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利用外资转型升级的体制创新研究

内容提要：利用外资是江苏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率先实现利用外资的质量效益型增长、结构优化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是江苏开放型经济的率先转型发展和打造中国开放型经济升级版的关键所在。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使江苏在新一轮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竞争中面临新的不稳定因素。从表面上看，江苏利用外资的发展困境是因为企业大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从深层次来看，是利用外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体制建设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难以适应国内外形势和开放型经济自身发展的需要而引起的。在此新形势下，江苏应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主攻方向为指导，加大体制创新，实现利用外资的转型升级。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欧、日三大经济体企图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货币关系（TTIP）和多边服务业协议（PSA）三大协议为新载体，加速重构新一代高规格的全球贸易和服务业规则。在此背景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全会还将市场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转向“决定性作用”。更加开放和公平的市场体系的改革目标，使中国改革开放36年之后对外展现出更加开放的姿态，为外商开辟了新的投资空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则是新形势下中国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的试验田，其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将进一步拓展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空间。江苏在经过30多年的创新探索和成功实践后，已成为中国开放度最高、开放型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时期，无论从发展基础、发展环境、发展需求还是从服务全国角度来看，江苏的开放型经济都有条件有必要率先转型发展，争创开放型经济新优势，打造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升级版。利用外资是江苏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率先实现利用外资的质量效益型增长、结构优化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是江苏开放型经济的率先转型发展和打造中国开放型经济升级版的关键所在，还将为其他地区利用外资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鉴于江苏利用外资以吸纳外商直接投资为主，本文研究对象主要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

一　江苏利用外资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利用特有的区位优势和要素禀赋，吸纳集聚的外资规模不断扩大，而且外资的质量不断提高，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继续保持领先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跨国直接投资陷入低潮，在此后全球跨国直接投资走向复苏的过程中，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引资国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重要稳定因素。江苏吸引外资规模连续11年保持全国领先，2013年实际到账外资332.6亿美元（图1）。占全国的外资规模自2006年以来一直保持在25％以上，世界500强中有400多家在江苏投资。江苏作为中国利用外资的主阵地，对稳定中国利用外资的形势，推动我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以开放促改革的政策实施，尤其是上海自贸区的设立，简政放权、减少审批、重视市场作用等措施为外资进入提供更加便利的准入条件，将有助于吸引更多的高端投资，同时自贸区的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将促进江苏进一步提高投资便利化、优化投资环境，从而带动江苏利用外资的规模扩大。

（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项目增多

利用外资水平的提升，不仅仅是实际投资规模的增加，更重要的是提高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大型项目通常投资规模大、技术层次高、辐射带动作用强，对投资环境要求高，从而成为衡量利用外资质量和评判综合投资环境状况的重要依据。随着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江苏越来越重视外资的质量，鼓励引进外资的大项目。从2005年起，合同利用外商投资项目数量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图2），与此同时其利用外资的总额大多年份都在增加（图1）。数量上的一增一减反映出江苏省利用外资质量的提高以及大项目数量的增加。2012年，江苏全省批准外商投资项目平均协议外资规模为1375万美元，新批及净增资9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245个，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已有216家在江苏投资了1116个项目，总投资超过1亿美元的大项目已达1001个。外资大项目尤其是具有关键作用的重大项目的引进，对提升行业整体水平、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起到了引领带动作用，成为各地加快产业结构战略调整、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强大引擎。

（三）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域不断扩大

当前，江苏利用外资的领域不断扩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在制造业利用外资不断增加的基础上，先进制造业引资规模加大，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引资增速更快，对江苏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发挥了重要作用。2007年一、二、三产利用外资比为1∶75∶24，2012年调整到4∶65∶31，服务业利用外资有明显的新发展，2013年前5个月，江苏省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50.5亿美元，占全省利用外资比重达到了38.6％，比2012年提高7个百分点；协议利用外资49.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1.7％。在房地产业实际利用外资下降10.9％的背景下，江苏的服务业保持了12.3％的增长。新成立的上海自贸区将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的试验田，自贸区创新对外开放模式，将实行监管模式创新、构建离岸金融中心、先行先试人民币资本项下开放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等将有利于培育我国尤其是东部地区面向全球竞争的新优势，江苏利用外资领域将在自贸区的示范和辐射效应下不断扩大。

（四）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较强

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我国经济稳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2012年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6.11％，涉外税收贡献了全国工商税收总额的21.64％，其中98％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在江苏，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已累计超过3000亿美元，外资企业为江苏贡献了约1/4固定资产投资、三成的GDP、近七成的对外贸易，为江苏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012年投资江苏的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创造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37％的总产值，利润总额、利税总额分别占37％和33％，吸纳了40％的就业人数。外资企业还为江苏贡献了62％的出口额和70％的进口额，缴纳税收收入2000多亿元，占全部税收的1/4。

（五）上海自贸区的溢出效应将促进更高水平更开放地利用外资

面对国际投资自由化的新规则新挑战，上海自贸区建立基于负面清单的开放宽松的外资准入制度和高效规范的投资管理制度。对于没有列入负面清单的行业实行备案管理，按照内外资企业一致的原则改变外资项目一律核准的做法。这一制度将从根本上终结传统的投资审批制度。为了接轨国际服务贸易制度，自贸区进一步深化服务业的开放，推动服务领域的改革，建立与服务贸易相适应的通关管理模式和监管体系，形成符合国际惯例的服务贸易自由化。自贸区还将通过建立资本项目可兑换体系、人民币跨境使用体系、利用市场化体系、离岸金融服务体系和宽松可控的外汇管理制度等与市场化、全球化的金融业务相适应的金融制度，深化金融业的改革开放。此外自贸区将建立与国际规则相适应的法律制度，营造公正、透明、规范、高效的法律环境，为适应国际规则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以开放倒逼改革的制度将从根本上促进上海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升级，利用外资的质量和规模将得到有效的提升和增加。上海自贸区作为我国制度性变革的试验区，其窗口期内的基本制度改革的成熟经验还将向全国复制推广。江苏与上海相邻，将首先感受到改革的辐射效应和溢出示范效应，其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升级将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

二　江苏利用外资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

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江苏原有的优势弱化，江苏在利用外资中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利用外资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阻碍，需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新阶段转变。

（一）江苏利用外资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1.外资独资化倾向进一步加强导致溢出效应降低

利用外资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而获得外资的技术溢出是一个重要途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投资环境与国际日益接轨，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对三资企业的限制政策逐步放开，为外资企业提供了更为良好的市场空间和政策空间，合资优势弱化，外资独资化现象愈加明显。2012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中，外商独资企业所占比重高达80％，中外合资企业所占比重仅为16％，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的比重更是少之又少，仅占4％（见图3）。独资化倾向给内资企业通过“干中学”从而实现引资技术溢出带来障碍，对中国内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带来一定的抑制和挤出效应。

2.服务业利用外资明显滞后

服务业外商投资成为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之一。服务业外商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为服务业外商投资有利于提高东道国对新服务产品的需求，其技术外溢效应可以提高东道国服务业的质量，促进服务业和相关产业的转型发展，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国际上，服务业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发达国家为重塑国际竞争优势，在启动再工业化进程的同时，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积极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发展中国家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逐步提升本国服务市场的开放水平，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发达国家为维持其服务业的领先优势，正着手谋划面向服务经济时代、更高标准的国际贸易新规则。而我国的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不但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不相符，还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机。2013年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614.51亿美元，同比增长14.15％，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为52.3％，首次占比过半，是国内吸收外资最多的领域，但远低于全球服务业跨国投资占跨国投资总量近2/3的水平。

江苏在努力优化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但仍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领域，服务业外资则主要投向房地产业，现代服务业利用外资明显滞后。2010年以前，江苏服务业利用外资占全省利用外资的比重一直低于30％，直到2011年才上升到36.5％。2012年江苏三次产业实际到账外资结构比为4.2∶64.6∶31.2，其中房地产业利用外资占服务业外资的52.5％。即便是外资主要集聚地苏南地区，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比重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现代服务业利用外资比重更低。2012年，江苏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利用外资占全部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比重只有2.4％，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与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比重分别只有0.01％ 和0.28％。

3.外资来源地过于集中

外商在华大型项目投资来源地广泛，遍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集中程度也比较高，主要来源于亚洲发展中经济体，英属维尔京群岛、萨摩亚等自由港的投资也占相当比重，欧美发达经济体的投资相对较少（见图5），并且近年来所占比重还在大幅降低。在江苏，虽然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资金来投资，但来自中国港澳台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和荷兰等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占江苏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78％。在国际投资环境恶化的形势下，亚洲的五个经济体对江苏的投资仍能逆势增加，为稳定江苏外资形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外资来源地过于集中，会因来源地发生政治经济等不可抗力事件，容易对投资地产生波及面较大的影响。另外，跨国投资的主体是欧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这些外资也是质量最高的外资，会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为我国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带来动力。但由于我国外商投资方面政策与法规的不完善，阻碍了这些高质量资本的流入，而来自港澳台地区的外资对技术结构的优化作用相对较小。

4.利用外资的区域分布不均衡

江苏多年来利用外资都呈现“南高北低”的态势。从利用外资总量和对江苏经济的贡献来看，江苏利用外资的区域分布仍明显不均衡（表1）。2012年苏南利用外资规模分别是苏中和苏北的3.97倍和3.21倍，苏中和苏北利用外资和仅占江苏利用外资总量的1/3。苏南、苏中和苏北的外资所创造的产值占地区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分别是48.2％、30.4％和16.6％，苏南外资企业对当地产值的贡献分别是苏中和苏北的1.6倍和2.9倍。在促进就业上，苏中和苏北外资企业的贡献分别是22％和12％，苏南则是37％，是苏中和苏北的1.7倍和3.1倍。

（二）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对江苏利用外资的影响

自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新情况必然对江苏利用外资带来影响，给江苏利用外资方式带来挑战，原有的利用外资方式难以为继。

1.欧美企业的投资意愿和能力有所下降

当前，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欧债危机后果仍在影响欧洲经济，日本经济持续低迷，这意味着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不振将会持续较长时间。由于危机导致投资获利空间收窄、投资风险剧增，加上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等资源供应趋紧、融资困难、人民币汇率上升等多重压力，使美欧企业投资行为趋于谨慎，投资意愿和能力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危机造成的资金链断裂，也大大降低了发达经济体企业的投资能力。

2.发达国家资本回流倾向明显增强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发达国家制造业大量外移，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在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和长期经济下滑之后，欧美发达国家认识到，以金融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最终还是要被实体经济所取代，因此纷纷提出回归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再造等口号，鼓励资本回流。在美国，2012年2月，奥巴马政府表示要在2015年前把美国的出口提高1倍，同时大力吸引美国跨国公司重返美国设厂，并呼吁美国国会修改宪法，促进美国制造业发展，鼓励企业在国内投资设厂，甚至建议在海外投资设厂的跨国公司应当向美国支付基本的最低税金，用来为选择留在美国并雇用美国人力的公司减税。奥巴马还鼓励研发和创新，重夺全球尖端科技制造业的领先地位。这些鼓励资本回流的举措对江苏吸引美欧发达国家外资带来了明显的影响。

3.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对利用外资形成新的冲击

以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结合为基础，以数字化制造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在这种新的经济模式下，可再生分布式能源的利用能够缓解能源紧缺，减少对环境的破坏。随着数字化制造技术的成熟，工业机器人等装备制造业的兴起，使工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减少，如富士康在2011年就计划三年内装备100万台工业机器人替代人工，上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过的“工人和机器之间的斗争”。3D打印机的普及应用，将使规模化生产方式变为大规模定制化生产，集中生产、分散销售的生产组织方式也将让位于到消费者所在地分散生产、就地销售。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将会发生改变，人们思想活跃，参与设计、生产，分享创新性的思想、观念。这种经济模式将改变各国的竞争态势，进而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影响。由于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资源、能源、环境和劳动力的约束放松，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有可能向发达国家“回溯”。这将对江苏利用外资产生冲击，更是给以“引智”和“择资”实现利用外资的转型升级带来一定的难度。

4.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影响外资企业在江苏的发展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发达经济体由于市场需求不足，制约了经济发展和就业，各国之间争夺市场的竞争势必加剧，这就使得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明显增加，全球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进一步恶化。美国、欧盟和日本通过一系列加强检验检疫、调整原产地规则、提高环保标准等措施设置贸易壁垒，部分国家的法规、政策调整明显表现出限制本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政策意图；俄罗斯、印度、越南、韩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则分别通过提高进口关税、限制部分商品进口、增加出口补贴、实施严格海外劳务雇用政策等措施加强贸易和投资保护。江苏外贸依存度较高，出口面临严峻考验，国际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外商来华投资的信心和决心，进而影响外资企业扩大生产和经营的规模，甚至有可能导致外商撤资。

5.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投资环境逐步改善，利用外资竞争更趋激烈

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呈现巨大活力，与部分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形成鲜明对比。2012年，发展中国家在吸引FDI方面走在了前面。发展中国家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52％。在各发展中区域，流向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在历史高位，非洲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也较2011年有所增加。不少新兴经济体如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通过调整吸引外资政策以及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显著增强。目前，新兴经济体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GDP比重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并呈稳步上升态势。这将意味着，今后江苏利用外资的竞争会更趋激烈。

6.资源成本上升，土地、生态环境承载力下降，低成本引资时代不复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凭借土地、劳动力、资源能源等低成本优势，江苏在利用外资上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但主要承接的是西方国家转移出来的粗放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和资本总是向成本洼地集聚。随着江苏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劳动力成本大幅攀升，用工荒常态显现，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土地资源出现严重短缺，生态环境承载力不断下降，要素的制约不仅使江苏原有粗放式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促使外资项目加速向其他成本洼地转移，还阻碍了江苏吸引发达国家高科技项目等高端外资的投入。

7.利用外资政策红利趋于弱化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原来给予外资的优惠政策已逐渐取消，利用外资政策红利趋于弱化，对外资的吸引力下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发达经济体为了走出危机泥潭，鼓励本国资本回流，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实施优惠的引资政策，对江苏利用外资工作提出了挑战。在国内，中西部内陆地区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大为改善，成本优势十分明显，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不断增强。重庆、河南、安徽等省市相继出台了地区性利用外资的优惠政策，不仅使以加工类产品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还使原来的一些外资龙头项目（包括先进制造业和总部经济等）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政策上放宽投资准入、扩大内陆沿边开放也给中西部地区带来了利好。这些变化都使江苏在新一轮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竞争中面临新的不稳定因素。

三　加强体制创新，率先实现江苏利用外资的转型升级

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背景下江苏利用外资面临着发展困境，究其原因，是由于江苏的外资企业大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两头在外”，技术含量低，缺乏创新，对外的抗风险能力较差，需要从提升利用外资质量、实现利用外资的转型升级上下功夫。从深层次来看，在于利用外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利用外资的体制建设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比较突出，不适应国内外形势和开放型经济自身发展的需要。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了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主攻方向，江苏应在此新形势下，充分利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辐射效应，加强体制创新，以质谋变，抓住关键的战略环节，优化外资结构，提升价值链，提高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率先实现利用外资的转型升级。

（一）放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

现阶段江苏的利用外资应不仅仅是简单的引进资金，更重要的是吸收国际投资中搭载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先进管理经验，这对江苏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至关重要。

第一，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引资力度。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的若干规定》提出要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的投资准入。在“十二五”期间江苏利用外资政策应积极引导外资转向一般制造业，加强外资与当地产业关联度的紧密结合，注重产业关联效应，并向集约化、高端化、链条化方向发展。一是要围绕新兴产业倍增计划，鼓励外资投向新能源和智能电网、新材料、生物技术和新医药、节能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物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新兴产业特色基地的发展。二是要鼓励外资投向高端产业，主要是“微笑曲线”两端，着力引进生物医药、纳米、生态环保等领域更高层次的制造业，不断延伸新兴产业的产业链。三是要以高端技术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当前应针对江苏高端制造业缺乏、产业链高端环节缺失的现状，加快引进欧美发达国家先进适用技术和设备，重点是引进专利、专有技术、软件及配套技术和一些大、高、新投资项目，提高传统产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能力，培育一批旗舰式高端制造业企业，实现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互动发展。同时也可以解决外资来源地过于集中的问题。

第二，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利用外资的领域。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是现代产业演进的客观规律。伴随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二者不再是简单的分工关系，而是在相互需求的基础上，为降低其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采取互动融合发展。在产业融合的趋势下，以知识为核心要素，以提高附加值、高层次、知识型的生产和生活服务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大，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突破点。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的若干规定》中提出要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明确规定，上海自贸区将选择金融、航运、商贸、专业、文化以及社会六大服务领域、18个服务子项，实施扩大开放措施，暂停或取消相关准入限制，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江苏服务业开放程度低，竞争力弱，仍是经济发展中的一块“短板”，应抓住这一政策机遇，进一步扩大投资领域的开放，尤其是扩大服务业的开放，以此带动服务业与制造业跨越式融合发展。一是要进一步扩大区域内合作，对接自贸区建设的重点领域，鼓励各地和企业与自贸区开展全方位的交流合作。自贸区是服务业、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试验区、示范区，服务业的进一步改革将给上海带来产业提升的效益，并给区外带来溢出效应。江苏应抓紧研究自贸区经验的复制和推广，在学习借鉴中接受辐射带动，在深化合作中推动转型发展。注重引进现代物流、金融保险、商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外资项目，提升对制造业的配套服务功能和水平，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二是要拓展科研设计、管理咨询、地区总部、风险投资等高端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新领域，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改组改造传统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管理水平和整体素质。三是要大力引进以业务改造、应用管理、财务管理、采购等为重点的业务流程外包和以投资、技术、评估、专利申请和市场分析为重点的知识流程外包等方面的外资企业，积极推动服务外包转型升级并向高端攀升。此外，要通过利用外资引进先进经营理念，注重信息化和技术服务标准带动，加快传统服务业的转型升级。

（二）创新利用外资方式

当前，利用外资的内外部条件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对外资的需求开始从以数量为主转向以质量为主，现有的引资方式已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推动利用外资方式多样化，是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促进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和重要路径。除了传统的直接投资外，当前国际产业转移越来越多地采用跨国并购、证券投资、风险投资、非股权安排、项目外包、业务离岸化等新兴方式。江苏要适应这种趋势，在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上取得新突破。

第一，要突破以绿地投资为主的单一利用外资方式，拓宽利用外资的渠道。应鼓励外资企业通过参股、并购等方式整合产业链，提升产业水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的平均增长速度（30.2％）超过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15.1％）。在全球范围内，跨国直接投资当中有80％以上是通过并购的方式进行的。应大力引进各类投资基金，着力吸引跨国公司在江苏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结算中心以及成本和利润核算中心等功能性机构；应鼓励企业境内外上市，并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在境内公开发行股票、企业债和中期票据等；应支持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医疗卫生等领域利用国外优惠贷款，加大间接利用外资的力度。

第二，要突破依靠低成本的单一引资优势，引导外资由成本取向转为市场、创新和高科技取向，从而促使产业链高端环节、研发和营销环节的进入，努力向产业链的两端延伸。

第三，要突破以独资为主的外商投资形式，推进内外资企业合资合作。应鼓励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构建战略联盟，搭建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平台，提升企业研发能力；应加强内外资企业配套协作，发挥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在价值链上的关联效应，从而扩大技术溢出效应；应创建有利的政策环境支持企业承接国际项目外包，扩大与国外企业的合作。

（三）创新利用外资管理体制

虽然从总体看，江苏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吸收外资的综合优势仍然存在，但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下降，吸收外资面临挑战，进一步提升外资质量和水平，必须创新利用外资管理体制，改革外资管理方式和法规，积极对接国际先进理念和通行规则，大力营造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透明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正义的法制环境。

第一，要紧密结合各地实际，以各类开发区为主阵地，复制推广上海自贸区先进经验，申请获批新的自由贸易区争取政策红利，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服务外包等相配套的产业环境的不断完善与发展。

第二，积极借鉴上海自贸区体制机制创新的新理念新举措，借力借势推进江苏地区改革创新，强化“亲商、富商、安商、便商”的现代政府理念，创造更加高效、周到、便捷的政务环境。要树立对外资服务的新理念，即从以“商”为主转变到以“我”为主，从以“服务”为主转变到以“引进和促进”为主，从以“宜物环境”为主转变到以“宜人环境”为主，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管理水平，创造更加高效、周到、便捷的服务环境。在全面深化改革规定的指导下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削减资质认定项目，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以投资便利化更好地适应利用外资转型升级的需要。

第三，应注重营造稳定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研究探索对外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积极创新调整引资政策，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对外商投资企业继续实行国民待遇，关注和解决投资者投诉，加大打击各种侵权行为的力度，建立多部门参与的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长效机制，将打击侵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专项行动制度化、常态化，切实提高法律和行政法规实际执行的能力，努力创造更加优良的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尽一切可能使投资政策符合国际惯例，依法维护中外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努力为外商投资营造公开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和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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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

研究基地：党的经济理论创新与江苏持续发展研究基地

承担单位：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首席专家：周明生

课题负责人：祖强

主要参加人员：梁曙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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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下数据除特殊说明，均来源于历年《江苏统计年鉴》。