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国文学新时期二十余年以来，从召开的数十次全国俄苏文学研讨会的情况看，除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几个19世纪俄罗斯作家的研讨会以外，大都集中在20世纪俄苏文学方面。关于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综合性研讨会，则几乎未曾开过。这种状况并不限于我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我国整个外国文学研究总体上也是如此，大都把目光投向20世纪外国文学，尤其是外国文学理论研究上。在今天，有关20世纪外国文学的研究著述，已相当不少。这虽然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这是不够的和不全面的。现在该是较多关注19世纪以及19世纪以前时代文学研究的时候了。

造成外国文学研究中这种不对称现象，或者说，造成这种“厚今薄古”现象，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原因特别值得注意：现在在各种场合可以越来越多地听到，在报刊上可以越来越多地看到，要抓学科的前沿问题。在我看来，问题在于什么是学科前沿，什么是人文学科、文学或外国文学研究的前沿?它们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前沿有什么不同?这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每个学科的发展，不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文学研究，都有一个前沿问题，换句话说，它们都要听从时代的召唤，走在时代的最前面，探讨和研究那些关系学科进步和发展最重要、最急迫、最关键的问题，亦即言人未言的问题。可以说，自主创新是它们的共同任务和崇高使命。

然而，各门学科的前沿又有自己的特殊性，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前沿各个不同。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四轮马车、蒸汽机、内燃机等，早已进入历史博物馆，而四轮马车时代、蒸汽机时代、内燃机时代等产生的文学作品，不仅没有进入历史博物馆，而且继续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给我们以艺术享受和生活启迪。那么，这种阿喀琉斯同火药弹丸并存、《伊利亚特》同活字盘和印刷机并存的现象，我们该作何解释呢?马克思说：“困难不在于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2]他接着反问道：“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3]我们知道，自然科学的变化和发展，基本上是一个代替另一个，新的代替旧的，先进的代替落后的。例如，蒸汽机代替四轮马车，内燃机代替蒸汽机，电能和核能又代替内燃机……拿英国人詹姆斯·瓦特发明的蒸汽机来说，它曾经是工业和交通上广泛应用的发动机，从而开创了人类发明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面貌。可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科学日新月异的时代里，蒸汽机早就被淘汰，不再与我们时代生活相关，仅仅在科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文学艺术则不然，那些在四轮马车时代产生的作品，如莎士比亚的作品，却不会被后来时代的作品所代替，被人们束之高阁，它们依然具有千秋万代的生命力，继续被人们阅读和阐释，一如歌德所说的“道不尽的莎士比亚”。这表明，文学研究的前沿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前沿，不一定追求最现代、最新的东西才能成为研究的前沿。对于文学研究来说，不仅有一个阐述什么的问题，还有一个怎么阐述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文学研究可以依据任何时代（过去的时代和当今的时代）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进行阐述。只要这种阐述是独特的和卓越的，是文学研究中的重大发现，具有重大的影响和启迪，就有可能成为文学学科发展的前沿。例如，俄国的文学研究专家巴赫金在研究16世纪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创作之后提出的“狂欢化”理论，在研究19世纪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之后提出的“复调小说”或对话理论，都处于20世纪文学研究的前沿地位，对各国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重大影响，并把20世纪的文学理论发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相反，那些依据于当今最新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的文学研究，却未必都能处于前沿地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十分复杂。首先，这种研究或许未能提出学科发展真正的重大问题，没有独特的发现，有时甚至人云亦云，跟着外国时髦走，这在当前的外国文学研究界绝非个别现象。其次，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学中，并非最新的、最时髦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有生命力的、前沿性的、必须与之接轨的。这如人们常言：并非所有闪光的都是金子。因此，把文学领域中最现代的、最新的东西绝对地视为文学研究中最前沿的课题，这实在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最后，西方发达国家文学研究的“前沿”是变化着的，而且这种变化往往十分迅速，令人目不暇接。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欧美文论中的科学主义（俄苏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等国的结构主义）被大规模引入我国的时候，我国的文学研究迅速从文学的外部研究转入内部研究，或从文学的外部规律转向内部规律的研究。殊不知这个时候的欧美文学研究已经发生大转移，我们的文学研究并未和它们同步或接轨。按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的说法，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又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米勒又说，随之而起的，是一次普遍的回归，回归到新批评派以前的旧式传记、主题和文学史的方法上。这就是人们所看到的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掀起的“批评理论时代”——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文化研究、身份认同、同性恋主义等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们的文学研究又争先恐后地追赶西方文论的这些“前沿”，这些“前沿”一时间也成为我们各种研讨会、各种学位论文及著述的重点。当我们以为这一回已经同西方的文学研究“接轨”之时，谁能料到西方文论再度风云突变，从20世纪90年代起，反理论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西方学界开始热衷于讨论文学死亡、文学研究不复存在、文学理论终结等问题。在西方的“理论之后”，我们的文学研究又将如何思考呢?

在我看来，一味地、不加分析地追赶西方文学的前沿，不仅很难赶得上，也是不明智的，还是以我为主、洋为中用的态度对待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