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对甲午战争的反应
——兼述《申报》对山东战场的有关报导
张玉法
一 前言
发生在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战场辽阔，并包括海战和陆战。受战争影响的地区且不论，陆战场包括朝鲜北部、奉天南部、山东东部以及澎湖、台湾，海战场包括黄海和东海。从1894年7月25日战事在朝鲜发生，到1895年1月20日日军在山东荣成登陆，再到2月12日北洋舰队在威海覆灭，再到4月17日中日议和完成、马关条约签字，山东都有不同的反应。
山东对甲午战争的反应是积极的，下面即从兵勇之招募、间谍及资敌之防制、团练之兴办、增兵与筹饷、防务与备战、陆战与海战、议和之反对等方面加以论述。
二 兵勇之招募
关于兵勇之招募，仅就烟台一地而论，发动者有三：一为旅顺之驻军，二为威海之驻军，三为济南之抚署。1894年9月2日《申报》云：
前次旅顺、威海两处，俱至烟台募勇，因见投效者皆系老弱残病，不堪入选，因移至迤东之冈榆地方招募。
又于9月16日《申报》云：
旅顺、威海二处派员至烟台募勇，凡闾巷少年，无不踊跃应募，已集二千余人，加以训练，即回防所驻扎。
又10月6日《申报》云：
日前屡有武弁自威海、旅顺至烟台招勇，近日又有武弁由旅顺口至烟招募亲军二百名，克日成军。盖此次月饷从优给发，每月关银四两二钱，故有志从戎者，无不投袂而起。
又10月14日《申报》云：
威海巩军今又来烟招勇，惟烟人之强壮者早已应募他往，怯弱者流不堪入选，故招募多日尚未成军。
又10月20日《申报》云：
□□又有武弁自旅顺来烟募兵一营，惟应募者不多，因将已□□之二百余名载回旅顺，余则移至迤东文荣地方招补，以符额数。
凡此皆为旅顺、威海驻军至烟台、文登、荣成等地招军的例子。除威海所招之军用以防守威海以外，旅顺驻军至山东所招之军，用于辽东作战。另外，亦有在外带兵之山东籍将领回山东招兵，然后带往辽东前线作战者，如甘肃凉州镇总兵田在田奉旨回山东原籍招募乡勇十营，于1894年11月开抵通州。[1]
在山东所招募之兵，有用于外地作战者，有用于防卫山东者。用于防卫山东之兵，除威海驻军所招者外，有济南抚署所招之兵。1895年12月11日《申报》云：
抚提部院营务处何出示募兵，于初五日（12月1日）开拔。
又12月23日《申报》云：
抚提部院营务处日前招募亲兵，现已成军，逐日操练，但见步伐整齐，进退合度，不愧为节制之师。
上述两则，系为抚提部院营务处在烟台招兵之示例，其他地区的情况如何？尚待研究。
招兵是为了参与中日战争或山东防务，在前述招兵期间的战事情形是：1894年9月16日日军占平壤，9月21日山东籍将领宋庆奉命帮办北洋军务，调度辽东防务。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自9月17日大东沟海战失败后，率舰巡防于旅顺、威海之间，11月21日日军陷旅顺，11月27日丁汝昌奉命死守威海炮台，而日本军舰至迟在10月6日即在山东成山洋面游弋。[2]
三 间谍及资敌之防制
关于间谍及资敌之防制，见于《申报》对烟台地区的报导，主要为间谍之防制。如1894年10月11日《申报》云：
倭人间谍，到处皆有，官吏中之关心时事者，往往悬赏购拿，殊不知朝鲜人之为倭奸者，尤当加意严缉。烟台市时见朝鲜人躞蹀往来。近日又有来自釜山者，类皆熟习倭文、精于倭语，当此军书旁午，而过都越国，终日嬉游，苟非刺探军情，安得闲情逸志，诚防之不可不早者也。
又如11月13日《申报》云：
自天津等处拿获倭奸后，烟口亦谣言四起，或谓某茶馆搜出倭人几名，或谓某烟馆藏有倭人若干，甚至谓威海炮台内又有倭奴间谍为人识破，拿获正法。言之凿凿，及详加察访，则皆子虚乌有之谈也。彼喋喋者，果何为哉！
再如11月23日《申报》云：
倭人蓄意肇衅，密布间谍，防之不可不严。前由福山县抄登州府端大尊札谕令军民人等严密查拿。又以所有倭国商民安分寓居者，均在保护之内，仍宜加意保护，勿得错认，致与为难。
凡此，皆为山东方面注重防谍，而又希望做到勿枉勿纵的例证。
至于防止资敌，见1895年4月6日山东巡抚李秉衡奏。奏云：“卫河一带，粮船纷纷北行，驶过临关，直抵天津，已咨直隶总督严密稽查，预防奸商盗运出海，接济敌粮，下所司知之。”[3]这方面的资料虽然不多，可知山东地方官已注意到经济作战。
四 团练之兴办
关于团练之兴办，在福润任巡抚时即已开始，李秉衡于1894年8月16日调山东巡抚后，亦札饬登州府及莱州府各属举办团练。[4]其后登州府之文登（威海所在）、黄县、福山（烟台所在）等县，莱州府之掖县、潍县、昌乐等县，皆办团练。登州团练，有登州籍翰林院侍读王懿荣奏请回籍办帮，至1895年1月28日谕准。[5]登州府文登、黄县二县团练办理情形及效果，据1895年5月21日李秉衡奏：
臣懿荣于今年正月奉旨回籍办理登州团练，二月到籍，倭氛未靖，周历十属，查勘情形。今先后查得文登一县，团长拣选知县于霖逢、廪生林基达，平日倡办团练，最为认真，联络城乡，合为一气。揣知夷情叵测，预为坚壁清野之谋。凡有大兵过境，先时备置粮草，平价公卖，使兵无缺，使民无扰。复于本年正月于该城失陷之际，冲锋不避，力持危局，积存火药，仓猝难以盖藏，乃于各箱中置机捻，倭贼果然搬移触发，立时轰毙十余人，因之不敢逗留。林基达素有孝行，兼饶勇略，此次昏夜大雪之暗探内外消息，来往奔告营伍，纠合乡众，相机诱剿，单人独骑，为贼所遇，死事甚烈。……黄县一县团长前任广东封川县候选知县山民、四品衔候补员外郎丁世常、候选训导王常益、四项统选教职丁庭闻等，于该城危急之时，劝捐银至七万七千余两之多，募备乡勇一营，并招乡兵两营，禀请臣秉衡派员管带，昼夜堵御，挖造地营，衣不解带，备极辛劳。[6]
由文登、黄县的团练事例可知，团练在中日战争中的功能是：①为国军预先备置粮草，使兵无缺，并免扰民。②探听敌人消息，伺机打击敌人。③捐款募勇，交由巡抚差委。④直接与敌人作战。
福山县因有通商口岸烟台，其办理团练情形，报纸时有报导。如1894年11月23日《申报》云：
烟台办理民团业已就绪，经抚宪札谕，由商民自行举办，所有经费款项，不经地方官之手。近将所募团丁，分段巡查，以卫闾阎而防奸宄。
又如11月29日《申报》云：
烟台举办团练，用以查奸宄而安闾阎，除盘查保甲外，所有力食之小工、扛夫人等，亦各给腰牌一面，以便稽查。
又如12月2日《申报》云：
烟台办理民团守卫地方，而旅居之潮州商民，亦招募勇丁，自成一队，各铺门口，高悬旗帜，大书奉宪团防字样，所招各勇，约期至会馆操练。
又如12月23日《申报》云：
团防之设，原为保卫地方起见，不但盘查奸宄，视为具文而已也。近来招募勇丁，仿照西洋操法，口号步伐一如海防营之规模，似此认真办理，方足以资得力，以视他处办团行同儿戏者，真不可同日语矣！
再如1895年2月6日《申报》云：
乡间团防，以滨海较远，亦只虚应故事而已。惟烟街巡防严密，不遗余力，宵小不能容身，相率遁至四乡，各村庄为身家性命计，亦相率办团，以资捍卫。
由福山的例证可知：①乡间多虚应故事，烟台则甚为认真。②款由民间自筹，团由民间自练，小的社群亦可单独办理。③办理的目的在盘查奸宄、保卫地方。④办理团练的地方，治安较佳。
值得注意的是，奏请回籍办理团练的翰林院侍读王懿荣即福山人，历来修方志的人都对他的义行大书特书。如1915年出版的《山东通志》云：
中东战事急，上疏请回籍办团练，奉旨驰往，并发饷银五千两。因驰至登州，周览形势，联络乡团，不辞劳瘁。和议既成，请假省亲，缴还饷项，东抚馈以千金不受，而以私财散遣所调兵弁。[7]
1931年出版的《福山县志》，对王懿荣的有关记载略同，附有所作《偶感》诗云：“岂有雄心辄请缨，念家山破自魂惊，归来整旅虾夷散，五夜犹闻匣剑鸣。”[8]1984年10月出版的《烟台文史资料》，载有《爱国学者王懿荣》一文，除记述有关事迹外，并对有关事迹的背景加以说明：①王懿荣到达登州办团练时，中日已议和，使王壮志未酬；既然未能为国家尽力，不愿累及国家财政，乃变卖家产，遣散兵勇，把领得的五千饷银缴回。[9]1990年出版的《福山区志》，对王懿荣有关事迹的记载，与《爱国学者王懿荣》一文略同。[10]
莱州府的团练，可以掖县、潍县、昌乐为例，但资料颇为缺乏。掖县的情形，《四续掖县志·翟虞臣墓志铭》中有所记述：
乙未海氛起焉，公徇于中丞李公暨锡公清弼之请，复任郡城总董，办理团练、工程、车马诸局，竭勤尽瘁，桑梓赖以保卫者大矣。[11]
潍县的团练，《山东通志》及《潍县志稿》中有零星的记载。《山东通志》中有云：
郭杭之……潍县人，举于乡……甲午中东事起，犹佐治乡团，时有议迁避者，概置不问。[12]
《潍县志稿》中有云：
陈阜，赏郎中……二十年中东之役，李中丞秉衡委办莱州团练，福山王文敏公奏派会办登州团练。
又有云：
张仔……累至闽抚……甲午沿海戒严，邑人群谋招募乡兵，仔毅然建修城之议，卒以众意难违，独出资修西北角颓圯者。[13]
关于修城，《潍县志稿》另有记载：
潍城东北隅，上建真武庙，庙下累石阶九十一级，土人呼曰礓礤，盖修石城时所筑也。………光绪二十一年春，有兵火之警，大府檄办团防，丁君郭仁子安，以是地为东北隅扼要，乃独捐赀重修之，复濬城濠长三百丈，城内土基培之使厚，用灰沙合筑，以期永久，长二百步，凡靡白金二千两，而以余赀葺真武庙。[14]
至于昌乐县的团练，据《昌乐县续志·文学传》所载：
陈映斗……入邑庠……岁甲午，倭人犯顺，东府戒严，众议聚保营邱古城，举公为团长，事结后，群服其廉能。[15]
从初步搜集的资料看来，莱州府的团练，与登州府相较，甚至特殊之处，惟县大修城池，自亦为团防工作的重点。
甲午战争期间，山东登州、莱州二府兴办团练，不仅用于维护治安，保卫地方，且被视为一种可资运用的抗日武力。1895年1月20日，日军在山东荣成登陆，并向威海方面进军。1月28日上谕有云：“本日张之洞电奏，威海援军，缓不济急，请饬李秉衡，晓谕荣成、登州一带居民，集团助战；并请令李鸿章，饬海军现有铁快各船，驶至成山，袭其运船等语。集团一策，著李秉衡即饬地方文武，赶紧举办。至令海舰出击敌船，年前廿七、八日叠降谕旨，未据李鸿章复奏。”[16]可惜的是，李鸿章未能派舰至荣成阻日船运兵登陆，而亦未见荣成、登州地方的团练，有阻击日军的行动，故使威海腹背受敌，终至溃败。
五 增兵与筹饷
增兵与筹饷，可以分两方面论述：其一，山东的兵调到其他战场，为增加战力多募兵额，其饷项则需由山东供给，这增加了山东的财政负担。如曹州镇总兵王连三带兵驻扎长城九门口，原只800人，奉令另招三营，并将原带之800人添招200名，凑足两营，共合五营，共2500人，原规定所需薪饷皆由山东支拨。东抚李秉衡以财政负担过重，乃于1895年4月11日奏请将另招之三营饷项，由户部设法，到4月25日皇帝将此事批交户部。[17]
其二，自山东海防吃紧后，因防营兵力不足，奉旨添招30营，到1895年4月11日已次第成军，新旧合计约有80营、4万人。自是年3月以后，饷银月需20余万两，山东无法负担，东抚李秉衡在1895年4月11日的上奏中，请求截京协各饷，以济眉急。皇帝亦于4月25日批交户部。[18]但部议仅准一半。李秉衡不得已，又于1895年9月2日奏请移用东海关洋药厘金余款，皇帝于9月21日批交部议。[19]此时中日战争虽早已结束，但问题乃系中日战争增兵而来。
以上两个案例，均发生于甲午战争期间，问题的提出亦均在甲午战争正式结束以前。到马关条约订立后，仍在研拟解决办法。
六 防务与备战
防务与备战，可分海防与陆防两方面观察，威海虽在山东省，但北洋海军不归山东巡抚调度。1894年7月18日，《申报》即开始报导山东防务与备战的情形：
日本窥伺朝鲜，将有兵衅中国，驻扎烟台一带防营，咸磨厉以须，预备调遣。近日将行营军炮，一律试演，以验利钝。
由于山东地区《申报》仅在烟台派驻记者，所报导皆为烟台的状况，或在烟台采访而得的状况。8月18日《申报》报导烟台的状况云：
近日购到大炮，安置东西二炮台，十一、十二等日，逐一演放，以资历练。
又云：
烟台迤东有上庄田舍地方，为威海往来必经之路。惟鸟道羊肠，崎岖特甚，车辆马足，阻碍殊多。兹由嵩武军派勇一哨，前往修理，此后转运饷械，可资利便矣。
9月16日《申报》报导登州地区情况云：
登州办理海防，十分严密，向有广武诸营驻扎，尚恐兵力不厚，复添募鼎军两营，业已招集。凡隶名细柳者，皆系身材长大，能耐劳苦，与日兵之渺小孱怯者，不可同日语矣。
该日《申报》又报导省垣派兵赴登州防守的情形云：
现闻抚宪派委前署东海关道李观察办理海防，统带嵩武军六营来东驻扎，不日即可到防。
李观察，指候补道李正荣，10月11日《申报》报导，李正荣自省垣带来之嵩武军六营已驻扎登州，又有马队500名，在登州迤西黄县驻扎。并谓登州向无电线，已一律安设，以传报军情。
前述防务与备战，多为福润任山东巡抚时的部署。福润于1894年6月，于中日交涉日趋恶化、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即奏准添炮队四营，装备火炮36门，以为布防威海后路之用。中日正式宣战后，福润更令总兵曹正榜在烟台编成东字军三营，并饬令沿海十余州县筹办民团，以助战守。[20]但清廷对福润的调度能力似乎并不信任，到8月10日日舰开始骚扰威海后，清廷即于8月16日将福润调安徽，另以李秉衡为山东巡抚。[21]李秉衡受命后，正逢科考入闱，到9月30日始赴任。此时驻烟台之嵩武营及海防练军连日操练，准备接受李秉衡的校阅。[22]李就任后，即添募兴字军四营驻防莱州，另添募练军一营增防烟台。10月上旬，将驻曹州之松字营马队和济字副中营东调，分扎琅玡台（在诸城）和石臼所（在日照）；又命莱州知府何鸣高招募莱边炮队四营，守备莱州海口。到12月下旬，李秉衡将集中于烟台的济字右营、精健前营、泰靖左营及河成左营调往荣成县附近，以防日军从该处登陆。嗣因荣成沿海地方空阔，又抽调泰靖、精健两营并马队一哨驻扎荣成，以固威海东面后路。当时山东半岛的总兵力约60营，共约3万人，比原有的兵力增加1倍以上。[23]李并亲自自济南至烟台布置海防，在潍县设粮台及炮厂，到1895年1月日军在荣成登陆，进攻威海后，李秉衡将驻地移至掖县，直到中日议和后始回济南。[24]
李秉衡在山东烟台、登州、胶州等地布防与备战的情形，《申报》屡有报导。1894年10月20日《申报》云：
抚宪李大中丞来东阅视海防，于十四日（10月12日）驾临登州校阅防军，十八日（10月16日）抵烟，以便再赴威海、胶州一带地方勘视。
又云：
海防兵力已厚，近又由省垣派出练勇三营。一营拨守胶州口之炮台，其二营则于十五日由烟台经过，迳赴威海驻扎。
又10月27日《申报》云：
山东抚宪李中丞于十八日行抵烟台，已列前报。中丞当日即至西炮台阅视一周。翌日赴东炮台验视，料理一切防务。暂作勾留，拜折上闻，一俟接到电旨，再赴威海、胶州等处。拟于廿五日起节前往。中丞敝衣减从，自带庖丁，不烦供给，有古大臣风范。数十年来，大宪过境，从无如此次之简略者。
又10月31日《申报》云：
山东巡抚阅海防后，于九月二十四日启节赴威海勘验炮台，闻事竣，仍回烟台驻节。
在李秉衡布置海防的过程中，有两次重要的人事调动，都发生在1894年11月。一是办理登州等处海防的前署东海关道李正荣因事撤差，所遗防务，经李秉衡另派夏辛酉统领接办，而以署登荣水师协镇李协戎为帮办。[25]一是登州镇总兵章高元，因旅顺吃紧，奉调往援，于11月22日督率嵩武军四营、广武炮队二营、福字军二营，航海北渡。所遗差缺，由李秉衡扎委中军官中营游击刘游戎出任。[26]其后，《申报》继续对山东布防与备战的情形有所报导。1894年12月2日《申报》云：
自旅顺口等处军情吃紧，烟台地方亦防范加严，所有炮位子药逐日检点，而了望哨探诸人更番联络，风雨之夕，亦不稍有疏懈。
又12月11日《申报》云：
登州历次办理防务，积储军装不少。日前提解快枪、抬炮数千件至烟台支发应用，略加修饰，即成利器。
又云：
初八日由省中发来练勇八营，系张镇军福兴统领。镇军为湘军宿将，前值中法构衅，曾带振字全营来东驻扎，军事颇能认真，不似他军统领望风而溃者可比。
又1895年1月2日《申报》报道：烟台连日有练勇到防，前后共计30余营，因对烟台的防务有所分析：
烟台一隅，颇擅形势，前岸有芝罘二岛为屏蔽，通伸岗、八蜡庙东西对峙，俱存新式炮台，以资控御。后面则有奇山，联络左右，怀抱崆峒岛，又当口门之冲，若有兵船停泊，正可作掎角之势，进战退守，可以操纵自如。今就陆路言之，各防营择要驻扎，颇得地势，东西炮台下两岸俱有重兵扼守，奇山之后，共扎十余营，以备东西策应，且可防敌人自后路来袭。今又于山内及山口各扎数营，盖防前队或有疏虞，则后路当可接应，似此布置严密，自可固若金汤，何患倭奴之窥伺哉！
可惜的是，日军并未进攻烟台，却选择了防务空虚的荣成作为登陆地点，以攻击威海后背，致使李秉衡以烟台为中心的布防，大部落空。
七 陆战与海战
山东的陆战与海战，是以北洋海军基地威海为中心。威海于1881年成为北洋舰艇屯泊之所，此后陆续建设炮台，由德国陆军工程师汉纳根设计和修建，所用大炮全部购自德、英等国，包括德国克鲁伯厂制造的大炮和英国阿姆斯特朗厂制造的大炮。战争爆发后，更在威海南北两岸炮台后路增筑临时炮台多座。威海设防的要点在一“守”字，炮台形势只能顾及海中，不能兼顾后路。至于威海作战时的海军战力，有战舰定远、镇远、来远、靖远、济远、平远、广丙七艘，炮舰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六艘，练习舰康济、威远二艘，另有大小鱼雷艇十三艘。[27]
日军进攻威海，系海路与陆路并行。1895年1月中旬，日舰开始在威海、登州正面骚扰，另一方面即布置陆军在荣成登陆，以攻威海腹背。据《申报》报导，1月14日，有日舰数艘在威海近海游弋，或谓对威海展开进攻，但被击退。[28]1月18日有日舰三艘开至登州海面，以炮轰击登州，守军亦以炮还击。1月19日，日舰以炮轰登州，守军工事略有损毁，民舍亦被扫射。1月20日，日舰复至登州外海，是日，日军即在荣成之龙须岛登陆。日军在荣成登陆时，附近有守军三四营，一度使登陆之日军受创，然卒不敌。1月23日，日军进至桥头。[29]
当时中国在威海后路的登莱二州（包括烟台）驻有陆军32营、1.6万多人，派往荣成前线迎敌的兵不过10营、5000人，而日军迄25日登陆完毕，总人数达3.46万。荣成县本无防营驻守，知县杨承泽曾令绅民办防团，但无武器，未能抵抗日军；奉令来援的副将阎得胜所率五营河防军以及分统刘树德、总兵孙万林等军，亦未能有效抵抗。到1月30日，日军即抵达威海地区，开始进攻南帮炮台。时威海陆路暨南帮、北帮炮台，由戴宗骞督率绥、巩各军防守，但日军很快占有南帮的摩天岭、杨枫岭、鹿角嘴、所前岭、皂埠嘴等炮台，戴宗骞退北帮炮台。2月2日，日军攻陷威海卫城，再攻北帮炮台，时北帮各炮台已为丁汝昌派人摧毁，将戴宗骞移到刘公岛，戴以陆路弃守，至刘公岛后自杀，而日军即于2月2日当日占领北帮炮台。陆战已告结束，接下来日本海军即与北洋海军展开决战。日本海军攻击刘公岛始于1月30日、日本陆军进攻南帮炮台之时，但到2月5日战事才趋激烈。2月5日，中国定远舰首先中雷搁浅，次日又有二舰中雷，来远、威远沉没。2月7日13艘鱼雷艇于逃走时或搁浅或被俘，率康济舰防守日岛炮台之萨镇冰撤回刘公岛。2月9日，靖远舰亦中炮搁浅。2月12日，广丙舰管带程璧光携以丁汝昌为名之乞降书向日本乞降。在此前后，丁汝昌自杀，乞降书是否为丁生前书就，则史无定论。[30]
2月14日以后，《申报》对山东的陆海战况有较多的报导，但未必正确，彼此亦有矛盾。2月14日报云：在日兵未攻威海时，有战船13艘、水雷船11艘、木质小巡船10艘，在威海外海往来游弋，后即在荣成湾停泊，有日本水陆兵约20000人，在荣成登陆。[31]2月28日报云：1月19日日兵2万名分载50船，另长夫10000名，20日有一半在永清（荣成）湾登陆。永清湾有华兵约400名、大炮4尊。日兵船一面发炮攻击，一面调登陆部队，将华军击退。嗣日军开往荣成，城中约有居民一万数千人，没有防守，炮皆三四百年前旧物。23日，复有一批日军登陆，即分由南边大道及北边大道进向威海，临行复分占各要隘。晚华兵纷纷来击，皆为日兵所败，或退往文登，或返回威海。日军冒风雪前进，30日攻东帮炮台，华军溃退，有往威海城者，有往海滨者。三炮台中有一炮台为华军（守炮台之英人）自轰毁，另二炮台为日军获得。即以轰击刘公岛，华舰发炮反击。日兵自东帮炮台分兵西上，2月2日夺得西帮炮台，炮已尽为华军所毁。2月4、5日（应为5、6日），日以水雷船攻华舰，定远、来远、威远及另一小兵船皆中弹沉没，7日镇（靖）远舰亦毁，是日有中国水雷船13艘由西边出口移去，或被日舰所俘，或被击沉。2月11日（应为12日），有华兵舰悬白旗纳款，中国大兵船4艘、小兵船6艘，以及炮台、军械，均为日军掳去，海军提督丁汝昌亦死。刘公岛中国海军投降后，有西人13名，日人以礼款待，用轮船送至烟台。刘公岛中华军4000人、水手2000人，亦驳至岸上。[32]
有关威海的防卫与失败，3月2日的《申报》有较为完整的记载：威海南北两岸，计驻巩军5营、绥军5营、水雷各一营，由戴宗骞总统，刘超佩分统。刘公岛有三营，东口有水雷一营，则归张德山统领。初日本拟攻威海，戴宗骞请东抚李秉衡拨勇6营，驻扎要隘。布置既定，日军来犯，攻北岸不克。北岸由宗骞驻守，辖绥军5营，水雷一营，北山嘴上、中、下炮台三座，黄坭崖炮台一座，祭祀坛炮台一座。南岸计有南山嘴炮台二座、龙王祠炮台一座，由刘超佩驻守，辖巩军五营、水雷一营。戴、刘有约，若日军攻南岸，则绥军策应，攻北岸则巩军策应。日军攻北岸不得，转攻南岸，戴正欲援，面刘已败。刘为卸责，谓戴救援太迟，戴乃募敢死之士千人，各予百金，夺回南山嘴炮台二座，但又为日军夺去。嗣北岸亦无法防守，五炮台尽失。戴冀望张德山利用其在刘公岛的守军，并刘公岛南北的地阱炮台两座，以及荒（黄）岛、日岛的地阱炮台两座，规复失土不果，乃于刘公岛吞烟自杀。
造成陆海战失败的重大原因之一在于缺乏援军，关于此点，1895年2月18日及26日《申报》屡有报导。陆路方面，到2月7日，东抚李秉衡以前敌不支，后路诸军亦不能克期齐集，不得已退驻黄县，以待援兵。到2月11日，继荣成、文登之后，宁海州亦告失守，而援兵仍不至。海路方面，南帮炮台失陷后，陆路诸军俱已溃退，刘公岛仅余兵船6艘、陆军4营，死守海隅，以待西路援兵。既而弹药不继，军志渐消，丁汝昌乃于2月12日仰药死。另据2月15日及4月8日《申报》报导，尚有一件事加速刘公岛海战的失败，即是2月7日丁汝昌令王平带鱼雷艇8艘出击，而王则率艇逃往烟台，余艇或沉没，或降日。2月17日的《申报》对威海之降有较详细之记载：日军自1月26日起攻犯刘公岛，历十余口，丁汝昌及各统领无不奋勇争先，后以力不能支，只得静候援军。一日接烟台讯，知援军未能调出，不觉大失所望，刘姓统领忽率师退避。丁汝昌见兵船日遭损失，而刘公岛东首有一小岛亦被日人所占，各兵船煤火已竭，日人更内外夹攻，不得已于2月8日召集张统领及各西员商议，佥以束手无策，不如设法降日。乃于12日拟就降书，遣人乘广丙轮往见日军首领伊东祐亨。书中谓愿将炮台兵舰让与日本，唯望不伤害中外将弁水手兵丁，伊东接受。是日，丁汝昌、统领张文宣吞烟自尽，统领杨用霖则举枪自杀，另有武弁三人亦服毒自尽。伊东闻之，于13日致书刘公岛某统领，请派人于14日至其松岛舰订降约。14日降约议妥，日舰入海口，将镇远、平远、致远、广丙4大舰及小轮船6艘收去。事后，日人将棺木7具（除前述6人外，另加2月10日自杀之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及滞留岛中败勇用康济轮船送烟台。
刘公岛降日之初，《申报》对丁汝昌之死颇为赞扬，2月20日报谓：刘公岛以黑子弹丸之地，与日人争持既久，弹药粮饷悉数用完，丁汝昌无可如何，是以向日人投降，苦心孤诣，甚为可哀，既而知罪难逃，乃自杀。是日报载，日人于2月17日以康济轮运送丁等棺木情形，亦备述日人对丁等之崇敬，谓：丁、杨、刘之棺木经日人舁上康济轮，启行时日人放炮为礼，各日军长官极为肃恭，盖感其忠魂毅魄。但到3月22日，《申报》则大骂丁汝昌，谓：丁汝昌于定远各舰被击毁后，甘心降敌，将炮台兵舰悉举而属诸他人；不死于力战之时，而死于投降之后，虽有苏张之才辩，亦不能强为之解。
值得注意的是：威海降后，辽东战场尚有战争，因此日本对山东续施压力。1895年3月18日，登州之长山岛，有日舰数艘往来游弋，邀截由南赴津之轮船，搜查有无军火等物。[33]3月26日，又有日舰数艘向登州轰击，并在长山岛登陆，将岛中之了望台及通连登州之电线毁坏。[34]到3月30日中日停战条约成立后，日军始未在山东继续挑衅。
八 对议和之反应
关于山东对议和的反应，本文不拟深研，仅举二例作一说明；其一，当中日议和及日本要挟各款的消息于4月19日传到烟台以后，据《申报》记者观察，一般的民情分为两派：“凡有血气者，皆发指眦裂，志切同仇；其萎靡者闻之，则惟得过且过，偷安目前而已。”[35]其二，山东巡抚李秉衡先后于4月19日及25日两度上折阻止议和，其理由约有三点：①辽东为京师左辅，台湾为东南藩篱，皆不能割让。②二亿赔款，可用以养战士，与日本再战，半年之内可胜。③南京、苏州、杭州、重庆、沙市等地向未准各国通商，不能向日本开例。[36]李秉衡上奏之日，《马关条约》已经签字，事实上此时中国亦无力再战。唯就李秉衡及烟台有血气者的反应看来，中国虽败，仍有再战的勇气。
九 余论
1894年7月25日至1895年4月17日的中日甲午战争，战场从朝鲜蔓延到奉天、直隶、山东、台湾四省，海陆战争，以奉天和山东二省最为激烈。山东省的陆军除备战、决战外，并支援辽东战场，北洋海军初以威海为基地，支援韩国及辽东战场，最后则在威海与日本海军进行决战，失败后投降。
战争失败的原因，表现在山东战场的，约有数点：①海战与陆战不能作适当的配合：日本方面，海、陆战配合良好。计划在荣成登陆，先遣军舰在登州、威海作骚扰性的攻击；日军攻南帮炮台，海军同时进扰刘公岛。中国方面则不然。北洋海军在山东属客卿，不遵山东巡抚李秉衡的调度。李秉衡希望北洋水师能巡防荣成等海口要地，北洋海军于旅顺失败后即避居威海港不出，以致日军能顺利在荣成登陆。[37]丁汝昌负责海战，戴宗骞负责陆战。当日军自荣成登陆向威海进军，丁汝昌不准戴调威海之军作外线作战，且惧南帮炮台为日军所得、受日运用，急谋先将南帮炮台破坏，因受到守军反对不果。南帮各炮台仅有其一于临危时主动破坏，其他皆入敌手，使威海大受威胁。丁汝昌有鉴于此，不待日军来攻，即将北帮炮台破坏，使负责陆战的戴宗骞愤而自杀。不仅海、陆军不能配合，海军内部的合作亦有问题。丁汝昌出身淮军，安徽人，海军管带则多闽人，兵弁则多鲁人，指挥阶层且有洋人。战争当时论者已批评丁汝昌不知兵、不习海战，稍挫之后，士气瓦解，洋人建议投降，丁不知如何去办。②部分官员怠忽职守，军队纪律亦不严整：在中、日战争中，山东地区无论海战、陆战，死节者固多，临阵脱逃者亦所在多有。海战方面，如鱼雷艇管带王平，丁汝昌命其率船队冲敌，竟私逃烟台，谎报军情，嗣后并远走上海。陆战方面，如荣成县知县杨承泽未能认真办理海防，及日军登陆，即隐匿不出，嗣即潜逃。又如受李秉衡参奏的威海司巡检王翰，临阵托疾引退，挈眷远徙，造成人心惶惶，乃予革职处分。[38]至于一般将士，据《申报》记者的观察：“东省师旅如云，兵力不可谓不厚，所苦统带者，咸以保全性命为事，甚且纵兵骚扰地方，寇退则来，寇至则去，有兵诚不如无兵耳。”[39]《申报》记者另有记云：“威海来烟之逃兵，间有隶南省者，皆乘新裕轮船赴上海，再行回籍，街市之间，略作安静。”[40]③援军不至，守军无力再战：山东战场吃紧之时，李鸿章拟调南洋海军四舰应援，两江总督刘坤一以南洋为财富重地，要求免派；[41]李秉衡亦已奏请清廷，调他地之军应援，但以交通关系，援军迟迟不能至。因此，山东无论海战、陆战，皆无法持续。前述诸因，固然造成山东战场的失败，但在山东作战的中国将士，亦有英勇悲壮的一面，前已论述，兹不多赘。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山东战场，中国伤患的救助，依靠外国传教士者颇多。1895年2月14日《申报》记云：目下受伤兵士，多往烟台，由内地传教会医生为之敷治，忙迫异常，登莱青道等出赀佐之。2月15日《申报》记云：受伤士兵至烟台求治者，仅2月9日即达百人，参加救助的有男教士6人，女教士3人，另又请英国军舰医生为助；英教士慕维廉更在上海为战地救助募款，迄2月13日，汇烟台者已达1100两。在烟台救助中国伤患者，为外人所办的红十字会医院，上海《申报》曾出面为医院募款。[42]
（原文载于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100周年纪念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 《申报》1894年11月20日。
[2]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台北，1963，第二册，第883—895页。
[3] 《清德宗实录》卷363，第13页，光绪二十一年三月癸未条。
[4] 李秉衡：《李忠节公奏议》卷8，第14—15页。
[5] 《清德宗实录》卷358，第3—5页，光绪二十一年元月乙亥条。
[6] 李秉衡：《李忠节公奏议》卷8，第14—15页。
[7] 《山东通志》卷176“人物志”11，第5071页。
[8] 《福山县志》卷6之3，第94—95页，卷7之2，第29页。
[9] 《爱国学者王懿荣》，载《烟台文史资料》第3辑，1984年，第23页。作者为王懿荣的后人王宜训。
[10] 《福山区志》第32编“人物”，第613—614页。
[11] 《四续掖县志》卷6，第19页。
[12] 《山东通志》补遗，第6210页。
[13] 均见《潍县志稿》卷29“人物”，第32页。
[14] 《潍县志稿》卷8，第17页。
[15] 《昌乐县续志》卷31，第25页。
[16] 《清德宗实录》卷358，第3—5页，光绪二十一年元月乙亥条。
[17] 《李忠节公奏议》卷7，第14—15页。
[18] 同上。
[19] 同上书，卷9，第15—16页。
[20] 戚其章：《甲午战争》，北京，1990，第359—360页。
[21]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台北，1963，第二册，第880—881页。
[22] 《申报》1894年10月14日。
[23] 戚其章：《甲午战争》，北京，1990，第363—367页。
[24] 《潍县志稿》卷3通纪2，第22页；《四续掖县志》卷5大事记，第92页。
[25] 《申报》1894年11月15日。
[26] 《申报》1894年11月29日。
[27] 戚其章：《甲午战争》，北京，1990，第343—347、386—387页。
[28] 《申报》1895年1月23日。
[29] 《申报》1895年1月22日、29日、2月8日。
[30] 戚其章：《甲午战争》，北京，1990，第387—426页。
[31] 《申报》1895年2月14日。
[32] 《申报》1895年2月28日。
[33] 《申报》1895年3月26日。
[34] 《申报》1895年4月5日、12日。
[35] 《申报》1895年4月28日。
[36] 两折见《李忠节公奏议》卷7，第24—27页，卷8，第1—3页。
[37] 《申报》1895年2月21日。
[38] 《申报》1895年3月18日。
[39] 《申报》1895年4月3日。
[40] 《申报》1895年3月9日。
[41] 戚其章：《甲午战争》，北京，1990，第351页。
[42] 《申报》1895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