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之建立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孔子《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在这里说，夏、殷之礼因有文献作依据，故他可以说清楚，而杞、宋无文献可征，所以不能随便乱说。朱熹注文献一词：“文，典籍也；献，贤也。”称文为“典籍”，献为“贤人”。宋元之际马端临撰《文献通考》，第一次以“文献”作书名。他在自序中说：“引古经史，谓之‘文’，参以唐宋以来诸臣之奏疏、诸儒之议论谓之‘献’，故名曰《文献通考》。”他承袭朱熹之说，将“文”解释为“古经史”，而将朱熹释“献，贤也”的“贤”扩大而为“诸臣”和“诸儒”，并指明朱熹所谓“贤”乃是贤人之言，也就是他说的“诸臣之奏疏、诸儒之议论”。马端临释“文”为叙事之文，“献”为论事之言，比前人对文献的解说要更为明确合理，故为人们所接受。后来，文献一词便用来指称载于各种载体的有历史价值的语言文字资料。
一个民族和国家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这样的语言文字资料便会逐渐积累增多起来。为了使这些不断增长的文献在当时发挥作用，也为了便于保存、积累和流传，就需要对它进行整理，使之条理化以便于利用。文献整理工作，早在先秦就已开始。据《左传》等史书记载，周室和各国的图书均已分类收藏。《国语·鲁语》还记载了周宣王时宋国大夫正考父曾依照周朝太师《商颂》之底本，校订宋国保存的商代祭祀乐歌，并确定以《那》为篇首。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关于校勘古籍的记载。后来，孔子也曾对古代文献进行过认真整理。《易》、《书》、《诗》、《春秋》等都是经过整理的文献。
秦始皇“焚书坑儒”，加之秦末战乱兵燹的毁坏，中国古代典籍遭受空前浩劫。西汉“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1]，从民间学者、诸侯王至朝廷，掀起了搜集、整理和传授先秦古籍的热潮。汉景帝时便出现了“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的局面。汉武帝建立藏书制度，又进一步大规模征集图书，出现了国家藏书“积如丘山”的盛况。至成帝时，在广求天下遗书基础上，刘向、刘歆父子受命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文献整理工作。整理工作具体包括：①对以单篇形式流传或虽已成书但篇章错乱的先秦古籍，审定篇目篇次，形成定本，有的还拟定书名，校定文句。刘向称此项工作为“校雠”。②编写叙录。即对每书写出提要或题解，对作品加以辨析评介，其中也包括判定书之真伪的“辨伪”工作。③编纂分类目录。每校理一书成，“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2]。刘向将以单篇形式随于原书一起上奏的叙录，从各书中抽出，编纂到一起，名为《别录》。刘向死后，其子刘歆承父业，在《别录》基础上编成《七略》，是我国最早有规模、有系统的分类图书目录。因为当时朝廷的这次文献整理工作一开始就是有明确分工的，光禄大夫刘向负责校理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这种分工，实际上也是一种图书分类，按大类分头校理。因而《别录》、《七略》也是分类编排的。其分类采取的是“六分法”即将当时图书分为六略或六部：《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在六略之上又有一篇《辑略》，汇集六略中各种著作的小序以作为全书总略。每一略中又有总序，总论一略之学术源流，具有学术概论的性质。《别录》、《七略》共著录各类典籍三十八种，五百九十余家，一千三百余卷，全面反映了东汉以前的文献概况和学术源流。
作为这次校理古代典籍重要成果的《别录》、《七略》，它本身固然已成为中国古代文献学中目录学的经典著作，而且通过它所反映出的刘向、刘歆整理古籍的思路和整理过程中形成的一套原则和方法，对后世影响深远，对我国古文献学的建立意义重大。后来班固删取《七略》，撰成《汉书·艺文志》，在分类法上也承袭《七略》六分法分群书为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成为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是单科的文学文献学建立的先声。
《七略》和《汉书·艺文志》都把诗赋单独编成《诗赋略》，以与六艺诸子相区分，体现了编者的文学观念和文体意识，说明他们已经注意到诗赋作为文学作品具有不同于学术著作的特点。《诗赋略》实际上成为我国第一部文学目录。
汉代以后，历朝统治者组织人员修前朝之史，新的史志目录不断产生。史志目录的编写，往往伴随着对国家藏书的校理。兵燹之后，盛世之时，也总有修书修史之举和大规模校理古籍的行动。不仅如此，这种官方行为，也影响到民间。学者个人修史校书之风也逐渐盛行起来，在中国文化领域形成了重视文献搜集整理的历史传统，在这类工作中，研究者对古籍的辑佚、校勘、辨伪、编目、注疏等都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和一些必须遵守的规则。渐渐地，又有人对这些整理文献的方法和规则加以梳理、总结、概括，于是便形成了我国古代的一种重要学科——文献学，成为古代学者治学必备的基本功和治学的基本途径。至宋代，郑樵著《通志》，其《校雠略》被视为第一部有关校雠的专著。该书进行校雠理论的建设，对求书、校书方法有精辟的见解。清代乾嘉时期朴学兴盛，考据学家在古籍整理方面成绩卓著。章学诚《校雠通义》正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文献学名著，总结了刘向以来目录学的丰富经验，对郑樵的学说有所匡正和发展，倡言目录学应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指归，纠正了把目录学视为简单记载图书的片面认识，认为目录学不仅仅是为学术研究提供资料，它本身就应把学术研究包含在内，从而大大提高了目录学乃至文献学的地位，对从事此项事业的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总之，作为总结文献整理理论、方法、规律的文献学，是在历代文献整理中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但我国古代一直没有正式提出“文献学”的概念。正如张舜徽在《中国文献学·序论》[3]中所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最早使用“文献学”概念的是梁启超。他在论及全祖望时说：“其后斯同同县有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4]后来又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5]最早以文献学命名的中国文献学著作是郑鹤声、郑鹤春于1928年编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文化史上，文献学作为一门学科，伴有本学科专著出现，似起于此时。”[6]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之后，文献学具有了更明确的学科意识。不但出版了多种综合性的文献学，如被称为“奠定了中国文献学的理论和学科体系”的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等，而且还出版了各个学科的专科性文献学，如中国历史文献学[7]、中国文学文献学[8]著作，出版了文献学的分支学科，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等方面的著作。同时，各学科的文献学又继续分化，从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又分化出断代史文献学，如黄永年《唐史史料学》[9]，从中国文学文献学中再分化出断代的文学文献学，如《中古文学文献学》[10]、《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11]、《元代文学文献学》[12]，以及文学体裁文献学，如《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13]，甚至还出版了关于司马迁《史记》方面的专人专书的文献学著作，可谓极一时之盛。
文学文献学是伴随着文学文献的不断积累和文献学家文学意识的不断觉醒而从一般文献学中分化出来的。当然，这种分化也反映着一般文献学本身的进步与发展。而且，文学文献学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又会继续分化。前面提到的《中古文学文献学》之类的断代文学文献学，便是这种发展分化的结果。这种各历史阶段的断代文学文献学的不约而同地推出，反映了学术界某种共同的需要，也是中国文学文献学发达繁荣的重要标志。
这样看来，从中国文学文献学中分化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也是顺理成章的。中国现代文学起始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终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文学，它已经成为历史。这一时代的文学作品也已成为历史文献。搜集、整理、研究这些文献，也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学科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成为这一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建立便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要求。
实际上，搜集、整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工作，至迟在20世纪30年代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4]时，便已有规模的展开。这个“大系”，是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一部很有分量的文学总集，对于现代文学来说，其意义之重大甚至不亚于《昭明文选》之于中国古代文学。赵家璧聘请了包括鲁迅、胡适、茅盾在内的一批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和健将，一起来搜集编选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文学作品集，按体裁分编为十大卷，各种文体之前均有编选者所写的长篇序文，全书由蔡元培撰写总序，而且第十卷便是由阿英所编之《史料·索引卷》。从文献学角度看，这是一次十分规范的文献整理的大行动。赵家璧本拟再续编第二个十年的大系，但因日军侵华而未果。鲁迅逝世后，《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又带动了作为“别集”的作家个人文集的整理与编辑。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作家作品的出版更是有计划分步骤地持续进行，十卷、十六卷、十八卷注释本《鲁迅全集》的出版，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作家“别集”出版的水平。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有影响的现代作家的全集、文集、选集陆续出版。到目前为止，几乎稍具影响的现代作家都有文集或选集行世。现代文学“总集”的编辑出版，除续编赵家璧未完成的第二、第三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5]外，还有为了配合高校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的作品选集的选编。开始，往往是各高校自编自用。1979年6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包括《文学运动史料选》、《短篇小说选》、《新诗选》、《散文选》、《独幕剧选》等五种，共十八卷，约七百万字。第一次印刷印数达12万套，是一部较大规模的影响面甚广的现代文学作品选集。近年来，综合的和分文体选编的现代文学作品集大量出版，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总集”的研究文献。而且还出现了对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各类现代文学作品集（总集、别集和各种文学体裁的作品集）进行清理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中国现代文学报刊，是现代文学不同于古代文学的一种新的作品载录方式。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些报刊便成为研究现代文学的历史文献。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80年代后，一些重要期刊陆续被影印出来。1988年天津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唐沅、韩之友等人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为研究者充分利用这些现代文学的第一手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在现代文学的研究对象中，除作品外，作家的生平史料要算是最重要的了。与作品的搜集、整理同时，作家生平史料的挖掘、抢救、整理、出版也在积极地进行。健在的现代作家和已故作家的知情亲友，纷纷撰写回忆录。为了“抢救”史料，研究者们还登门访问作家本人及知情人，写出了数量可观的访问记。现代作家的年谱、传记的编写，也形成一定规模。以鲁迅为例，有关他的回忆录，早在他去世不久时就已经有了许多。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出版了由周作人、周建人、许广平、冯雪峰、唐弢等亲友所写的一系列回忆录。后来又有对回忆录的选集和汇编。较大规模的汇编本，有1981—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薛绥之先生主编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全书分五辑六巨册计三百余万字，是对于现存鲁迅回忆录的一种摘录式的汇编。1999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由鲁迅博物馆王世家等人编选的《鲁迅回忆录》是一套集大成式的鲁迅回忆录的汇编本，分散篇和专著两卷。可以说关于鲁迅的回忆录，无论是单篇的，还是成本的，都已完整地收录其中。以鲁迅博物馆四卷本《鲁迅年谱》为代表的私家和集体编撰的年谱，亦不下十数种，篇幅大小不等各种体式的《鲁迅传》也有数十种。
除以上两种原始文献外，还有为整理、编辑、研究这些文献而派生出来的再生文献，如关于现代文学作品的版本鉴定，目录索引的编制，对作品的注释、校勘、考证、辑佚、辨伪等，也出现了一批成果；又如对现代文学作家作品和重要文学现象进行具体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对现代文学进行综合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包括论述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现代文学史著和研究某一文体发展的体裁史等），以及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行再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研究概论、研究史等。
实际上，现代文学界早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就开始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资料的搜集汇编工作。1960年，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薛绥之等先生主持编辑了“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编印成书的现代作家作品研究十一种：《郭沫若研究资料汇编》、《茅盾研究资料汇编》、《巴金研究资料汇编》、《老舍研究资料汇编》、《曹禺研究资料汇编》、《夏衍研究资料汇编》、《赵树理研究资料汇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汇编》、《李季研究资料汇编》、《杜鹏程研究资料汇编》、《毛主席诗词研究资料汇编》；目录索引两种：《中国现代作家著作目录》、《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索引》；传记一种：《中国现代作家小传》；社团期刊资料两种：《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及期刊介绍》、《1937—1949主要文学期刊目录索引》等，计300余万字。教研组还于1976年编印成《鲁迅主编及参与或指导编辑的杂志》，收录了十七种期刊的简介、目录、发刊词、终刊词、复刊词等。丛书虽只在内部印行，而未能公开出版，但在学术界已产生广泛影响。为未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和研究史的编写，在思路、种类、体例、史料上，做了较为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据樊骏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一文中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在50年代末也做过类似工作，但未见有书印行。进入新时期以后，这项工作重新启动。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发起编纂大型史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该丛书包括：甲种《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汇编》三十卷；乙种《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编写了170多位作家研究的专集或合集近一百五十种；丙种《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等大型工具书多种。甲、乙、丙种总计五六千万字，由7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百位研究人员参加编选，十几家出版社分担出版事务。这是自新文学发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项文献整理出版工程。
此外，还编辑出版了专门发表研究成果的阵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专门研究文献的刊物《新文学史料》、《鲁迅研究资料》等，甚至有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专科辞典和现代作家的专人辞典。这些成果表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无论从类型，还是从数量上说，都堪称完足齐备。即使再有新的材料被发现，也不足以改变根据现有资料对整个现代文学及其重大问题的研究结论和总体评价，也不会影响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体系的建构。也就是说，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研究对象这个角度来看，建立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的客观基础条件已经成熟。
从人力资源说，现代文学的研究界早已有人从事新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实践，造就了一批具有严谨学风的学者，已经锻炼出一支专门从事现代文学文献研究的队伍，并有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团体。1989年，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成立，现代文学著名学者马良春任会长，徐迺翔任副会长，并编辑出版了会刊《中华文学史料（一）》（上海百家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2007年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在聊城大学集会成立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分会，标志着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意识，已经历了从初步觉醒到深刻认识的发展历程，目前已成为研究界的一种共识。远的不说，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即不断有人发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呼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刊登了已故学者马良春《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一、二、四期，分上、中、下连续刊载了著名学者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他们在文章中呼吁研究界要重视史料工作，倡导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建立，对以往史料工作的经验教训加以认真总结，并对今后的史料研究和文献学学科的建设提出一些初步的设想和建议。这说明，研究界一些有影响的学者早已有了明确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学科意识。
1986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了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虽然作者本人认为该书“不是理论性著作”，内容还不够厚重，但它毕竟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第一部专著，其开拓之功不可抹杀。该书运用乾嘉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搭建全书构架，梳理新文学史料的方方面面，其思路和做法，都是切实可行的，值得后来者重视。但还应注意吸收西方现代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中的合理部分，以建构新文学文献学的框架和体系。朱金顺先生以自己的学术实践，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给予这一新兴学科以有力的支持。
2003年12月20—21日，“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在清华大学召开。《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6期刊发了由解志熙整理的会议“共识纪要”，介绍了与会者的七点共识。会议认为：“搜集和整理现代文学文献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而做好这项工作首先是每个现代文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提出“应该强调学术创新必须建立在充分和可靠的文献史料基础上”，并把这个问题提高到“学风”、“学术道德”和“学术纪律”的高度来认识。会议呼吁加强现代文学学科建设，提高文献搜集、整理和研究的水平，建立加强学科内部的协作机制，实现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还提出：“是否尊重他人在文献发掘上的劳绩以及是否遵守文献援引的规范，乃是衡量学风和学术道德的重要指针。”这次会议的召开，证明了建立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已是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共识。
既然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建立已被历史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那么，我们就应该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探索一套切合实际的文献学理论方法体系，建构一种能够有序地安排和容纳现有的现代文学文献的框架。本课题结合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实践，在认真考察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和西方现代文献学学术史的基础上，试图突破中国古典文献学以史实考证为主的“实证”研究和西方现代文献学以文献信息的技术操作与应用为主的“实用”研究的樊篱，把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置于现代文化传播的视野中进行系统的考察，尝试建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体系和结构框架。在研究方法上，我们试图综合运用文献学、传播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等理论方法，对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尝试建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体系的一种模式，即由“总论”、“本体论”、“功能论”三个板块共同构成的文献学理论体系框架。
[1]《汉书·艺文志》。
[2]《汉书·艺文志》。
[3]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5]《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页。
[6]冯浩菲：《我国文献学的现状及历史文献学的定位》，《学术界》2000年第4期。
[7]杨燕起、高国抗主编：《中国历史文献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版。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
[8]张君炎：《中国文学文献学》，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10]刘跃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1]陶敏、李一正：中华书局2001年版。
[12]查洪德、李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马积高：中华书局2001年版。
[14]《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1936年版。
[15]《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1989年版。《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