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绥拉菲莫维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著名无产阶级作家亚历山大·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被派往前线。这期间他在《在家短暂休假》和《榴霰弹》（均为1915）等短篇和特写中，对人民的苦难作了真实描写；在《相遇》和《一颗受折磨的心》（均为1915）等作品中，表现了人民的反战情绪和士兵中间掀起的革命骚动。

对于绥拉菲莫维奇来说，十月革命是他生活和创作的新起点。1918年他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积极投入年轻苏维埃政权领导下的文化建设，主管《消息报》文艺栏目，并在莫斯科苏维埃群众宣传部任职，主持苏联教育人民委员部文学处工作。国内战争爆发后，他作为《真理报》的战地记者，写了关于顿河、北高加索和乌克兰等地区战事的大量报道和特写，后收入《革命、前方和后方》（1917—1921）一书。它们记录了革命军民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英勇历程。后来又领导《创作》、《十月》等国内大型文学杂志的编辑工作。1924年他的著名小说《铁流》问世，这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

绥拉菲莫维奇一生关注文学新人的成长和苏联文学的发展，热诚培养和帮助年轻作家诸如富尔曼诺夫、肖洛霍夫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就他们的创作发表了大量循循善诱、富有见地的评论文章，为苏联文学的未来作出了很大贡献。30年代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农业集体化的特写《沿着顿河草原》。1933年，在他70华诞之际，被授予列宁勋章。卫国战争期间，他年事已高，仍奔赴前线写作政论文章。1943年获斯大林奖金。

绥拉菲莫维奇的代表作《铁流》，是一部描写苏联国内战争初期达曼人民英勇斗争的小说。达曼半岛地处高加索西部，十月革命前，许多贫苦群众从俄罗斯各地来到这里谋生，备受当地哥萨克富豪欺压。十月革命爆发，他们揭竿而起，建立苏维埃政权，获得解放。可惜好景不长，发生了反革命叛乱，邓尼金白卫军勾结哥萨克上层进行大屠杀。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退，白色恐怖笼罩着库班草原，人心惶惶。一部分来不及撤退的红军战士为了免遭厄运，带领家属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劳苦百姓，形成了一支既无军事装备又无战争经验并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的“人流”，于1918年8月开始突围远征，到北高加索与红军主力部队会师。

这群衣衫褴褛、扶老携幼的“乌合之众”，在征途中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他们行进在峭壁悬崖和波涛大海之间的山路上，后边有反动哥萨克的追击，前面有白卫军的阻截，陷入“前后都是死”的危境。他们忍饥挨饿，忍受着烈日、骤雨、疾病和瘟疫的折磨，日夜兼程。他们目睹了孟什维克的阻挠，德国军舰的袭击，婴孩被炸死，两万多红军伤员被枪杀，一些工人被活活吊死……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像蝗虫一般”、使人觉得像赶“庙会”似的茫茫人群，在总指挥郭如鹤的坚强领导下，逐渐成为一支坚不可摧的“铁流”，最终胜利到达目的地。郭如鹤虽不是布尔什维克，却是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思想觉悟、力挽狂澜的革命英雄。他父亲是雇工，自己从小替人放牧、做工。俄土战争爆发时，是沙俄军队的机枪手，由于作战勇敢，被派往军事学校深造，获准尉军衔，同时接受了布尔什维克地下党的思想影响。1918年反革命叛乱发生后，他毅然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被群众推举为领袖。他是一个具有战略思想和组织才能的领导者。他了解群众的根本利益，善于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他建立了铁的纪律，制止了少数人的分裂活动，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他是“一个平凡的、然而干练、智慧、严格的指挥官，一个和群众一同成长的英雄”，“群众不但把自己的意志装到他心里，而且追随他，把他当作领导服从”。这也正是他和他们克敌制胜的源泉。历时一个余月的远征结束时，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仍然是无数破破烂烂、赤身裸体的赤脚战士”，“不过当初动荡的人海，在草原上是洪水横流，可现在却默默地归到铁岸里去了”。他们成了一个纪律严明、有觉悟的群体。

小说反映了时代的严酷真实，是一部礼赞国内战争胜利的史诗。其重要意义在于，它艺术地展示了人民群众通过血与火的考验，走向觉醒的过程，走向苏维埃政权的历史必然。小说结构虽简洁，但和谐而完整；情节紧张，层层推进；近景与远景交替，悲剧事件与喜剧场面交织，叙事与抒情熔于一炉，扣人心弦。也许由于受题材限制，主要是描写群体，因而人物性格、心理刻画不够，即使是主要人物郭如鹤也用粗线条描绘，明显缺乏具体的性格。

《铁流》于1931年由曹靖华译成中文，并经鲁迅编校，冲破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岩石似的重压”，才得以介绍到我国。鲁迅称赞它是一部“划一时代的纪念碑”，“在读者面前开出了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