大学，许多领域都有自己的“文脉”和“学统”，都有自己的好的东西，因此需要守成，不要动不动就改变它，也不要急于创新，天天改革。这是温教授的提醒和忠告。我认为，这种提醒是非常适时、非常必要的。现在似乎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区，似乎“新”就好，于是急于求新，甚至趋之若鹜。其实，“新”未必都好，未必一定超越“旧”，关键是要经受时间、实践的检验，关键要看客观效果如何。尤其是在文化创新、教育创新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诸领域，一些好的东西，正确的做法不能丢。我们要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
文化创新为何要提倡渐进性和守正性呢？因为文化是积累起来的，是积淀下来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新”是在“旧”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这种产生不可能是突飞猛进式的。从历史上来看，文化保守主义的长远意义常常不亚于文化激进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创新，就是对精华的择取，就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复兴。越是古老的、悠久的民族文化往往越具有生命力和世界性，像《道德经》《论语》《庄子》这样的著作，在世界文化宝库中都是瑰宝，我们弘扬它们也就是文化创新。
教育创新更应该是渐进性和守正性的，不能搞“大跃进”，不能瞎创新、滥创新。所谓创新教育，就是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的的教育。喊了多年，但理论多，实践少，雷声大，雨点小。这里仅以大学为例，谈些明显的问题。
我首先想起了美国耶鲁大学前校长理查德·莱文教授和北京大学前校长许智宏教授的对谈（2004年）。先简介一下耶鲁：耶鲁大学创建于1701年，美国三大名校之一（哈佛、普林斯顿），私立。有12个学院，11000名学生，有13位学者获诺贝尔奖，出了5位总统，包括乔治·布什、克林顿和他的夫人希拉里（两人在图书馆相识）。
耶鲁大学最重要的管理特色是“教授治校”，这一特色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建校初期，经过三代校长的努力，耶鲁大学逐渐形成了董事会不具体参与校务管理，而由教授会治校的法规。在当时的美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普林斯顿董事掌权、哈佛校长当家、耶鲁教授做主。”三百多年来，耶鲁人一直为能够坚持独立精神，不向外来的政治压力、物质利诱妥协而自豪。20世纪60年代越战期间，美国政府下令：凡是自称以道德或宗教理由反战的学生一律不准得到奖学金的资助。当时美国诸多名校全都遵照政府的指示行事。唯独耶鲁坚守学术独立的一贯作风，仍继续以申请者的成绩为考虑奖学金的唯一原则，完全漠视政府的规定。结果，耶鲁因此失去了来自联邦政府的一大笔基金，经济上几度陷入困境，但其信念依然不变。理查德·莱文校长亦曾因捐款人对耶鲁所设课程及其教授聘任提出附加要求，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2000万美元的捐赠。即使在总统布什被邀请回母校接受一个荣誉法律博士学位时，耶鲁的教授与学生也公开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那是2001年5月21日，传统的毕业日那天，当校长宣布授予布什荣誉法律博士学位时，学生们报以笑声、嘘声和哨声，一些应届毕业生还打出一条大横幅写道：“我们赢得了自己的学位，不要使我们的学位跌价。”他们还手持标语牌谴责布什政府在环境、死刑以及堕胎等问题上的政策。更有大约200名教授集体签字拒绝出席毕业典礼，认为无论是布什还是校方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因为按照布什当年在学校时候的表现和成绩，他根本没有资格接受那样一个荣誉称号。
回到理查德·莱文教授与许智宏教授的对谈：
问：学生最重要的三大任务是什么？许智宏：学习、做人与为社会服务的能力。莱文：质疑、学习与独立思考的能力。
问：作为校长，您最看重学生的什么素质？许智宏：学术上的成就以及个人的人品。莱文：富有好奇心并主动进行社会实践。
问：教师的三大任务是什么？许智宏：创造、传授知识、教会学生做人。莱文：清晰地交流、激励学生、鼓励他们独立思考。
这个对答非常令人深思。在应试教育下，我们对好奇心、质疑、独立思考、是否主动进行社会实践并不感兴趣，也根本不重视，因此，在教学与考试中都没有体现。而这又恰恰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到此，我们或许明白了为什么诺贝尔奖得主几乎全在美国？为什么耶鲁大学能有13位学者获诺贝尔奖？为什么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落后？难道不在教育吗？作为教师，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否激励过学生？是否鼓励过他们独立思考？我们在培养学生能力方面究竟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作为学生，你们也扪心自省：你们的好奇心（对学业）、质疑、独立思考的能力、实践的能力与自觉性究竟如何？
我们的教师都忙些什么？我们的学生都忙些什么？都忙，症结是制度问题，根子在教育主管部门。不信，请听下面的简要归纳。
最近十几年大学的根本问题是“大跃进”、“标准化”。前不久，读到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的文章，产生了强烈共鸣：在《大学的公信力为何下降》（《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14日，《新华文摘》2008年第4期转载）中他讲了五个问题，其中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大跃进”和“标准化”的问题（其他三个：世俗化、学科文化、校园文化） ：“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大学教育热火朝天，从上到下都在搞‘大跃进’。大家都‘迫不及待’，钱已经给了，怎么还没有得诺贝尔奖？北大、清华怎么还不是世界一流呢？整天逼，逼急了，就会搞花架子；逼急了，学校就得造假。”“像填鸭子那样，填食、喂肥、打激素，让大学迅速膨胀，这样做效果肯定不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大干快上’。我有点担心，这样做，不踏实，不从容，效果不好。办大学，需要胆识，更需要汗水，老老实实地办，别老想着创造奇迹。”“各种考核、评奖、争项目、夺排名，目不暇接，以致师生们没有了认真读书思考的时间。”“因此，我一直呼吁：给教授和学生们留点读书的时间，给大学留点成长的空间，这比拼命地拔苗助长、胡乱‘掌声鼓励’要好。”陈平原教授的观点是深刻的，是抓住要害的。多年来，我也一直在呼吁：在高等教育中，在课程设置和考试方面，要减肥、瘦身，减轻学生负担，要把时间还给学生，让学生自主读书、独立思考。
近些年来，高等教育“大跃进”的几个主要表现：
1.学校升格、合并，造大船，求规模。校名改得一塌糊涂，特色全无。相关责任部门在审批上把关不严。
2.学科膨胀、专业猛增。学科：什么样的学校都想招硕士生、博士生。专业：持续增加、细化。不管学校类别、基础、条件和师资状况，什么专业都敢办：工业大学办对外汉语；师范大学办物流管理；交通大学办表演；外语学院办中文……还有的学校新增什么“社会工作”。所有的大学都办英语、法学和计算机专业。耶鲁大学只有12个学院，11000名学生，论数量几乎赶不上所有中国本科大学。
3.各种申报、评估、评奖、检查等应接不暇，让人疲惫不堪。与陈平原教授的文章并行或者说是形象的注解，是小说《大学纪事》（汤吉夫著，山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它形象地揭露了当代大学的种种弊端，读来令人警醒和深思。
上述的每一种现象都给主管部门制造了权力，又缺乏相应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造成高校管理的混乱和腐败的滋生与蔓延。
关于标准化，更让人质疑和警惕。陈平原教授说：“大学办得好不好，关键在于有没有个性。”“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找准属于自己的位置和路向，比什么都重要。”“其实校长们都很聪明，也很有事业心，但为何大学办得越来越没特色？在我看来，很大程度是被各种标准化的评估体系给逼出来的。说句不中听的话，如何应付评估，已经成为一种‘专业技能’。”的确，现在各大学的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教务处长可以到处作报告、讲经验，到处参加评估，获得“四好”：好吃、好喝、好住、好拿。
在统一的标准化的要求下，还要有特色，这是一种悖论。现在在教学评估中，都要求要有特色，从学校到学院到学科、专业。有些学校、学院、学科、专业绞尽脑汁，硬想硬编自己的特色。其实，相同的学校、相同的学院、相同的学科、相同的专业、相同的体制，哪来那么多特色？如果全国100个中文系有100个特色，那就糟了，因为中文系毕竟有多年形成的共同的规律、共同的办学追求、共同的质量标准。但是，不同的学校、学院、学科、专业可以有自己的优势和亮点，这种优势和亮点是由特殊的历史、地理、现实等因素造成的，比如，黑龙江大学的俄语就有优势，大连外国语大学的俄语、日语也有优势，大连大学的博物馆就是亮点。要发现和发挥优势，而不要一味地追求特色，很多所谓的“特色”是子虚乌有的。特色永远属于少数优秀的大学，像北大、耶鲁。对于多数的大学，一般的大学，没有特色就是你的特色。要“老老实实地办，别老想着创造奇迹”。
结论：在教育创新方面，首要的也最重要的是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
最后说学术创新。学术创新（特指人文社科）同样是渐进的和守正性的。不可能天天创新。天天创新，只能制造垃圾。现在最令教师和学生头疼的问题是“怎么创新”？“我文章的创新之处在哪”？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博士论文的自我鉴定表上要求“创新之处”要有三条）。于是绞尽脑汁想新题，乱创新，不怕写不出，就怕想不到。于是学术论文中什么样的选题都有，什么样的论题都可以论，什么样的题目都可以写。只要没人写，我就写，创新嘛！再如比较研究，什么都可以比，只要没人比，我就比。这都是“创新”给逼的。
我觉得，与其这样“创新”，不如对文化、文献、学术问题进行实实在在的整理和归纳。比如对历代作家创作年表、年谱的整理，对创作的追踪等。人文学术、人文思想的创新，要有真正的意义，要有学术的底线，你所探讨的问题起码要是一个学术问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是能立得住的，而不是一个伪命题。不要“挖到筐里就是菜”。
人文学术、人文思想的创新，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坚守和发扬。比如，“三个代表”的思想、社会主义荣辱观和核心价值体系等，人们私下说没多少创新，哪来那么多创新？这就是一种坚守、发扬和强调，因此就是创新。
与学术创新的另一个背道而驰的是量化的要求。数量的要求使学术刊物膨胀、学术会议泛滥、不正之风蔓延，于是就更加非学术。所以我说量化的要求与学术创新背道而驰。
学术的创新是渐进的，是艰辛的，是自由发展的，更是多年守望的。
综上所述，文化是积累的，教育是有规律的，学术是有规则的。三者的创新，都是渐进的，在创新的过程中，都有一个坚守的问题。
在大连大学、大连民族学院等院校的演讲
〔1〕厉以宁：《谈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四大问题》，《北京日报》2007 年11月19日；《新华文摘》2008年第3期转载。
〔2〕陈宗周：《周光召：今天的科技界民主氛围太少》，《南方周末》2007年12月6日；《新华文摘》2008年第3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