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历史评价[1]1
夏鼎铭
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已有七十多年历史，其中三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出版的；并就报纸的性质、办报宗旨、它的作用、功能以及对办报人员的要求等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就是毛泽东新闻思想（主要是无产阶级党报思想）。它对我国的新闻工作者有着巨大的深刻的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新闻工作也同样有了空前的变化和发展。随着新闻实践的改革、创新，新闻理论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研究、探索，并得出正确的结论以指导今后的实践。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需要对毛泽东新闻思想作出科学的历史的评价，对他的一系列论述进行具体分析，哪些是正确的，应该继续坚持；哪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现在形势变了，已经不适应；哪些是错误的，这有两种情况，一是理论。观点本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一是理论、观点并不一定错，但在实践中出现了片面性、绝对化的错误，它们都同样给革命、建设造成了损失。
本文试图就报纸的性质、作用（功能），对办报人员的要求这三个重要方面作些探讨。
一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他们的革命生涯中都创办过、领导过数量甚多的革命报刊、党的报刊，并卓有成效地运用它们指导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他们有着丰富的办报经验，写下了大量的新闻论著，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体系。
创办无产阶级党报——马克思主义报刊，首先要明确的问题是：它究竟是干什么的，和党的事业是什么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们所创办的《新莱茵报》和亲自指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党人报》，都是“党的旗帜”，它“极其明确地和坚决地阐述并捍卫了党的原则”[2]。列宁则强调党的出版物“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份，成为由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3]党的中央机关报则是全党的“思想中心”[4]。总之，党报是党的思想武器，它坚持马克思主义，接受党组织的领导，为完成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任务而奋斗。一句话，党报为党所有，为革命而用，这就是无产阶级党报的党性原则。
毛泽东是继承和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的党报的党性原则的。他一贯认为党报是党的工作的重要方面，多次强调各级党委，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管好自己的报纸，还决定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5]。他自己身体力行，一生中为党报、新华社写了许多重要的评论和新闻。
毛泽东从延安时期起就要求全党都来重视、关心党的报纸，强调领导干部“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他号召人们要学会办报，包括基层的油印报、墙报，并认为“这样来办报纸，那么全边区可以有千把种报纸，这叫做全党办报”。[6]全党办报有两层意思：一是各级党组织都要根据不同情况创办适应自己需要的报纸。这就肯定了党报在党的工作中的重要位置。二是就一张报纸而言，也要发动全党（本组织的党员）以及群众来办。这就明确了党报工作的基本路线。党的文件还曾规定，“经常看党报，帮助党报的发行及组织通讯工作，则是每个党员所应当努力的责任”，党员、干部“对党报漠不关心的态度乃是党性不好的一种具体表现[7]”。
全党办报思想，是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公开出版报纸指导斗争——对马列主义新闻理论的一个发展。它使党报具有广泛的深厚的群众基础，并享有很高的威望，读者往往视党报为党的化身，有什么希望、困难都愿意向它倾诉。党报工作者也明确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决不是一般性的或仅仅满足于个人爱好的文字工作，它与党的事业息息相关，必须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是十分可贵的。
报纸作为党的思想武器，在涉及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和行动部署时，宣传口径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决不能自行其是，另唱一个调。这是党报工作的一个基本经验，在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尤其如此（当然有不同意见可以按照组织程序，包括出“内参”，向上反映，在决策前也不一概排斥公开讨论）。抗日战争时期，党面临与国民党又团结又斗争的复杂局面，有些地方党报、通讯社曾发表过不符合中央路线政策的言论、报道，受到中央的批评。毛泽东及时为中央起草文电，指出报纸宣传要“增强党性”，要“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8]。1948年，在土地改革的宣传中，一些地方的报纸、通讯社传播了不少含有“左”倾错误的通讯和文章，而各地领导对此没有觉察和反映，“甚至因为陕北广播电台播发了某些不正确的新闻，人们竟误认为这是被中央认可的意见”[9]，它的危害性是众所周知的。在毛泽东的具体关怀指导下，以《晋绥日报》为代表，在一年内经过先是反右、后是反“左”的斗争，广大解放区新闻工作者提高了觉悟，取得了经验，提高了水平，使得全党报纸在全国解放前后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尽管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斗争，却没有犯过重大的带有全局性的错误。
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强调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决不会、也不可能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发生矛盾；相反，它正是集中地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为无产阶级无一己之私利，它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在我们党报历史上，确有过违背人民利益和愿望的错误宣传，但那不是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而恰恰是违反无产阶级党性的结果（主观主义、无视客观规律，乃是党性不强的表现），有过一种意见，认为党报仅仅强调党性会犯错误，还必须强调人民性——这显然是凝固地僵化地片面地理解党性。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发展，党性的内涵自然也是发展的。今天我们坚持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坚持无产阶级党性。鉴于以往的教训和时代的变化，我们要求今天的党报要特别注意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尊重和反映他们的愿望、要求，努力为他们服务，接受他们的监督和参与，这正是新时期党报党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人民性与党性并列，又强调它们完全一致而讳言可能出现的不一致，这不仅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中也会产生误解和问题（对于爱国的非党报纸当然可以人民性来要求）。
1957年夏，毛泽东撰文对报纸讲过一段带有定义式的话，即我们的“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10]——毛泽东这一新闻观点，对我国新闻工作的影响是巨大的。事隔三十多年，通过实践的检验，我们应该如何来评价它呢？
（一）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看，这段话的前半部分自然是对的，也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现在有人认为报纸不完全属上层建筑，可以讨论）。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报纸的宣传内容是“有计划的”（执行统一的宣传指令），整个新闻事业也是“有计划的”，即通常一个省市只有党报、团报、工会报纸各一份，广播电视自然更是一家；解放初保留下来的几家民营报纸，以后或改造或停刊，到“文革”时全国只有一百七十几家报纸，并且基本上都是公费办报、公费订报，二三十年没有大变化。至于这段话的后半部分，即“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论就一般意义而言，或是从当时中国的社会实践而言，显然都有片面性，在现代社会，报纸是传播信息、反映和影响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所具有的阶级斗争的作用，无疑对政党报纸或政治性较强的综合性报纸而言，自然是主要的。但若缺乏具体分析，讲在阶级社会中，不问处于什么历史阶段，不问是什么报纸（宗旨、内容、对象）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或者说一张报纸的所有内容，从新闻、言论到副刊、广告，都是在“从事阶级斗争”，那就要犯绝对化的错误。1956年，党的“八大”决议明确指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仅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而1957年，毛泽东仍然强调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显然与“八大”精神不相一致，并由此导致整个新闻界在反右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而且还埋下了报纸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祸根。
（二）现在已经明确，“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非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我们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然不能再说报纸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了。是否相应地改为：社会主义报纸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础上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这样就意味着：1.我国的新闻事业将形成以党报为核心的多元化、多层次的结构。2.在遵守国家宪法和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新闻媒介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党的机关报当然还要服从党的组织纪律）；它们之间可以相互竞争，相互监督。3.报社、电台、电视台可以作为一个产业实体自主经营，其兴旺与衰落在相当程度上受市场法则支配。
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宣传部曾经通知报纸可以当作生产事业来经营，要实行企业化，尽量做到自给自养或自给有余，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绝大多数报纸都不可能实现。今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就必须考虑经济效益了，否则不仅不能维持自己，更不可能发展自己。但是，报纸毕竟不是一般的商品，它仍应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来考虑，不能一味追逐利润，使自己蜕化变质。
二
报纸具有多种功能（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革命任务，革命导师有时着重强调发挥报纸的某些功能，或不着重强调发挥某种功能，对此，应作历史的分析，不要以偏概全。
马克思、恩格斯处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启发、教育工人阶级和推动工人运动发展的年代，他们对革命报刊（包括党报）强调得比较多的是发挥对反动统治进行揭露、批判和监督的作用，对革命运动进行鼓舞、激励和指导的作用。当然，也要求对工人运动内部的错误思潮进行批评，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列宁处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前夜，建立一个思想上一致、组织上统一并具有坚强战斗力的党，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因此他特别强调“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11]。由于列宁的党报学说传入中国较早，而且革命胜利前的中国与俄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样十分强调报纸的宣传、鼓动尤其是组织作用。
（一）党的报纸首要任务就是宣传——宣传党的思想、纲领、路线、政策。马克思主义政党毫不掩饰并公开申明这一点。列宁创办《火星报》时讲得明确：“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成形形色色的观点简单堆砌的场所。相反，我们将严格按照一定的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12]当然，革命导师也不反对，并且提倡在自己报刊上展开论战，他们在办报实践中确实这么做过，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并进行公平的争辩。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的，他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最终必定战胜谬误。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和这以后，同样突出地强调党报的宣传作用。1941年，他为中央起草的通知中提到，“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13]”。1948年4月，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又全面地深刻地阐述了这一点：“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14]。”毛泽东的论述，曾长期成为我们党报工作的指导方针，给广大新闻工作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毛泽东强调党报的宣传作用，在革命时期无疑是正确的，也是革命事业所需要的，甚至他对晋绥边区《抗战日报》的具体意见——“本地消息，至少占两版多至三版。排新闻的时候，应以本地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15]”，也是可以理解的。不如此，根据她的报纸过多地发表国内外通讯社的消息（新华社当时的覆盖面有限），就会脱离当地实际和群众。但是，如果由此产生片面认识，把宣传政策与传播信息对立起来就不对了。有的政策本身就是重要信息，通过传播信息巧妙地宣传政策也是可以做到的。即使有些与政策无关，它也可能是读者需要的。问题在于恰当的安排和善于结合。因为重视宣传政策而导致排斥传播信息，这无论是认识上的或执行中的片面性，都必然会造成报纸单调、重复、枯燥乏味（成为每次新闻改革或改进业务的难题）。尤其是建国以后，我们的报纸即是党的报纸，又是社会的报纸，它和掌握政权以前不同，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信息传播、社会服务、舆论监督、知识普及、文化娱乐等等，也都需要由党报承担起来（1957年毛泽东自己也讲，“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此时，如果再把宣传政策（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指导、组织作用）当成报纸的唯一任务，对其他功能不屑一顾、甚至随便套上“资产阶级情调”的帽子，显然是不对的了。它同样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1956年，许多新闻工作者已意识到这一点，并谋求改革。《人民日报》在7月1日改版《致读者》的社论中就说：“生活里的重要的、新的事物——无论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或者资本主义国家的，是通都大邑的，或是穷乡僻壤的，是直接有关于建设的，或者是并不直接有关于建设的，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并不令人愉快的，人民希望在报纸上多看到一些，我们也就应该多采集、多登载一些。”“尽量满足读者的多方面的要求，这是我们的天职。”——可惜，当时得到中央认可的这一意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并未能坚持贯彻下去。至于到今天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国正迫切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迫切需要了解中国，如果还对此持教条主义的态度，比如在报纸版面安排上依然在固守一本地、二国内、三国际的框框，仍然不敢把明显的全国读者关注的国际新闻放在一版或一版头条（如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那实在是大大落后于形势和无视读者的需要了。
党报的宣传作用是巨大的，但还必须强调建立在如实反映客观实际的基础之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我党报纸宣传威力巨大，真正成为打击敌人、鼓舞人民的力量，原因正在于此，而一旦胜利冲昏头脑，违背列宁讲的，“如果认为人民跟布尔什维克走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鼓动较为巧妙，那就可笑了，不是的，问题在于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内容是真实的[16]”，那必然走向反面。不顾事实，只讲宣传，甚至为了某种政治需要不惜歪曲事实，虚构事实，党报威信必然一落千丈，我们同样有过惨痛教训。
（二）党报的组织作用，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没有显著强调。列宁办《火星报》，由于当时俄国建党的特殊需要，所以把它提到突出的位置。列宁曾以砌墙时用的“引线”和造房时用的“脚手架”来比喻《火星报》的通讯员、代办员网在统一和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所起的不可代替的作用——亦即报纸的组织作用。以后，斯大林以报刊“在党和工人阶级之间建立了一种微妙的联系，这种联系就其力量来说无异于任何群众性的传达机关[17]”，也即是一种“桥梁”和“纽带”，以此来泛指报刊的组织作用（其含义比列宁讲的要宽得多）。中国革命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对于党报的组织作用同样重视（参见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18]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此更有发展。他强调各级领导应该“把报纸当作自己很好的工作方式”，“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19]中共中央西北局还曾决定，“凡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社论，党和边区政府的决议、指示、法令等以及中央或西北中央局负责同志发表的谈话或文章，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应立即分别在党员干部中组织研究，并讨论执行，不得借口没有接到党的直接通知而置之不理。”[20]
30—40年代，党处于武装斗争时期，革命根据地被分割，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无法进行现代化的行政管理。因此党报这种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和代替行政指挥的功能，即组织作用，被充分发挥是可以理解的，它也确实起到了当时其他工作方式所难以达到的效果。经过多年实践，报纸在组织、指导、推动实际工作中还形成了一套模式，比如先号召发动，造舆论，形成声势；继而树典型，介绍经验，布置进度，推动全局；最后检查评比，表扬总结……直到建国以后，尽管客观环境、工作条件有了很大变化，报纸的这种组织作用和一套模式仍然被强调、被运用。毛泽东在1958年提到省报具有五种作用——组织、鼓舞、激励、批判和推动作用时，仍然把组织作用放在第一位。
应该怎样看待报纸的组织作用呢？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时期一无所有，它能依靠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就是坚不可摧的组织力量。党通过报纸号召、部署，推动和领导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为夺取一个一个堡垒而奋斗。报纸的这种既迅速又广泛的组织作用，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特别是行政、司法、党务各系统逐步建立和日益健全，报纸的组织作用就应该有所制约和变化。比如应侧重于发挥它的上下通气、左右交流的桥梁、纽带作用，而尽量减少那种越俎代疱的直接指挥和干预作用。因为：1.从对实际工作的影响看，有助长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形式主义的弊端；2.从对报纸的报道看，往往违背新闻规律，导致从主观愿望出发去寻觅甚至“制造”新闻。实践证明，全国那么大，各地区情况千差万别，运用舆论压力强行推广一种模式、一个要求，必然脱离实际，形成蛮干、瞎干，“大跃进”的宣传和“农业学大寨”的宣传便是典型。鉴于1948年土地改革宣传的教训，毛泽东就指示解放后新区的土地改革一律不见报，这表明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在50—70年代报纸的组织作用依然受到青睐呢？这就和当时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关。计划经济就是“命令”经济，党和政府直接领导、指挥全国的经济活动，这样必然要强调发挥报纸的组织作用。因此，如果说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报纸的组织作用还有它一定的存在价值的话（六十年代初经济调整时期起过积极作用）。今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随着党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各企业均有经营自主权，若再强调报纸的组织作用（除去对社会公益活动外）则是弊多利少了。这已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所证明。
（三）党报对党内以及人民内部的批评、监督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一贯强调的。毛泽东也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看作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五十年代初，鉴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有些党员干部容易产生骄傲自满情绪，往往拒绝和压制批评，中央曾两次作出在报刊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并严肃处理过党的领导干部由于压制、打击批评而被开除党藉的事例（见报）。1954年，毛泽东又提出对报纸批评要做到“开、好、管”的方针。应该说，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报纸开展批评是做得比较好的，既强调被批评者对善意的批评即使有5％正确也应虚心接受，对批评者则强调要做建设性的批评，反对破坏性的批评，因而党内民主空气得到很好的发扬。但随后两种倾向都出现过：或是党委支持报纸不够，一部分干部仍有压制批评的现象，或是报纸依靠党委不够，出现批评的失误，造成不良后果——这都削弱了批评。至于在“左”的错误影响全党时，报纸的批评则受到极大的扭曲，超出思想、工作批评的范围，成为整人的工具。历史实践表明，正确的批评传统必须继承，错误的批评做法必须否定，而报纸开展批评则永远是需要的，决不能取消。
报刊的监督作用比批评的含义宽，它不是等到有了问题、出现错误才去批评，而是在党和政府的政策、决策形成、贯彻过程中，在每一个公务人员执行公务的每一个环节上，报纸都可以根据党纪国法进行审视、报道，真正做到“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十三大”报告），而不必等到出现不良后果时才去揭露、批评，这就是舆论监督。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党的领导发扬民主不够，法制不健全，对报刊的监督作用是很少强调的，这是我们党报工作的缺陷。今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深入，党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政企的真正分离，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舆论监督不仅是不能少的，而且要大大加强，并需要有切实的法律保障，这是可以预期的。
报纸的性质与功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性质（社会属性）表现在办报宗旨上，为谁所有，为何而用；功能是具体干什么，取得什么样的效果。报纸的性质是相对稳定的，功能却会随着形势、任务的变化而变化，或强调突出或不突出某些功能。报纸功能的合理变动，决不意味报纸性质的改变。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既要强调全面地发挥现代报纸的功能，同时也应允许面对不同对象、担负不同任务的报纸，在发挥功能上可以有不同的重点。
三
报纸内容是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主体（办报人员）认识客体的结果。现实生活纷繁复杂，真与假，是与非，善与恶，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不是一眼就可看清楚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一贯强调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从事报刊写作和编辑。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提出新闻工作者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直至亲身参加某些实践，这是十分正确的，并曾培育了整整一代新闻工作者。今天，我们正处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实际生活比以往要复杂得多，尽管现在具有完备的通讯联络工具，但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精神不能变。不错，现代社会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我们也要善于运用各种手段“抢新闻”，但是，社会主义新闻媒介与资本主义新闻媒介究竟有所不同，“抢新闻”并不是最终目的。我们的根本任务还是要全面地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新闻工作者如果违背科学的认识论，脱离实际，主观臆断或是浮于表面，浅尝辄止，那是不可能做好宣传报道工作的。
党的报刊必须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党报工作者必须具有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较高的理论政策水平，这也是无产阶级报刊工作的优良传统，今后仍应坚持，自不待言。不过，毛泽东在1959年6月，曾提出“要政治家办报”——这是一个最高的、带有根本性的要求，对我国新闻工作者影响很大，同时在实践中也出现过某些偏向，值得探讨。
毛泽东是从1958年“务虚名而得实祸”谈起的，强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的价值法则不能违反，违反了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希望大家学习政治经济学。随后又提到“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认为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而政治家（例如曹操）则“多谋善断”——“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21]
应该说，毛泽东提出的“要政治家办报”的愿意，是清楚的，也是正确的。指的是报纸妥善于发现和提出影响整个形势发展的关键问题，及时引起各方面注意，重视解决，而不要为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所迷惑，抓不到要害。马克思、恩格斯也讲过：“党的机关报必须由站在党的中心和斗争中心的人来编辑”；“对于编辑报纸来说，学识渊博并不那样重要，重要的是善于从适当方面迅速抓住问题。”[22]——自然，政治家是最具备这种条件和眼光的，党报由他们来办或直接由他们来领导，必定出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本人就是例子。
但是，当把“政治家办报”变成一个口号，成为对所有报纸工作人员的要求时，却产生了片面性，导致忽视新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1.被认为只要是政治家，便一定能或理所当然地能办好、领导好报纸。至于办好、领导好报纸还需要具备的其他条件与修养，则在实践中无形地被否定了。特别是和平建设时期与革命战争时期不同，经济工作提到了首要地位，它与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具有不同的规律，不是熟悉政治，军事的人就一定熟悉经济以及如何宣传好经济。而且新闻工作也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如果政治家不了解新闻规律，不熟悉新闻业务，也不一定能办好报纸。2.办报的人是否都应成为政治家？当然有人能成为政治家最好（比如总编辑），但实际上不可能全都是，也无此必要。新闻工作是一个专业，有它自己的学问（光懂这些自然是不够的）。从事这个专业的人，不具备足够的业务知识和操作技能，只懂空头“政治”，是完不成任务的。当然，办报的人必须具有政治头脑，这是确定无疑的。对他们做这样的要求，则是实事求是，合情合理的。而且，从当前情况看，我们更希望有些新闻工作者最好同时能成为经济学家、法律学家、社会学家等等，或至少具有这一方面的专门知识，才能较深刻地反映好这一领域的问题。
毛泽东没能经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阶段，他不可能给我们留下这方面的意见。在改革、开放年代，我国新闻界起了巨大变化，充满生机和活力。但是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权钱交易和拜金主义的浪潮正在袭击我们的新闻队伍。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既要满腔热情地宣传好市场经济，又不要被拜金主义的浪潮吞没，这是需要从思想、体制、法律、道德各方面合力来防止和纠正的问题。但不管怎样，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警告，我们要防止被“糖衣裹着的炮弹”打倒，总是值得记取的。
[1]本文原载于《新闻大学》1993年第4期。
[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
[3]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红旗杂志》1982年第22期。
[4]《列宁全集》第9卷，第273页。
[5]《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
[6]同上书，第113—114页
[7]《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132页。
[8]《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97页。
[9]同上书，第142页。
[10]《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1957年6月14日。
[11]《列宁全集》第5卷，第8页。
[12]《列宁全集》第4卷，第316页。
[13]《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
[14]《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页。
[15]同上书，第120页。
[16]《列宁全集》第30卷，第273页。
[17]《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29页。
[18]《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71—73页
[19]《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115、90页。
[20]《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215页。
[21]《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1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96页；第35卷，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