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德国的“焦虑”

1688年的“光荣革命”为英国确立了议会的主权，并为君主立宪制奠定了基础，政治上的安定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18世纪上半叶英国完成了“农业革命”，18世纪下半叶又展开了“工业革命”，经过七年战争﹙1756—1763年﹚，大英帝国的雏形已经基本出现，海上霸主地位得以确立。就经济而言，18世纪的欧洲无疑是英国的世纪，但是就文化而言，18世纪则是法国的世纪。“当时的欧洲人不仅为源自法国的一种典雅活泼、纤巧轻灵的新型艺术风格——‘罗可可风格’所倾倒，更为法国启蒙思想家那些顺应潮流的新思想、新理论所折服。一时间，一股前所未有的‘法语热’风靡除了英国之外的几乎整个欧洲。”[2]仅仅举出孟德斯鸠、伏尔泰、百科全书派和卢梭的名字就足以说明18世纪法国文化的魅力，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在理性的法庭面前审判一切，对宗教、专制制度发起猛烈的攻击。由于英国和法国资本主义获得较大的发展，民族凝聚力、独立性也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国王的力量相当强大，教会和主教也逐渐脱离罗马天主教会的约束转而成为王权的支柱，罗马天主教会的势力已经不再能左右英法的国内局势。因此，在英法境内，启蒙运动能够迅速展开，并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

18世纪的德国“和其它欧洲国家的资产阶级相反，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是腐败的，在精神与文化上日趋落后贫乏，以及顽固地坚持落后的正统思想方式和臣民精神”[3]。此时的德国陷入通常所说的“德意志苦难”[4]之中。据不完全统计，30年战争之后，全德意志地区总共有1798个拥有独立主权的政权，政治上分裂、保守，经济上极端落后。18世纪初，德国依然笼罩在30年战争的阴影之中，这场漫长的战争使得德国陷入悲惨的境地，“六分之五的乡村被毁，捷克和萨克森的矿山全部被破坏；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工商业急剧衰退；工场手工业遭到摧残，在整个工业生产中占不到10％，代之而起的是落后的农村家庭手工业；绝大多数城市都失去了原先的商业意义，沦为诸侯的政治中心；贸易额急剧下降，只能输出一些原料；农民变得一无所有，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5]。

恩格斯在《德国状况》中，对17、18世纪的德国状况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他说：“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的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影响群众意识的工具，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甚至连比较大宗的对外贸易也没有，除了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6]与经济和社会的严重衰落相适应，战争严重阻碍了德国文化的发展，甚至摧毁了德国的精神。在战争的打击下，“德国文化萎缩成一种地方性的文化，在那些沉闷的小宫廷里苟延残喘。当时的德国，根本没有‘巴黎’，没有中心，没有活力，没有骄傲，没有进步、变化和权威的意识”[7]。在17、18世纪，与英国、法国等相比，德国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都乏善可陈。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后裔，德意志所面临的首先不是恢复其昔日的辉煌，而是在英、法等强国的环伺下取得生存的权利。如何建立统一的国家，如何在经济、政治、文化上有所发展，成为德意志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在德意志的诸多邦国中，普鲁士的“士兵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建立起了军事王国，并使王权凌驾于等级议会之上，在其任内，普鲁士专制制度空前加强，经济和社会获得较大的发展，普鲁士崛起。174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继承普鲁士王位，普鲁士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开明君主专制”时代，弗里德里希二世一方面继承其父的志向，醉心于君主专制，加强君主集权，建立绝对的王权，提出“国家利益至上”的口号；另一方面，国王本人终其一生都是法国的巴洛克文化和启蒙文化的崇拜者，他本人就是普鲁士启蒙运动的发起者和代表人物，在其任期内，普鲁士继承来自莱布尼茨、沃尔夫的启蒙精神，吸收法国启蒙运动养料，并使普鲁士启蒙运动达到鼎盛。在这种情况下所发起的德国启蒙运动，从其性质上来说，是一场在先进国家的刺激下产生的自强运动，其目的是改变德国落后的面貌；从其产生的动力来说，他是在绝对君权的束缚下由上而下地发展起来的。这使得普鲁士的启蒙运动与英、法两国所采取的形式不同，它是从上到下发起的运动，不仅没有相应的资产阶级力量的支持，而且由于普鲁士宗教和专制势力的强大，使得这场启蒙运动“只是采取温和的形式批判宗教和专制制度，因而在启蒙运动中就发展起一种‘反作用’，它对莱辛和其他启蒙代表人物的批判的理性主义作反批判，而且再次把情感——精神活动除了理性和意志外的第三个功能——作为独立的功能加以强调和呐喊”[8]。

政治上的极端专制，宗教上的沉重负担，使得普鲁士的政治和宗教批判运动无法开展，经济上的落后，使得普鲁士的先进知识分子所发起的自强运动无法获得下层的支持，进而转向文化领域。此外，当德国的文化在战争中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之后，“德国文化一方面滑向路德式的极端经院学究——细微琐碎但相当枯燥无味；另一方面则沉入人类灵魂深处——其精神追求恰与经院派南辕北辙”[9]。外在世界的压抑和无奈，内心世界的丰富使得德国的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展现了他们的创造性。如恩格斯所说，“只有在我国的文学中才能看出美好的未来。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10]。在现实中感到绝望的德国知识分子，在文学中倾诉他们的希望和梦想。在启蒙运动之后所发生的“狂飙突进”运动﹙1770—1785年﹚正是在文学领域所展开的一场激进的文学运动，它以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铁手骑士葛兹·封·贝利欣根》，席勒的《强盗》、《阴谋与爱情》为主要的代表作，青年歌德和席勒在文学中以激昂的情感表达了对现实的绝望，对自由的向往。

“狂飙突进”运动继承了德国启蒙运动对情感强调的特性，并表达了肯定个人自我的强烈信念。“狂飙突进”运动远比早期的启蒙运动要激烈，并反对之前的启蒙运动对专制的妥协，要求用激情去实现启蒙运动所无法实现的理想，要在生活中实现个人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由于“狂飙突进”运动只是由以青年歌德和青年席勒为领袖的热血青年所发动的一场纯粹的文学运动，是一场在文学范围内，通过个人的感受来表达对专制和教会压迫的控诉和抗议。不仅影响范围小，而且由于没有与现实的力量相结合，所以无法改变社会，“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是德意志市民——资产阶级内部第一次带有全德性质的民族文学运动”[11]，它打开了全德意志文化的大幕。需要指出的是，18世纪中叶无论是在普鲁士，还是四分五裂的德国，都没有发生统一的启蒙运动，在这里所指的德国的启蒙运动只不过是在一个较小范围内所发生的运动，无论启蒙运动还是“狂飙突进”运动都还属于文化的范围，所关注的只是私人的领域，德国的政治和现实还不是他们多关注的对象。例如，勃兰兑斯曾指出，对于歌德来说“纯粹的人道就是他的理想，这也是整个时代的理想；私人生活吞噬了一切。18世纪和启蒙时期所有剧烈的斗争，同德国人的理想主义天性相协调，仍然局限于个人的教育过程。但是，纯粹人道不仅是对历史事物的背弃，而且一般还意味着对素材本身抱无兴趣的态度”[12]。

总而言之，18世纪的德国，在英国和法国的迅速发展的影响之下，德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君主出于对落后现实的焦虑以及作为神圣罗马帝国后裔所具有的使命感，在开明君主的领导下，仿造英法等先进国家发起了一场带有德国特色的自强运动。但是，无论是德国的启蒙运动还是“狂飙突进”运动，都是自上而下地发生，而且是在外国尤其是英、法等国的迅速发展下被迫发生，这就使得这一运动与英、法的启蒙运动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德国的启蒙运动是在吸收英、法先进思想的少数知识分子中发生，而且是在当权者的领导下进行的﹙如普鲁士的启蒙运动就是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这就使得德国启蒙运动在宗教和政治上具有不彻底性，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无法展开，转而在文学、思想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命。由于德国的现实还远远没有发展出与实现启蒙运动要求相符合的力量，而且无论是启蒙运动还是“狂飙突进”运动，都对德国的现实漠不关心，他们所追求的是纯粹人道的理想，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在他们看来是思想狭隘的表现，这就使得启蒙运动和“狂飙突进”运动都仅仅限于上层知识分子的范围内，并导致德国的思想与德国的现实相脱离，无法获得下层群众的支持，从而形成一种社会运动。但是，在这种纯粹人道主义理想的影响下，德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吸收英法等国的先进思想，在思想上成为英、法的同时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