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骕教育思想与精神品格:纪念胡先骕诞辰120周年暨胡先骕教育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作为人文学者的胡先骕先生——在胡先骕教育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

叶青

胡先骕先生是我们的乡贤,我只读过先生很少一部分著述,更缺乏认真研究。谨把近期学习《胡先骕诗文集》的一些粗浅体会求教于大方之家。

胡先骕先生一生勤奋著述,在自然科学论著之外,还留下了大量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论文、杂文,据统计有97篇。前时有幸获赠《胡先骕诗文集》(熊盛元、胡启鹏编校,黄山书社2013年版)上下两大册,内收诗709首、词87阕,人文社科类论文、杂文42篇。内容之厚重令我十分震撼,捧读之余,对先生的敬仰之情逐渐有了更富有质感的体会。

一 胡先骕先生是一位罕见的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者,在人文社科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

胡先骕首先是一位视野开阔、具有科学理性精神的自然科学家,是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作为一位具有国际声誉的植物分类学家,他与郑万钧先生共同发表的关于古植物水杉的科学论文,曾轰动世界,为现代植物学界重大发现之一;他一生勤奋著述,出版自然科学专著多种,发表科学论文160余篇。

但在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的同时,其对于中西方人文学科的研究,也远远超过了一般所谓专业学者的水准,堪称学贯中西,文理兼通。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才可能产生的人物,卓越的天分和早期良好的国学教育,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少年时期又开始受到西式教育。18岁留学美国,学习农学,但他对人文学科的兴趣,却一直十分浓厚,从其所作文学批评论文来看,对于中西人文学科的研究,皆非一日之功。

作为一位杰出的自然科学家,胡先骕先生在人文领域倾注的心血颇为罕见。胡先骕文学评论写作集中在1919—1924年之间,以《胡先骕诗文集》中所收入诗文作一个简单的统计,这期间发表的文学批评论文和诗词论文16篇,近16万字,另写有120余首旧体诗。

需要注意的是,胡先骕先生素以自然科学研究为主业。同在1919—1924年之间,胡先骕先生曾两度前往江西、浙江等地采集植物标本,并合作编撰《高等植物学》(我国植物学第一部大学教材),合作翻译了《科学大纲》,其间再度赴美深造并获得硕士学位。我们不能不深深佩服其精力之旺盛,也深深感动于一位自然科学家的人文学情怀与付出。

二 作为一位文学批评家,胡先骕先生的研究是严肃而富于个性的

在文学批评领域,胡先骕先生绝不是玩票式地客串,而是以科学的态度进行了学理层面的认真研究,堪称那个时代最勤奋、最富有个性的文学批评家之一。

我们不必讳言,胡先生的这些文学批评论著虽在当时文化保守主义者阵营中得到拥护,也曾引起新文化运动激进者的反击,但客观地说,它们在当时社会的影响是微弱的。但是,影响微弱并不是由于这些思想完全没有价值,而是由于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在主流话语的霸权之下,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言论不合时尚,不好听,不响亮,难以引起人们认真倾听的兴趣。

他的许多观点现在看来无疑是正确的,比如他对《尝试集》的评价。现在来看,《尝试集》的名头之响亮实与其所取得的成就不符。但《评〈尝试集〉》文发表后社会反应冷淡。胡先骕曾说:“此文(指《评〈尝试集〉》)出后,《新青年》、《新潮》两刊物中迄无人作一文以批评之,仅罗家伦曾作一讥讽口吻之短评而已。”当时,撰文予以回应的除罗家伦外,还有周作人。周作人曾应沈雁冰等人之邀,撰《〈评尝试集〉匡谬》(《晨报副刊》1922年2月4日,署名式芬)一文,以杂文笔法,通过指出胡先骕文中的数处失误,予以回应、批驳。但这种以杂文笔法的反驳,较之《评〈尝试集〉》中富于学术深度的论证毕竟显得缺乏力度和分量。反对者寥寥,也体现出当时主流话语对“不合时宜”之论的有意冷落。

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也许正因为这些言论的不合时宜,反而表现出一种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率真和坚持。这种坚持中也许包含着一些意气和偏执,但其中许多深刻的思考却使这些论著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具有独特的价值。

三 胡先骕先生是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真诚而严肃的思考者,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胡先骕先生是一位有着现代理性精神的自然科学家,在自然科学领域之外,作为学衡派的骨干人物,是胡适派文化激进主义最有力的批判者。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信念坚定、立场顽固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形象。但他的思想绝不凝滞,他对中国文化的反思精神是十分深刻的。

特别是40年代以后,经历了八年的抗战,胡先骕先生对中国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的认识大为深化了,并进行了一系列认真的反思,这些反思集中体现在1945年发表的《中华民族之改造》系列长文中。原刊编者按中说,这篇长文有10万余言。目前出版的《胡先骕诗文集》中收入了《绪论》和《思想之改造》两文。在这两篇文字之中,他的反思如此认真而深刻。他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伦理道德思想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既肯定中华民族具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各种“美德”,同时也指出我们民族性中存在着贪婪、残酷、缺乏同情心、舞弊、不忠实、纵欲、保守、缺乏生活力、缺乏正义感、缺乏智慧活动、缺乏求知欲、缺乏美感、缺乏宗教感、缺乏合作互助精神、不守法、不守秩序等“恶德”,因而强调国人须行“思想之改造”。文风犀利如解剖刀,读来难免有刺痛感,但在这冷静、理智的外表下却能感受到先生对民族振兴的热切期待。他在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欲改造中华民族,使之不但能振衰起敝、革故鼎新,以适应生存于现今之世界,且能领导世界以创造更伟大之文化,则必自改造中华民族之思想入手。”

习近平同志近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说:“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胡先骕先生关心国家、民族的未来,是一位真诚思考、忧国忧民、坦陈己见的文化思想者。他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中,既包含着对于这种文化的深深敬意和代代传承的坚守,也包含着对于这种文化的深刻反思,包含着勇于改造、勇于创新的迫切要求。在纪念胡先骕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重温胡先骕先生在人文领域的卓越成就,重温他对民族文化继承与创新的一系列论述,使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深刻思想跨越时空的穿透力。

(作者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